真正的學者鄒承魯

鄒承魯(1923－2006),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著名生物化學家。1923年5月17日生於山東省青島市，祖籍江蘇無錫。1941年，畢業於由天津遷到重慶的南開中學高中部；同年，考入設在昆明的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聯合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就讀於化學系。1946年，赴英深造。1951年，獲英國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1958年，他參加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為胰島素的人工合成做出了重要貢獻。2006年11月23日，鄒承魯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鄒承魯在1951年獲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後立即回國，在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工作。他與王應睞等合作純化了琥珀酸脫氫酶，並發現輔基腺嘌呤二核苷酸與蛋白部分通過共價鍵結合，這是以往從沒有發現過的。他們對呼吸鏈和其他酶系的系列工作奠定了我國酶學和呼吸鏈研究的基礎。1958年，他參與發起人工合成胰島素工作，負責胰島素A、B鏈的拆合。他和他年輕的同事們成功地完成的這項工作確定了胰島素全合成的路線，為中國科學家最早完成人工合成胰島素做出了重大貢獻。

，中國人工合成胰島素課題是1958年12月底正式啟動的。1959年初，人工合成胰島素的工作全面展開。首先是由鈕經義、沈昭文、龔岳亭幾位研究人員組織有關人員解決了氨基酸的大量供應的問題。天然胰島素的拆合工作在鄒承魯的指導下幾經波折得以解決，為全合成胰島素奠定了基礎。1965年我國科學家完成了牛結晶胰島素的合成，這是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多肽類生物活性物質。

中國科學家完成了結晶牛胰島素的合成有着極為深遠的意義。由於蛋白質和核酸兩類生物高分子有生命現象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人工合成了第一個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質，便突破了一般有機化合物領域到信息量集中的生物高分子領域之間的界限，在人類認識生命現象的漫長過程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胰島素的全合成開闢了人工合成蛋白質的時代。結構與功能研究、晶體結構測定等結構生物學亦從此開始。多肽激素與類似物的合成，在闡明作用機理方面提供了嶄新的有效途徑，並為我國多肽合成製藥工業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由於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發展史上幾個裡程碑的工作都是以胰島素為對象的，不少科學家因此而獲得諾貝爾獎。例如，Banting和Best於1921年發現的胰島素為第一個蛋白質激素，可作為治療糖尿病的特效藥物，因此獲得諾貝爾獎。1966年，胰島素工作發表後，也在國際上引起轟動，有上百名科學家來信祝賀。英國電視台在黃金時間播出了中國成功合成人工結晶胰島素的消息，《紐約時報》也用大篇幅報道了這一消息。它被認為是繼“兩彈一星”之後我國的又一重大科研成果。

20世紀60年代初鄒承魯回到酶學研究領域。他建立的蛋白質必需基團的化學修飾和活性喪失的定量關係公式被稱為“鄒氏公式”，被國際同行廣泛採用；他創建的確定必需基團數的作圖方法被稱為“鄒氏作圖法”，已收入教科書和專著。

上個世紀60年代的酶學教科書中通常只有涉及酶的可逆抑制動力學的理論和計算，忽視不可逆抑制的理論和計算。1965年，鄒承魯最早提出了酶的可逆與不可逆抑制之間存在共性，可以用統一的動力學理論來處理。他系統地研究了各種不同類型的可逆與不可逆抑制，提出了確定兩種抑制中各種動力學常數的新方法，開創了酶催化動力學一個新的理論分支，並解決了傳統方法不能解決的問題。有關綜述應邀發表在國際酶學領域權威性的叢刊Advance in Enzymology上，這是至今我國唯一的一位在此叢書發表綜述論文的中國生物化學家。

1970年鄒承魯調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1979年，他發現甘油醛-3-磷酸脫氫酶在活性部位形成熒光衍生物的工作在英國Nature雜誌發表，這是“文革”後中國科學家在Nature發表的第一篇論文。

鄒承魯是世界級生物化學家。他曾任國內外一些重要科學期刊的編委。1981年—1982年應聘擔任美國哈佛大學訪問教授。1986年—1990年間應邀分期任美國國立健康研究院高級研究員（Fogarty Scholar in Residence）。他還為海峽兩岸的科學界同行能越過政治障礙一起參加國際學術組織和國際會議，進行學術交流作出過重要貢獻。

