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何時開始，中國民眾中出現一種亢奮的愛國激情：每當中國政府對外“強硬”時，老百姓就歡聲一片；每當中國政府對外“妥協”時，老百姓就罵聲不絕。誰都可以簡單地總結出中國式的愛國公式：“強硬& 抵抗＝愛國”，“妥協& 讓步＝賣國”。

中國愛國公式的背後是百餘年來的辛酸歷史。鴉片戰爭以來，歷屆中國政府：滿清、北洋、國民政府的對外方針都是再三妥協退讓，不停割地賠款，直到亡國的邊緣。歷屆中國政府的退讓外交使中國民眾感到刻骨銘心的屈辱，對本國政府外交的動機產生一種不信感，下意識地認為不管什麼樣的中國政府，天生就有希望賣國的蠢動，一有機會就要兜售賣國的門票。基於這種愛國激情，中國老百姓對政府在外交上的妥協退讓異常敏感，不管是什麼中國政府，只要對外妥協退讓一步，老百姓們就神經質地以為政府又要賣國了，罵政府的愛國亢奮又要大大發作一番。

當然中國民眾的愛國激情並不是什麼壞事，可是人民過度的愛國心卻剝奪了中國政府對外政策的柔軟性。外交的目的是與外國搞和平友好，外交追求的是雙方都能接受的“雙贏”，而非一方勝一方敗的“冷戰勝利”。不可能想象用高壓的手段把對手逼入全盤皆輸的絕境，對方還會與你和平友好。因此外交是一種妥協的藝術，沒有妥協退讓也就不需要外交了。歷史上中國的歷代王朝從來沒有考慮過用妥協退讓的手法解決國際衝突，所以中國歷代王朝也從來沒有設立過“外交部”這個機構。

成功的外交就是以自己最少的退讓換取對手最多的退讓，一個對外國絕不退讓半步的國家，不會在世界上找到一個朋友。現在中國在世界上孤立無援，沒有一個盟國與友邦，也是中國強硬外交的必然結果。

另外中國人對“外交”概念的理解，也與西方人很不相同。也許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產生過西方人的“外交”概念，很多中國人把“外交”理解為不動用武力的“冷戰”，就是孫子兵法中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試圖靠外交的手段贏得戰場上得不到的勝利。在中國與外國發生衝突時，每當外國對中國做出外交上的讓步，中國民眾就興奮不已，和在戰場上打贏一場戰鬥似的欣喜若狂；而每當中國對外國做出外交上的讓步，中國民眾又悲憤不已，和在戰場上打輸一場戰鬥似的痛苦失落。

西方人把妥協退讓理解為“外交上”的必須，因而西方人在別國對自己讓步時並沒有特別的欣喜若狂，在自己對別國讓步時也沒有特別的痛苦失落。當然西方人也搞不懂中國人對“外交”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每當中國在外交上半步不肯退讓時，西方人就會理解為中國準備與他們打冷戰，“中國威脅論”也因此出現。在一些國際談判中（比如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外交談判），中國人往往大罵美國人用高壓政策逼中國讓步，可是中國人就沒有想到美國的讓步是要靠中國的讓步來換取的，如果中國絲毫不肯退讓，美國如何會單方面讓步？

最成問題的是，每次外國出於外交考慮而對中國的讓步，都被中國人解釋為是因為中國強大起來了，外國害怕中國才不得不向中國讓步。這種宣傳誤導不少中國人產生一種幻覺：外國人害怕中國，只要中國堅持寸步不讓，外國最後就不得不軟下來對中國讓步，好像中國是世界上的惡霸，誰都要對中國退讓三分。這種把外國對中國的外交讓步解釋為“外國害怕中國”的宣傳，恐怕是把中國外交引入歧途的導火線之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多少中國人為了這句話激動的熱淚奔流，以為今後中國人將進入不再對外妥協退讓的揚眉吐氣時代。大量海外華僑也趕程回國，試圖去享受作揚眉吐氣中國人的暢快。但中國的現狀很快又讓愛國的中國民眾失望，中共政府在美國人面前站起來了，卻同時又在蘇聯人面前跪了下去。以今天的愛國標準來看，1950年代初中國與蘇聯簽署的“中蘇友好條約”，絕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喪權辱國賣國條約。當時中國政府對蘇聯唯唯諾諾，肉麻地把蘇聯捧為老大哥，自稱小兄弟，甚至在宣傳畫中把本來身材較高的毛澤東，畫得比身材較低的斯大林還要矮一截。

