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學者鄒承魯（下）

鄒承魯與30年前的兩起學術腐敗事件（摘編）

鄒承魯院士是我國著名的生物化學家，在從事科學研究的同時，鄒先生還十分關心科學道德問題。為在我國建立一套良好的科研規範，他不但就此提過很多建議、做過很多演講、寫過很多文章，還與許多違規者進行過激烈的戰鬥……

劉亞光事件

現在，“劉亞光”這個名字已經鮮為人知了，但在20多年前（應該是上個世紀70年代末），算得上一位名人。此人1940年出生於上海，幼年喪父，由哥哥和寡母拉扯大。1965年從復旦大學畢業，然後供職於農林部檢疫所，並於1972年底被調到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他勤奮刻苦，頭腦靈光，知道一些研究熱點，但沒有受過嚴格的科學訓練，學術根底很差，驕傲浮躁，沒有做出過實質性的成果。這樣一位並沒有顯赫背景、業務水平相當普通，又並不埋頭苦幹的人看來註定是要被湮沒在茫茫人海之中的，但他卻憑藉一種特殊的本領，令自己一度在整個中國範圍內婦孺皆知。

他的特殊本領就是“口才”。他不僅僅敢於撒謊、善於擺弄一般人聽不太懂的新概念，還擁有一種仿佛無所不知、真理在握的氣概。他非常了解聽眾——對他而言主要是官員和文化名流——的心理，知道他們了解什麼、需要什麼、重視什麼、欣賞什麼。結果，幾輪話一講，那些科學素養較低的官員和文化名流就被“忽悠”得暈頭轉向，紛紛對這位“品格高尚”、“活躍在科學最前沿”、“創新能力非凡”、“已經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但遭到“大學閥”壓制的“青年科學家”肅然起敬，心甘情願地給他幫忙，為他造勢。這個勢一直被造到最高層。然後，有中央領導人為他的事而下指示。即使那些指示只是原則性的，也會被他宣傳成“中央領導支持劉亞光”。有了這樣的“尚方寶劍”，他自然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在所有被劉亞光利用過的人中，投入最深的應當說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作家楊沫。自1978年11月結識劉亞光以來，她不僅多次向、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王任重、馮文彬等諸多中央領導和鐵瑛(浙江省委書記)等地方領導幹部上書吹捧他，為他鳴冤叫屈(在楊沫的信上批示：“請方毅同志閱處，如反映屬實應對劉的科學研究鼓勵、支持。”(參見老鬼：《母親楊沫》，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第252頁)，還為他寫了《是這樣一個人》、《這個事件出現在正向四化進軍的今天》、《不是日記的日記》等文章和書，熱情地稱頌他，樹他為典型，為他打筆墨官司，幫劉亞光聯繫出版社出書、發表論文等就更不在話下。她甚至還利用自己的能量，促成浙江中醫學院在三天時間內，為劉亞光建成了“中國第一個分子醫學研究所”……

除宣揚、捏造自己的經歷以投合當時的需要，利用別人的同情心，以很高明的方式拍馬之外，劉亞光打動楊沫等文化界人士和某些領導幹部的，主要是其“科學突破”：他抓住這些老幹部歲數大了，對癌症和冠心病異常關注，既重視現代科學，又相信我國傳統醫學的心理，多次宣稱自己在用分子生物學研究中醫藥方面有重大突破，自己所實驗的那些藥品對癌症和冠心病有神奇療效，從而很輕易地博得了他們的支持。

但這一套卻糊弄不了科學家。他們頭腦冷靜，不輕信任何宣傳，對任何喜報都存着審慎的懷疑態度。在審查劉亞光的論文時，他們多次發現其論文缺乏科學性並提出了否定的意見。鄒承魯就是因一次專門鑑定劉亞光工作的會議而捲入此事的。

他本來並不認識劉亞光，只是因為曾公開說過應該重視把分子生物學用於醫學研究，於是被劉亞光指名參加由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黃家駟出面主持、有50多位專家和科研人員參加的鑑定會(時為1978年1月25日)。但出乎劉亞光意料的是，在聽完他的報告之後，鄒承魯不但沒有對他表示支持，反而做出了遠較其他專家尖銳的批評：

劉亞光的實驗方法不能保證他的實驗結果。問題在於缺乏嚴格的對照實驗，例如酶實驗，兩種溶劑不同，實驗溫度不同，處理也不同，怎麼能叫對照呢？這些在大學生化課都講過，劉亞光卻不懂……我贊成研究“生脈散”的作用機制，但像劉亞光這樣的實驗是否要繼續做下去，還請有關單位慎重考慮。