鄒承魯一貫強調基礎研究，不斷呼籲要重視基礎研究，加強對基礎研究的支持。他一貫堅持科學上的重大決策應該充分聽取科學家的意見，反對用行政手段解決科學問題。他提倡自由探索，積累創新，立足國內，走向世界。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鄒承魯滿腔熱情地積極為國家科技政策和科學發展建言獻策，為我國科學事業快速健康地發展嘔心瀝血。他曾先後40余次撰文在報刊和雜誌上發表關於維護科學尊嚴，反對不正之風等問題的意見。他堅決拒絕論文署名“搭車”，堅決拒絕有償宣傳，決不接受不屬於自己的“榮譽”。他是一位剛直不阿的鬥士，他是一位傑出的愛國科學家。

早在1997年的兩會上，他就批評了科技界學術道德滑坡的現象。此後，他兩次聯合其他院士，倡議討論“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呼籲儘早出台科學道德規範。針對科學家為核酸營養品做商業廣告、留學歸國人員誇大學術成果、企業虛誇“5年克隆全部人體器官”、院士涉嫌論文數據造假等學術不端行為，他不顧年邁體弱，一次次披掛上陣，為淨化學術空氣擂鼓吶喊。鄒承魯對學生說，“像這些得罪人的事情，你們可能不大花時間去管，還是由我來做。”

“努力追求科學真理，避免追求新聞價值”，是鄒承魯一生做學問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但是，他卻往往成為“新聞焦點”。從上世紀60年代參與牛胰島素人工合成的輝煌，到65歲至70歲“青春再現”的第二個學術高峰，鄒承魯始終站在中國生物化學研究的前沿。他最想對高中生說的話：“辦老實事，說老實話，做老實人！”

附錄：中國生化界泰斗鄒承魯（摘編）

鄒承魯幾次提出想吃冰激凌都被女兒拒絕了，因為他有糖尿病。最終還是給他買來了。吃完這杯甜美的冰激凌後，83歲的鄒承魯心滿意足地睡去，再也沒有醒來。

鄒承魯被譽為中國生化界的泰斗，他最廣為人知的成就是上世紀60年代作為主要貢獻者成功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這一重大成果，使他成為中國生化科學界的權威。

中科院訃告說鄒承魯一生淡泊名利，學識淵博，遠見卓識，維護科學尊嚴，反對不正之風。在其生平介紹中，更是罕見地評價他是“剛直不阿的鬥士”。

自上世紀80年代後期，鄒承魯的聲名開始從學術領域擴展到公眾空間。他將嚴厲目光投向科學界學術腐敗，以院士之高位自揭學界家醜，批判不良學風。

這種改變卻引來微弱非議——研究上做不出什麼名堂，只好靠學術打假出名。女兒鄒章平說，說這話的人顯然並不了解我爸爸，他這一生還需要名嗎？

自1950年代以來，鄒承魯因其成就獲獎無數，多次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以科學界慣用的衡量標準來看，他創造的數字可算非凡：研究論文209篇，其中被Science(美國《科學》雜誌)收錄98篇，引用次數3200余次。

儘管獲獎無數，但鄒承魯卻淡泊。他說，做研究的時候就沒有想得獎的事情，為得獎而工作，不可能成為好的科學家。他還說，國外也沒有像中國這麼重視諾貝爾獎，一些學校諾獎學者很多，是稀鬆平常的事。

2004年在北大醫院接受治療的鄒承魯曾對本報記者說——我已經老了，不會像年輕人那樣怕挨整。無非是以後不給我這獎那獎的，我這一輩子得的獎已經夠多了，真的不需要了。

說此番話時，他剛剛和美國西北大學教授饒毅、美國國立健康研究院實驗室主任魯白聯名在英國《自然》雜誌發表文章，嚴辭抨擊人治下的中國科技體制。文章認為計劃經濟時代的科技管理體制已經嚴重阻礙了中國科技的創新和發展。

這是鄒承魯在晚年向中國科學界投下的最後一顆重磅炸彈。和其他兩位身在海外的學者不同，鄒承魯當時在國內孤身面對看得見的讚揚與看不見的責難。

早在1957年，34歲的鄒承魯就提出“應該由科學家管理科學院”。在那個恐怖年代，他的“錯誤理論”還包括：不應該歧視有海外關係的人，允許研究生和導師相互選擇。

1981年，當選中科院院士不久，58歲的鄒承魯便首次在科學界提出“科研道德”問題。“科學研究來不得半點虛假，可是有的人卻弄虛作假，用以追逐名利。個別人甚至不擇手段剽竊他人成果，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多年以後，鄒承魯坦言當年說這番話其實心有所指，是批評當時的三件學術腐敗，而且是涉及高位的重要人物。

