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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金融時報》: 中國通向孟加拉灣之路--中緬邊境紀實
送交者: 嵐少爺 2014年10月29日23:22:11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在一個晴朗的周六,早上8點剛過,緬甸木姐(Muse)邊境口岸就已經熙熙攘攘了。在高聳的仿寶塔口岸大樓下排隊等待通關進入中國工作的緬甸人,已有數十人之多。身着橄欖綠制服的衛兵在檢查一名女子的通關文件,這名女子推着堆滿箱子的手推車等待通關。一名長發、時髦的緬甸人穿着皮夾克,騎着嶄新的低車把紅色本田(Honda)摩托車,未受干擾地過了關。接下來是一名年輕漂亮的中國女子,她筆直地坐在配有藍色陽傘的粉紅色電動摩托車上,沿着崎嶇不平的路肩騎過了關,勉強避開了迎面而來的卡車。這些卡車上堆滿了包裝箱,箱子裡裝着中國造的電視機和洗衣機,它們顛簸地開上了大道,揚起了漩渦狀的灰塵。

一群中國遊客看着這一切,興奮地用相機拍下他們眼前的這番狂野西部邊疆景象。我注視着這些遊客,42歲的司機梭敏拉(Zaw Min Latt,見左圖)則注視着我。梭敏拉正在等那些願付100美元搭他的豐田(Toyota)車去曼德勒(Mandalay)的中國商人上門。他將近6英尺高,身穿一件羊絨衫,儀態優雅。梭敏拉對這些給他帶來大部分生意的人也很警惕。他將頭轉向那群中國遊客、嘟囔着說,他們經常不帶適當的證件偷偷穿越邊境,緬甸政府也沒有下足夠的功夫來控制這股人流。這種關係是“不平等的”,他抱怨道,“感覺好像我們正在成為輸家。中國人占了上風,因為他們幫助了原先的軍政府。”他停頓了幾秒鐘,然後補充道:“他們在生意上總是占上風。”

世界上還有更繁忙的邊境。但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很少有哪個邊境能在未來幾年裡經歷比這裡更深刻的變化。生氣蓬勃的木姐與其霓虹燈閃爍的中國鄰居——瑞麗市——組成了中緬最繁忙的邊境。這兩個地方也是一條古商道的重要樞紐,這條古商道正以其先前的旅客難以想象的方式重生。

木姐是中國長期以來尋求的、通往孟加拉灣的大門:地圖上具有地緣戰略意義的一個節點。去年10月,一條穿越附近邊境的新管道開始從孟加拉灣向中國輸送天然氣,為中國西部雲南省的電廠和工業提供其所需的原料。並行的另一條管道將開始輸送從中東運來的石油,輸送量最終會占中國石油進口量的20%。通往曼德勒的道路正在升級改造。中國人希望,另一條道路能在數年內成為進入印度的陸上通道。中國甚至還計劃迅速修建一條價值200億美元的高速鐵路,將中國商品運至眾多大型港口和集裝箱碼頭,再從那裡裝船一路運至歐洲。

如果一切按北京方面的計劃發展,那麼十年內,木姐將成為連接世界最大貿易國與歐洲和印度(另一個崛起中的亞洲巨人)消費者的一條關鍵走廊的入口(下圖為木姐鎮一個擺滿了中國商品的市場)。這個結果將意味着,在自300多年前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首次拜訪中國以來一直主導中國對外貿易的華南港口之外,誕生了另一種選擇。

不過,如果北京方面的計劃能夠實現,也會對將緬甸從軍政府統治下的“經濟賤民”改造為全球經濟的關鍵一環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緬甸正在經歷政治轉型,如果轉型能夠持續下去,那麼世界目前仍然健在的最知名的異見人士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大概再過一年左右的時間就會成為執政者。遊覽木姐,可以讓人展望一下可能伴隨這場政治轉型而來的經濟前景,以及中國可能在其中扮演的不可避免的角色。

從曼德勒到木姐,即使中間不停也要花13個小時。曼德勒往東的道路只有兩條車道,有的部分比英格蘭鄉村的車道大不了多少。這條路向北穿越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和其他英國殖民官員曾經待過的山中度假勝地,然後繞進撣邦山區(Shan Hills)。幾個世紀以來,這些山構成了一道將侵略者和商人擋在門外的強大天然屏障。

這條曾被稱為“滇緬公路”(Burma Road)的道路歷史悠久。英國人在1885年征服了上緬甸(Upper Burma),部分原因是他們渴望得到一條進入中國西部的商道。英國探險家兼記者柯樂洪(Archibald Colquhoun)是這項計劃的倡導者。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父親、時任英國印度事務大臣的倫道夫•丘吉爾(Randolph Churchill)採納了該計劃,以之為理由發動了將緬甸末代國王趕下台的戰爭。“上緬甸的財富以及中國西部和撣邦的資源是不可估量的,”柯樂洪在他1898年的著作《轉變中的中國》(China in Transformation)里寫道,“但它們現在卻因彼此之間以及與外部世界缺少連接而得不到耕耘。”

