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幾天后的1949年2月4日，國民黨政府方面負責聯絡傅作義的國防部長徐永昌記載：“楊慎五處長來，述前幾天宜生電其向外交部要一護照準備出國未果，詢中央對其是否不好。”傅作義為何於已經和平解放後忽向南京政府申領護照出國呢？

原因是在傅與中共達成協議起義之後，為爭取在國民黨政府方面的主動，在國民黨方面的廣播和報紙上大家宣揚此一協議是“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績，並譽之為萬眾生佛”。被中共方面視為收買人心，試圖收集政治資本進行對抗。因此，由毛澤東執筆，寫了一封以林彪羅榮桓名義致傅的公函，也稱通牒。並在解放軍接管北平後的第二天2月1日在《人民日報》頭版發表。其中將傅放在戰犯，因戰敗毫無希望才謀求和談，只能以求自贖的位置上。

這一公函的公開發表對傅作義如晴天霹靂。而向南京國民政府謀求出國正是他對中共發表公函的“氣憤之慨”的反應。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表示南京政府對傅“無所謂好不好，先要問何以不向上級報告所以即要出國有是理否”。傅要出國的理由徐未弄明白，然而傅要出走的意思徐則明白了。為此，徐指示楊慎五轉告傅：“莫善於先回綏遠。”徐的這個意見看來被傅接受了。2月15日，楊慎五見徐，“楊出宜生致彼電，要求留綏飛機勿返京，俾彼有機會離平”。這就是說，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飛機，伺機逃離北平。

2月22至24日，傅作義、鄧寶珊與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等前往西柏坡。通常的說法是，毛與傅相見愉快，前嫌盡釋。然而，事實上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悶，一則以外間對之多有不諒解；一則以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靜，但就有若干人受苦”。傅的意思是，他若離平，其部屬將失去庇護。總之，傅的實際狀態是“甚苦悶”。

接下來不無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3月24日傅作義密電楊慎五：“楊慎五可親送徐部長。請派王蔚梧乘機無論如何於明敬日先到綏，以便研究後日如何赴綏，萬勿遲誤，並須絕對秘密。”傅將其逃離北平的時間安排在26日，然而3月26日南京方面卻收到傅這樣一份來電：“楊慎五親轉徐部長……承派機來接，至深感佩。因毛來平，著陸場附近共軍較多，故此間機場已不能降落。以後另找好著陸場，再行請派。”原來，就在3月25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由西柏坡遷至北平，並於當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機場閱兵。這就是說，毛的忽然到來，並恰恰選擇在機場閱兵，無意中打斷了傅的逃離計劃。

回綏遠策劃綏遠起義期間傅密會國民黨代表向蔣介石表白甘心做臥底

1949年8月底，傅作義回到綏遠，開始布置綏遠投向中共的綏遠起義。但就是在此過程中，傅作義還暗中面見了飛到綏遠的國民政府特使徐永昌。9月18日，綏遠起義通電發出。而就在之前的一天9月17日，國民黨特使徐永昌、馬鴻賓一行飛抵包頭，會晤了傅作義。9月19日是徐在綏遠的最後一天，傅作義特意安排在此一刻向徐最終亮出了全部底牌。徐記載：“九時許宜生來，謂此地不能談話，乃偕過渠處。”此前的談話均在徐處，這一回所以變更地點，因為這將是傅真正的交底。易地之後，傅“秘謂：今日綏軍‘守’力量不夠，‘攻’勢更不濟，‘走’官有二萬眷屬，毫無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為綏遠人，一時難於開動。自己一人南去無用，亦復無聊。即使蔣先生叫我指揮別人軍隊，人家對我亦無信心。所以現在必須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

徐永昌前一日提出綏軍西撤併由傅節制西北各軍，被傅拒絕，但傅當時未說明理由，以上關於“守”、“攻”、“走”的結論，就是對徐的解釋。然而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此，而在“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生存的意圖何在，這才是傅的底牌。

接下來傅揭開了這個謎底。他說：“經過一個時期的整理軍隊，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時期中共以兵壓迫時，彼時利用官兵心理卻可打出去。今日對蔣先生須求有效果的途徑，如系維持現狀，絕無生存之理。以聯共求得時間，而以革命求進展，利用合作農場，半年數月間可增至二十萬人。明年三、四月間將為中共最痛苦之時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經濟，中共絕不能成功。簡言之，領導人物大多數皆是壞人。等等。最後結論，中共可能失敗”，“（渠）要擴展實力，即是將可用幹部放入農村。”