儘管中共政府對蘇聯的“低姿態外交”讓愛國民眾們感到非常不滿，但1950年代卻是中國近代史中唯一與外國結盟的時代，而且也是中國經濟科技發展最快的時代。在1949年以前，中國重工業幾乎為零，連汽車都造不出來，更不要說飛機軍艦等高科技產品。然而在蘇聯的無私援助下，10年後1959年的中國已經實現飛機上天、軍艦下海、坦克上路，而且都是當時世界上一流水平的兵器，使中國一躍成為一個軍事大國。如果沒有蘇聯的技術援助，到今天中國能不能造出噴氣戰鬥機還是個疑問。現在中國還向俄國購買先進戰鬥機和軍艦，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當時蘇聯技術援助的可貴性。

在成績面前，中國人開始翹尾巴，忘了這一切都是低姿態外交，尊蘇聯為老大哥換來的好處。中國的民族主義迅速抬頭，以為中國已經有一定的經濟軍事資本，可以對蘇聯說“不”了。中蘇論戰開始後，中蘇兩黨間的意識形態爭論很快變成兩國的民族間衝突，中國民眾雙手贊成毛澤東絕不對蘇聯讓步的強硬外交。當時大多數中國人以為中國已經強大起來，不必再象以前那樣對蘇聯唯唯諾諾，大家心甘情願地勒緊褲帶還債，支持“中國人有志氣”的爭氣外交。

雖然中蘇反目的結果使中國陷入國際上極度孤立的困境，但既“反帝”又“反修”自我孤立政策非但無損中共的威信，反而給毛澤東戴上了民族英雄的光環。儘管當時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但可以肯定，主張中國應該降低姿態與美蘇等大國搞好關係的人是絕對的少數派，大多數民眾都積極肯定中共當時的強硬外交。即使今天中共有人打出強硬牌，在中美軍機相撞衝突後，提出與美國斷絕一切外交關係，甚至不惜與美國一戰的極端主張，恐怕也會得到多數中國人的真心支持。

但極端強硬的外交政策，把中國與國際社會隔絕孤立起來，給中國帶來了悲慘的結局。人們往往在失去某種東西時才知道它的珍貴性，中國斷絕了先進國家的技術和資金來源後，才明白先進技術和貸款資金的重要性。在自我封閉了十幾年後，中國的經濟發展幾乎呈停頓狀態，中共領導人也已明白這樣下去將是自走絕路，開始考慮打開國際上自我孤立的僵局。

1970年代初，蘇聯開始與美國搞“緩和”，首次簽署了限制戰略核武器條約。美蘇間關係緩和，最為擔心的是中國，既反美又反蘇的毛澤東害怕美蘇聯手對付中國，趕緊降低姿態，主動向美國放出“修好”的乒乓外交氣球。美國對於這顆突如奇來的氣球當然是來者不拒，中國這個大國加入美國陣營共同反蘇，明顯加強了美國陣營的軍事優勢。

為了加入美國陣營，中共政府做出的外交讓步也是巨大的。在最敏感的台灣問題上，放棄了“解放台灣”的戰略計劃，在美國口頭上承認“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默認美國與台灣非正式的政治經濟聯繫，甚至允許“與台灣關係法”等明顯侵犯中國主權的立法存在。在中蘇友好時代，中共政府一直聲稱不放棄日本的戰爭賠款，但為了擺脫國際孤立，搞好與日本這個東亞鄰居的關係，中共也主動放棄了戰爭賠款。另一方面，中美、中日建交也是奠基在毛澤東巨大的個人絕對權威上，缺乏絕對權威的領導人沒有勇氣承擔與自己敵人低姿態求和的“賣國壓力”。

到了鄧小平時代，人們開始反省毛澤東時代強硬外交政策的弊害，中共的外交方針有了根本性的轉折。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外交方針，在國際上不逞強，不強出頭，爭取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全力以赴發展經濟。所謂良好的國際環境就是儘量不與世界上的強國大國發生摩擦衝突，妥協低調處理國際事務。當時中國正值內外交困的時代，中國人吃夠了強硬外交的苦頭，所以鄧小平低調外交路線得到了中國人的一致好評。