附近的鐵路最遠通到臘戌(Lashio)。臘戌是緬甸一個雜亂無章的小鎮,距中緬邊境五小時路程。英國殖民者的渴望催生了這條鐵路,但當出資者發現中國西部比預想的還要荒涼時,就遺棄了它。1930年代,這條路獲得了重生,並擴展為英美援華物資的通道,用來支援蔣介石和他領導的中國國民黨人——他們試圖以中國西部城市重慶為基地,擊退日本侵略者。切斷這條補給線是日本1942年入侵緬甸的原因之一。美英從印度發起反擊,在1945年打到木姐和中緬邊境,主要就是為了收復這條路。

該地區還有一個較為近期的歷史。直到去年,外國人——當然包括西方記者——還只得在持有特別通行證的情況下才能穿越臘戌。緬甸政權在撣邦山區同少數民族民兵和毒梟打了幾十年仗。撣邦山區構成了“金三角”的西部邊緣。“金三角”位於緬甸、泰國和老撾交界地區,是世界第二大海洛因產地,僅次於阿富汗。木姐南邊和東邊毗鄰佤邦聯合軍(United Wa State Army)掌控下的半自治地區。佤邦聯合軍是一支由3萬名戰鬥人員組成的分離主義民兵武裝,自1980年代末以來,一直經營着繁榮的毒品貿易和迎合中國商人和官僚的賭場生意。

今天,臘戌與木姐之間的收費公路是由曾被稱為“海洛因教父”的羅星漢(Lo Hsing Han)旗下的商業帝國“亞洲世界”(Asia World)運營的。羅星漢已於去年去世,他曾因與緬甸政權的關係而受到美國的制裁。作為緬甸最大的企業集團,亞洲世界現由他的兒子史蒂文•羅(Steven Law)經營。史蒂文也被控販毒,目前仍是美國的制裁對象。史蒂文和他的幾個兄弟是在美國受的教育。

但現在也有很多合法的對華貿易“隆隆作響地”穿過撣邦山區。許多貼着威士忌廣告的茶館和餐館都精心配備了軟管,開着超載卡車的司機可以用這些軟管給過熱的剎車噴下水,再趕下一段山路。這是中緬兩國政府都積極鼓勵的一種貿易,但這種貿易也因中緬關係出現困難而受到影響。

2011年9月,緬甸總統登盛(Thein Sein)暫停了一項36億美元的中資大型水壩項目。這成為凸顯緬甸政治風向改變的一個最大標誌。當時,他尊重了當地人民的要求,違抗了北京方面的意願。此舉的部分原因在於,緬甸領導人擔心他們在經濟上過於依賴中國。但它也是對眾人眼中緬甸軍政府過於頻繁地對華卑躬屈膝的一種回應。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都是緬甸唯一值得信賴的盟友。



自那以來的變化令人矚目。西方的制裁緩解了,緬甸與美國和英國的關係都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在仰光(Yangon)中國駐緬大使館的高牆後面,你會發現抑鬱的外交官明顯對當地形勢的改變感到困惑。去年我登門拜訪時,時任中國駐緬大使館政治新聞處主任的高明波抱怨道,過去的幾年很“困難”。

現在仍然很容易找到許多緬甸人對中國不滿的跡象。今年1月,鋪設石油管道(該管道定於今年晚些時候投入運營)的緬方工人與中方工人起了爭執,導致兩座建築被燒毀、20餘名緬甸人被逮捕。7月份,一名緬甸鐵路官員以“社會和環境問題”為由,宣布他想取消修建通過木姐的高鐵的計劃。如緬甸歷史學家兼作家吳丹敏(Thant Myint-U)所說,“中國在這裡的形象出了很大的問題”。

但還有一個現實是,緬甸的覺醒已進入第三個年頭,這裡的西方投資者卻依然寥寥無幾。外交官們抱怨說,投資者似乎仍因緬甸明年選舉引發的政治不確定性而裹足不前,仰光寫字樓的租金(可能比新加坡還貴)也令他們望而卻步。另一方面,雖然中國對緬投資因中國投資者接受了暫停大壩項目的決定而陷於停滯,兩國之間的貿易額卻多次創下新的紀錄。去年,中國對緬商品出口額為75億美元,相當於緬甸進口總額的40%。這個出口額數字較兩國關係看似惡化的2011年高出52%。