經過上述解釋與交底，最後，傅作義以一段對蔣的感情色彩頗為濃厚的表態剖白了心跡，明確表明自己要忍辱負重當臥底。傅說：“蔣先生權當認錯了人，權當傅某力量投了敵，但最後必要發生一個大報答。蔣先生此時盡可宣傳傅某之罪惡，只要蔣先生知道傅作義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為中共殺害，但並未希望蔣先生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來如此之切，亦並非要好友為之保證，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華民國勝利因素中仍有傅作義一員。傅作義必有轟轟烈烈之功績以報國家，以報蔣先生，不然有死而已。”據徐記載，傅“言下痛哭，且謂不想作了如此錯事，對不起人”。

談話後，傅還向徐遞交了一份上蔣呈文。這是傅作義就政治、軍事、經濟、外交、黨建等等問題向蔣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獻策。呈文分為“（中）共可能失敗的條件”、“相持階段之形成”、“我們的做法”三個部分。關於中共可能失敗的條件，傅着重指出中共的幾個弱點：“外交孤立”：“經濟貧困、食糧發生不足”：“軍隊前進太快，後方空虛”。關於相持階段的形成，傅重點建議：“封鎖，疲睏經濟”：“轟炸電廠，以擾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陸，以分散敵兵力”；同時建議側重宣傳中共“出賣國家民族”。關於“我們的做法”，這是一個重建國民黨的意見，核心是“我們應認識我們已經失敗，應重新革命、重新復興”。

直到六十年代傅作義似仍和蔣介石有聯繫

那麼傅作義對徐永昌的較低是否是對國民黨方面的編造，虛與委蛇呢？事實是傅作義確實是按照他對徐永昌交底的布置去做了。

在傅對徐永昌的交底中，傅將中共最痛苦的時期判定為1950年三四月間，這是指中共難以渡過這年的春荒。而利用合作農場，將幹部放入農村，此即傅之底牌。傅早年擔任綏遠省主席時，欣賞梁漱溟等人的鄉村建設學說，在綏遠推行過教育、生產、武裝三位一體的農村制度，即教、養、衛制度。傅所稱利用合作農場，就是寓兵於農的意思。傅的計劃是，一旦中共遭遇困境，而傅又贏得發展時間，屆時便可“打出去”了。這就是“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的意圖。隨着這個計劃的披露，傅向徐亮出了底。

而當年主管綏遠工作的薄一波記載：“傅作義回到北平以後，有一次和我談話，談到綏遠今後的工作，表示今後必須做到兩件事，一是綏遠徹底解放區化，軍隊徹底解放軍化；二是1.8萬名幹部，必須給以安置，最好的辦法是修渠開墾。關於他個人的去處，我告他說，綏遠軍政委員會仍需成立，由他作主任，但這只是一個過渡，暗示將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可以在政府中工作。他表示怕學識不夠，願意多學習，並且說後套有16萬頃地，可耕地為10萬頃，而現耕種面積只4萬頃，如果政策允許的話，他願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農場。我把他的意願報告黨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願的基礎上提名他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長。”

從這一記載看，傅作義的“利用合作農場，將幹部放入農村”計劃，他是確實去推行了的。

但傅作義始料未及的是，他之前引以為所有推想的基礎：美蘇很快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並未發生，於是，中共在大陸也並未在1950年三、四月間經歷極大的困難時刻。眼見局勢變化並非如自己預料，傅作義不得不放棄了原計劃。

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的師哲晚年披露：“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讓傅作義擔任了水利部部長。約一年後的一天，他找到毛澤東，給毛澤東說，他還有多少電台，多少枝槍，存在什麼什麼地方。毛澤東說:‘你留着用吧。’他當然不敢‘留着用’。”

也就是說，1950年傅作義的預測完全落空後，他才向中共方面交出了他的最後底牌。

但交出底牌不代表他並不繼續臥底了。

據台灣學者郭岱君新近披露出來的蔣介石日記顯示，傅作義在1963年還與蔣介石暗中聯繫過，蔣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傅逆作義特以專人帶來其親筆書‘悉貢所能’四字。密告於余，但其並未具名，其字確是真筆，可知匪共內部已至崩潰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勢，否則此種投機分子，絕不敢出此也。”此後8月份、9月份、10月、11月蔣在日記中都有提及傅作義，例如說下周討論傅逆之事等等，但之後就不再出現了。

由此可見，被迫不得不起義交出軍隊和地盤的傅作義，實則自起義後，都扮演着一個國民政府在中共方面的臥底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