迫於會議一邊倒地否定其研究的形勢，劉亞光不得不對鄒先生當面表示感謝，但這些話深深地刺痛了他。於是鄒先生成為他心中最為可恨的“大學閥”。他把這些看法轉告給楊沫。富有俠義心腸但缺乏科學常識的楊沫也不去聽聽專家的反面意見，而是以科學家的伯樂和力挽狂瀾的左拉自居，不但在人大五屆二次會議上提出了反對鄒承魯等人壓制劉亞光的848號議案，還多次在報紙上不指名地批評鄒先生——說他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不懂裝懂、假充內行的‘權威’”——甚至還在《人民日報》上呼籲，要求“有關部門及司法部門”給這種“破壞科研事業的人”以“應有的黨紀國法的制裁”。

鄒承魯不肯示弱，他先是“在科協分組會上發言，並給浙江代表團寫了信，對文學家楊沫同志不考慮三四十位專家意見的報道(指報告文學)以及祝捷同志給扣帽子的做法提出意見，闡述了自己的看法”。然後，又在《科學報》上發表題為《科學的成果究竟由誰來評價》的文章，質問楊沫：“既然楊沫同志對於分子生物學也是內行，我希望楊沫同志給我指出，在哪些問題上我是假充內行、不懂裝懂。”他最後得出結論：

總之，科學成果只能由同行審查予以評價。以種種手段造成政治上或新聞上的壓力，都是極不正常的。以“首長批示”的方式來解決科學爭端，不能使謬誤變成真理。蘇聯以行政手段強制推行李森科偽科學對蘇聯生物科學造成嚴重後果，確實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楊沫為了自己的聲譽，還不肯退讓。她繼續給鄧小平、王任重等寫信。結果不但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反而在1983年的第六屆人大會議上，丟掉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地位。劉亞光見在國內不再可能有出頭之日，就開始積極聯繫去美國。在楊沫幫助下，1982年11月24日，他登上了飛往美國的飛機。此人到美國 8個月後，才給楊沫寫信，並且從此銷聲匿跡，再也不搭理楊沫。楊沫後來大概也有所醒悟，也不再提及這個人了。劉亞光事件就這樣草草收場。

這次論戰，鄒先生勝利了。可中國類似的事情實在太多，當此事還在進行的時候，他又必須面對另一位更厲害的人物——牛滿江。

牛滿江事件

如果說劉亞光只是科學界的一個小人物，那麼，在改革開放之初，牛滿江已經是中國科學界的超級大佬。

牛滿江，1911年生，河北保定人。他本是西南聯大生物系助教，1944年被學校選派帶工資去美國進修。但他1947年從斯坦福大學生物系獲得博士學位後就沒再回來，而是留在導師身邊繼續從事研究工作。1955年，他轉到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工作；5年之後，又應聘去了美國一個比較普通的高校——坦普爾 (Temple)大學生物系，並於1962年，也即51歲時晉升為教授。

自1950年代後期以來，他把主要精力投在mRNA(信使核糖核酸) 對胚胎分化的誘導作用研究上。他把牛肝細胞的mRNA注射到小鼠腹水腫癌細胞內，聲稱癌細胞的生長得到了有效控制，並發表了多篇文章。雖然進一步的研究表明，直接向患了癌症的人注射mRNA，不但控制不住癌細胞，反而會促進它們的生長。但不管怎麼樣，他聲稱這個結果給人類攻克癌症帶來了一線曙光。他的親友們也據此聲稱牛滿江將獲得諾貝爾獎。

如果牛滿江的研究真能攻克癌症，那麼，獲得諾貝爾獎將只是小菜一碟。可令人遺憾的是，他的體外實驗也很成問題。一些研究者在重複他的操作之後，發現得不到同樣的結果。他們派人去牛滿江的實驗室，倒是能得到正面的結果，可回去之後，又得不到了。後來，他們將這個負面結果報道了出來。1967年，曾長期隨牛滿江工作的希爾曼博士也發表文章說，在離開牛滿江的實驗室之後，她也不能重複以前的實驗。可想而知，這些報道給牛滿江的科學聲譽帶來了極壞的影響。

牛滿江隨即向台灣發展。1967年夏天，他到台灣某暑期科學講習班講課6周。進入科學落後的華人社會，已經年近花甲的他如魚得水，很快即征服了那兒的媒體。1970年，他和不少美籍華人教授一樣，也被選聘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但台灣畢竟只是一個小地方。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後，牛滿江又想到內地來發展。他和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聯繫，於當年夏天回到闊別了28年的祖國。作為中美關係解凍後首批探訪中國的美籍科學家之一，他和楊振寧一樣，因為可以理解的理由，受到了周恩來等領導人的接見，並被譽為中美兩國的“友好使者”。

與中國最高層的頻繁接觸，使得各級政要都對他刮目相看，當時的國家科委主任對他更是鼎力支持。而他也確實利用這個身份以及自己在美國，尤其是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關係，做了一些中美交流方面的事情，比如邀請一些美國科學家訪華，幫中國聯繫購買過一些儀器，替中國科學家爭取一些資助，等等。