當我拜訪高明波和他的同事時,他們正因這一數據而備受鼓舞。但他們也在為“收復失地”而努力工作。在接受我採訪的下一天,高明波將飛往緬甸北部城市密支那(Myitkyina)。他已為密支那附近處於擱置狀態的大型水壩項目的投資者做了一個安排,用已完工的輔助電廠發的電,去照亮這座城鎮,為緬甸政府與分離主義民兵之間的一次和平會議添彩。他希望通過展示這座大壩的潛在好處,來為他的外交成績加點分。高明波擁有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碩士學位,曾自誇中國駐緬大使館是中國駐各國使館中唯一有Facebook頁面的。

當時即將結束外派工作的高明波,還很留意他所打的公共外交戰。他告訴我,緬甸在戰略上“非常重要”。“(否認這點)是不誠實的。每個人都看到了這一戰略緊要性。這就是為什麼大家都趕回來了。”他緊鎖着眉頭說,“但對中國來說,緬甸並不是唯一選擇。我們有其他選擇,比如孟加拉國、巴基斯坦,甚至印度。我們與印度的關係非常好。緬甸只是選擇之一。”(下圖為從木姐鎮通往曼德勒的公路)

我們生活在一個越來越難以躲避中國產品的世界裡。但在木姐,躲避中國產品幾近於不可能。走進鎮子中心的市場,你一眼就能看出貿易關係的不平衡。(去年中國僅從緬甸進口了28億美元商品;其中12億美元為玉、紅寶石以及其他寶石。) 除了蔬菜和人以外,一切都來自中國。那些從你身後悄無聲息滑過你身邊的電動摩托車是中國製造。自行車、“火鍋”、鍋、灶具、手機、DVD播放機、兒童玩具、“意大利式”梳妝檯、人字拖以及擠占了市場通道空間的蓬鬆的冬季夾克,也是如此。就連外觀傳統的緬甸籠基(longyi,也就是紗籠(sarong)),也是中國製造的。

水果蔬菜攤是例外。大多數情況下是如此。我在一個攤位前停下來,問年輕的攤主東西產自哪裡,她羞怯地答道:“都是緬甸產的”。當我指着蘋果、香蕉、山竹和甜瓜問時,她連連點頭示意答案相同。“除了那些,”她指着一筐小橘子補充道,“那些來自中國。”

木姐的民眾受龐大鄰國的影響也越來越深。如果說木姐是一片雜亂、塵土飛揚的邊境城鎮景象,那麼隔壁的中國瑞麗市就是一個高層酒店和購物中心林立的仙境。

波埃漂(Poe Ei Phyu,見下圖)的家族商場銷售各種商品,從衛浴設備到口香糖。當她不在商場裡上班時,她的整個生活都是圍着中國轉的。這名33歲、講漢語普通話的女子,白天會去瑞麗購物或與朋友聚會,晚上則在電視上看《中國好聲音》(The Voice of China),那是中國現在最火的才藝大賽節目。她不怎麼關注仰光的很多同齡人所熱衷的政治轉型。她說:“在仰光可能發生了些變化,但這裡變化不大。經濟方面沒有多少變化。”

賽密昂(Sai Myat Aung)則有着不同的感受。從他的家裡可以俯瞰中國,他出生在這所房子裡,現在則與妻子和兩個幼子住着這裡。他說,一切都變了。只不過變化發生在遠處,即他住所山腳下那片荒蕪平原的對面。我們注視着河對面瑞麗市內的起重機和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他告訴我說,“我很小的時候,那邊沒多少東西。那時只有幾座建築。(與緬甸)沒多少區別。”但三十多年後,一切都變了。他說:“當你看到別的國家發展起來了、而你自己的國家卻沒有,你真的會嫉妒這種發展。”

緬甸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應對這種嫉妒。歷史學家吳丹敏在他2011年的著作《中國和印度在這裡相遇:緬甸與亞洲的新十字路口》(Where China Meets India: Burma and the New Crossroads of Asia)中主張,如果應對得當,緬甸的經濟前景應該是光明的。他寫道:“以曼德勒為圓心畫一個半徑略超過700英里的圓。這個圓西將孟加拉國涵蓋在內,穿越印度山區諸邦至阿薩姆邦(Assam)、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奧里薩邦(Orissa)和比哈爾邦(Bihar);北和東至中國雲南省、四川省和西藏部分地區,南將老撾和泰國的大部分地區涵蓋在內。圓內住着不少於6億人,接近地球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在寫下上面那段文字幾年後的今天,吳丹敏的激動情緒略微減緩了一些。他告訴我,緬甸正處於一個尷尬轉型的中間階段。如果像大多數人預計的那樣,明年選舉後昂山素季所在的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成為下屆政府的領導者,尚不清楚會有什麼樣的經濟政策。

他為眼前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感到擔憂。但中國的通海之路,即經由木姐的這條貿易走廊,現在已“幾乎不可避免”會成為現實。不管發生什麼,“形勢都大體上是朝着讓這個國家成為十字路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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