當年劍橋求學，鄒承魯在向《自然》雜誌投的第一篇論文中習慣性地署上導師的名字，卻被導師刪掉。為人師後，鄒承魯打破了中國科學教育界導師署名的潛規則。他曾說：“最可惡的是仗勢署名。我當這個實驗室的主任，這個實驗室所有的文章都把我的名字寫上，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並且寫在最顯著的位置，仗勢欺人，這是一種欺人的方式。”

2001年，那場著名的“核酸風波”中，鄒承魯提出核酸營養沒有任何科學依據，他還公開指責生化學會一位副秘書長為核酸營養品作商業宣傳。

2003年中國科協年會，鄒承魯總結了中國科學工作者違背學術道德的七宗罪：偽造學歷、工作經歷；偽造或篡改原始實驗數據；抄襲、剽竊他人成果；貶低前人成果，自我誇張宣傳；一稿兩投甚至多投；在自己並無貢獻的論文上署名；為商業廣告作不符合實際的宣傳。

身為院士的鄒承魯坦言中國院士選舉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透明。去世前20天，鄒承魯完成了最後一篇文章《必須嚴肅處理學術腐敗事件》。文章說，“學術腐敗問題已經蔓延至院士群體。”

鄒承魯表現出來的焦慮遠遠大於他的恐懼，至少外界和身邊親人從未能窺見過他的恐懼。或許正是有這種坦白無懼的心理墊底，他永恆地將自己定位為一個捅破窗戶紙的人、一個充滿風險的人、一個泄密者、一個同盟中的異端、一個孤立者、一個被謾罵者、一個悲壯者。

這個有性格的老人“不識時務”的舉動，使他在公眾中贏得“科學界真理鬥士”的名字。科學圈外人因此知道了鄒承魯，也因此知道了科學界並非淨土。

鄒承魯曾經嘗試了一段退休的滋味，但不久又去所里上班了。他說，在我頭腦清楚、身體健康的時候不讓我工作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鄒承魯無數次表達，他人生最大憾事是自己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時光太短了。

1951年鄒承魯取得劍橋大學生化博士學位後回國，進入上海生化所工作。他曾痛心地計算過，“從1951年回國一直到1978年，這27年中能夠做工作的加起來不到10年，2／3的時間被運動花掉了。即使在不搞運動的1／3的時間，也是難以開展工作的——不斷要開會！”

鄒承魯和他的同道恰恰是在政治風雲變幻、科技條件簡陋的情況下成功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島素。但他仍不無遺憾地坦承，自己最重要的科學成果都是在1960年代做出來的。“文革”結束迎來科學春天的時候，鄒承魯已近花甲。

以鄒承魯的天資、努力以及對科學真誠的熱情，或許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來，但他無法逃脫時代給他的局限。

1970年，為了結束12年的兩地分居，鄒承魯由上海調到北京生物物理所工作。“當時正值‘文革’，工作條件很差，既沒有分光光度計，更沒有可控溫的離心機，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所遇到的困難遠遠超過第一次創業。當時我甚至沒有一間實驗室可以進行工作。”

所幸中美建交後，鄒承魯的師兄美國E.Smith教授率領第一個美國科學家代表團訪問中國，行前他向中方要求參觀鄒的實驗室。於是在代表團抵京前三個星期，在院領導指令下，鄒承魯獲得了一間實驗室。他馬上四處借實驗台櫃、玻璃器皿等，連夜布置實驗室。

“在Smith教授訪問當天，所有的試劑瓶，無論標籤是什麼，裡面都是自來水。幸運的是Smith教授訪問後，我被允許保留這間實驗室，這才有了一個容身之地。”

鄒承魯的實驗室陸續得到一些最基本的裝備均得益於他的劍橋師兄弟們的先後來訪。若干年後，鄒承魯訪問美國，見到Smith教授談及此事。教授說，當時我一眼就看出來你什麼也沒幹。

鄒承魯一直在一種追趕時間的心態下工作。所以他拼命，所以他着急。他的痛苦在於舊時沒有安定的科學環境，如今有了，人卻浮躁了。所以他憤怒、所以他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