1980年代到1990年代前半期，是中共外交史上的另一個低調時期，在台灣西藏等很多重大原則問題上，中共儘量不作激烈的發言；在國際問題上，採取與美國合作態度，在聯合國大會上中國均投棄權票，以避免與美國的正面衝突；同時積極與蘇聯緩和緊張關係，實現了中蘇關係的正常化。1980年代中共與日本的關係也比較平和，中共沒有強調中日間的歷史問題，1986年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到靖國神社“公式參拜”，中共政府也沒有過分激烈的反應。

可是進入1990年代後半期，中國政府的外交方針出現明顯的轉變，強硬外交政策又開始復活。這裡雖然有中共的意識形態危機，想在外交上搞一些強硬動作，樹立中共愛國政黨新形象的因素在內，但更主要的是1990年代中國經濟有明顯的增長，國力有明顯增強，許多中國人又開始翹尾巴，以為中國已有了向美國說“不”的資本，不必再事事忍氣吞聲，可以放手與美國打外交戰了。

不少中國人好了傷疤忘了疼，忘了1960年代強硬外交給中國帶來的災難，幻想中國已經真的成為國際上的“強國”，對與中國無直接關係的國際事務也開始指手劃腳。1999年中國反對美國干預南斯拉夫事件就是一個明顯典型，中國大使館被炸也可以視為美國警告中國不要在與自己無關的國際事務上輕易與美國作對。

中國為“爭幾口氣”的強出頭外交其實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在1980年代，大部分美國日本的民眾都認為中國是友好國家，可是據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60％以上的美國和日本民眾，都把中國視為“不友好國家”。象美國日本這樣尊重民意的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以順應本國的民意，可以說中美、中日關係的惡化已經走上了不歸路。

強硬外交既要有策略，關鍵還要有實力。由於中方手中的硬牌極為有限，本來沒有資格與美日等國玩強硬，但中國近年搞了幾次對美日的強出頭外交：向台灣放導彈、強求日本戰爭道歉、反對美國干涉南斯拉夫、強求美國軍機道歉等等，每次都被對手把牌反彈回來，打得自己眉目青腫，最後只得自找台階下台了事。

江澤民到日本訪問時強要日本道歉，日本人分析出這是中共玩“愛國火”，把取得日本道歉作為中共的一大外交勝利，增強中共在中國百姓中的愛國形象。於是日本人將計就計：中共要想靠“道歉”樹立愛國形象，日本則偏不給中共這個機會，反過來用“不道歉”給中共樹立一個賣國形象，讓中共點起的愛國之火回燒自身。日本人的計策果然見效，後來朱熔基訪日時，再沒有強求日本道歉，因為中共已嘗過了愛國之火回燒自身的滋味。

中國為了穩定和發展，在科技、資金、外貿、台灣獨立等重大問題上都有求於美日，美日也吃准中國強硬的底牌有限，只要他們打強硬牌，中國自然不敢對玩強硬。現在美日對中國的態度都趨於強硬，希望中國政府知難而退，在國際外交事務上退回到以前的低調時代。

外交上唱高調的確可以滿足中國人“站起來了”的虛榮心，但是中國人為“站起來”付出的代價也是難於承受的。近代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凡是中國外交低調的時代，中國經濟科技發展順利，人民生活安裕，國力增強；凡是中國外交高調的時代，中國經濟科技停滯，人民生活倒退，國力減弱。中國人應該反省一下歷史，認真思考一下強硬外交政策的利弊關係，中國外交應該走“爭氣外交”路線，還是應該走“務實外交”路線。

現在中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已再次走上強硬外交的歧途，這是歷史對中國的又一次考驗。儘管中共是一個獨裁政權，但中共也不是一意孤行、完全不考慮民眾反應的政權，這也是中共維持到現在的原因。中共現在的強硬外交，很大程度上亦是為討好中國民眾的愛國激情而不得不做出的反應。如果中共不出一個像毛澤東那樣的絕對權威獨裁者，或者是一個不怕當漢奸賣國賊的“勇士”，中國將很難走出被愛國民眾規定好了的強硬外交歧途。

作者:林思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