一位身上有着這麼多政治光環，而又喜歡在記者面前展露自己的人當然會受到媒體的哄炒。在整個1970年代，他是中國最受關注的科學明星之一。他與童第周教授於1973年合作發表的結果 ——注射mRNA等入卵可以誘導雙尾鰭金魚發育成單尾鰭金魚——雖然在1974年即受到了嚴重質疑，而且迄今無人能重複做出，仍被報道成1949年以來中國最重大的科技成果之一（童第周教授只是一個經典的實驗胚胎學家。尤其是在受“文革”衝擊而掃了多年廁所之後，他在分子生物學領域已經落後於時代。在合作研究中，相關實驗主要由牛滿江設計。再加上用於注射的不純的mRNA也由牛滿江提供，所以整個工作也應主要由牛滿江來負責）。對他的宣傳力度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很多中國人還以為他已經獲得了諾貝爾獎。

但政要肯定、媒體哄炒這一套在國外科學家那兒卻行不通——他們只承認可以重複的科學實驗、實實在在的科學論文。1980年4月底，在第二次國際核酸會議上——該會議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他們與作為主持人的牛滿江產生了激烈的衝突。第一個發難者是1975年的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得主、逆轉錄酶的發現者巴爾的摩(D.Baltimore)。他斷言高等生物的組織或細胞內沒有逆轉錄酶，從而令在座的其他生物學家也對牛滿江的論文——把大豆的mRNA放到水稻內，發育的種子內出現了大豆蛋白；牛滿江等解釋說這是因為大豆的mRNA被逆轉錄成了大豆的DNA——產生了懷疑。接着，在會議結束之後，1980年的諾貝爾

化學獎得主、DNA測序方法的建立者之一吉爾伯特(W.Gilbert)也對牛滿江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牛滿江是中國的李森科，要把中國的生物科學引向歧途。牛滿江的工作是鍊金術，沒有對比試驗。”他的發言後來還被發表到了《華盛頓郵報》上。

鄒承魯對牛滿江的工作的看法與巴爾的摩、吉爾伯特等科學家是一致的。事實上，早在三個月之前，作為《中國科學》編委的他就已經與這位大人物發生了衝突。事情源於牛滿江投來的一篇題為《鯉魚卵信使核糖核酸(mRNAs)中指導肝臟白蛋白合成的組分》的論文。鄒先生認為那篇文章錯誤百出，根本就沒達到值得《中國科學》刊登的水準。可牛滿江走的不是一般的路子——他直接讓國家科委主任批條，要求《中國科學》發表。《中國科學》總編、中科院副院長嚴濟慈不敢怠慢，趕緊放行。

鄒承魯覺得刊登這樣的文章是《中國科學》的恥辱，他在公開場合對牛滿江做了不少批評，還直接向國家科委主任進言。這時候，鄒承魯的一位朋友、發育生物學研究的國際權威戴維森(E.Davidson)寫來一封信，說牛滿江在美國名聲很壞。鄒承魯就把牛的文章寄給他看，請他寫了一篇評述牛滿江論文的錯誤的文章，並把該文推薦到《中國科學》發表。嚴濟慈也聽到了很多關於牛滿江工作的負面意見，也想刊登，但在遲疑了一段時間後，最終沒有發表。原來上級已經傳話給他，不讓發表該文。

鄒承魯非常生氣，一面在公開場合繼續批評牛滿江，一面寫了篇題為《開展百家爭鳴，促進我國科學事業的繁榮》的文章，發表在1980年8月出版的《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之上。以下是文中兩段文字：

……如果不顧科學上的嚴肅性和真實性，片面強調所謂政治影響，對某些在科學上站不住腳的所謂成果給以不適當的評價，甚至公開宣傳，恰恰只能造成極為惡劣的政治影響甚至國際影響。

……我懇切地盼望我們的領導同志，我們新聞界的同志們，在處理科學問題的時候，務必要十分慎重，務必要事先廣泛聽取科學界同行的意見，千萬不要輕易表態，千萬不要輕率在報紙上發表消息、發表評論等。

雖然沒有隻字提及牛滿江等人，但這樣的文字想必令他們十分不快，而鄒先生也做好了受懲罰的準備。但有點出乎他意料的是，在1980年底的學部委員增補中，擁有過硬成果的他還是被選上了，而手腕通天的牛滿江則一直都沒有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這固然跟實際操辦這件事情的學部主任副主任們等委婉拒絕了上頭有關“由黨政部門對當選名單予以調整”的指示、這次選舉是一次真正的民主選舉有關（《20年前中科院首次民主選舉學部委員紀實》）。

經過鄒先生以及其他很多科學家鍥而不捨的批評，牛滿江後來終於不怎麼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科學巨子”的身份活動了。到了1990年代，因為他多年不出成果，中國科學院給他的每年20萬元研究資助也被停止。但直到最近，這個曾經的“典型”在某些小一點的城市、偏僻一點的地方還在繼續活動，並擁有相當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