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2年底，中國擁有1090萬家私營企業，雇有1.13億員工，加上4060 萬家個體工商戶，雇有8630萬員工。這是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都從沒發生過的私營企業快速擴張。因此，中國這個公認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僅為普通和最貧苦的民眾最大程度改善了生活水平，而且還是私營企業發展增速最快的地方。

中國土豪全世界買樓，經濟形勢遠比美國樂觀。

　　全球最重要的民調機構之一的美國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得出結論，“悲觀情緒”籠罩G7國家。國際貨幣組織總裁克里斯蒂娜&＃8226;拉加德[微博](Christine Lagarde[微博])則用“新平庸”這一令人記憶深刻的詞來描述當下經濟形勢。《紐約時報》隨即利用這個詞語描述從經濟乃至時尚、書籍、電視節目等美國的各個方面，反映美國當前存在的悲觀情緒。

　　至於經濟方面，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urence Summers )用“長期停滯”——長期低增長描述美國和G7國家經濟形勢。如此日益低迷的經濟現狀下，即使經濟出現了一些復甦的跡象，也並沒有轉化為提高普通民眾生活水平。美國工資中位數反低於7年前，與此同時英國居民個人收入水平出現該國有史以來的最大降幅。

　　這樣的經濟趨勢必然會孕育日益尖銳的政治氛圍。最近的一項美國民調顯示，65%的人認為他們的下一代會生活得比這代人更差，與此同時其他調查顯示，美國政治制度的受尊重度處於創紀錄新低——僅13%的美國人相信美國政府大多數時間做的事情是對的。另外的民調發現，33%的美國人相信國家的發展方向是對的，62%的人則相信國家的發展方向是錯的。歐洲則面臨法國國民陣線等極右翼政黨的崛起，加泰羅尼亞和蘇格蘭等地分裂主義和獨立運動抬頭等問題。

　　同一全球民調機構所做的調查發現，中國是主要經濟體的例外。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最新調查發現，87% 的中國人對國家的發展現狀和方向感到滿意，美國的這一比例則為33%。在事實層面上，最新的經濟數據顯示，2014 年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同比增長7.3%，美國則為2.3%——中國的經濟增速是美國的三倍多。

　　經濟發展和公眾情緒之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皮尤的研究顯示，近三分之二的經濟樂觀情緒或悲觀情緒是由經濟是否快速增長決定。

　　首先，以經濟階梯的最底層為例，中國的樂觀情緒遠超過西方的原因就很好理解了。最明顯的例子之一就是，據世界銀行[微博]統計數據顯示，過去30年，資本主義國家處在國際貧困線之下的人口數量並沒有下降。貧困人口數量整體下降的貢獻率來自於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中國。

　　以中等收入階層為例，美國工資中位數在過去7年裡一直在下降，而中國城鎮居民實際收入年均增長率則以不低於兩位數的頻率在增長。因此，中國中低收入居民對國家發展方向的滿意度遠高於西方國家人民，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是，一個顯著的特徵是，中國經濟顯著改善不僅惠及中低收入階層，也惠及頂層的富裕人群。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阿里巴巴[微博]集團在其首次公開招股(IPO)交易中總共籌集到了250億美元資金，創下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樁IPO交易，馬雲[微博]也一躍成為中國首富。

　　這僅是冰山一角。截至2012年底，中國擁有1090萬家私營企業，雇有1.13億員工，加上4060 萬家個體工商戶，雇有8630萬員工。這是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都從沒發生過的私營企業快速擴張。因此，中國這個公認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僅為普通和最貧苦的民眾最大程度改善了生活水平，而且還是私營企業發展增速最快的地方。這種結合有助於理解中國的樂觀情緒遠高於美國的悲觀情緒的原因。

　　中國實質經濟動態和大眾樂觀情緒，其本質上的原因是中國經濟改革中創造的獨特經濟基本結構，它有效地統籌協調了經濟中的關鍵力量。這種結構明顯不同於正被內部矛盾撕裂，造成經濟運轉失靈，讓民眾產生強烈悲觀情緒的西方經濟結構。中西經濟結構的差異性對世界經濟和政治是個重要教訓，因此下文將詳細分析。

　　G7一向標榜“市場經濟”，即大量企業在同等條件下競爭，產生公平高效的經濟結果。中小型企業尤其被推舉為這一經濟模式的典範。

　　但市場經濟是由相對小規模的競爭市場主導實質上是假象。事實上，現代生產的主要特徵決定了企業更大規模化將成為趨勢。十九世紀上半期出現的鐵路發明，就是首次創造的大規模性行業，它需要的投資如此巨大，以至於具備了自然壟斷的特徵——鐵路建設成本如此巨大，重複競爭不切實際。自那時以來，自然壟斷性企業進一步擴展到生產領域——所有國家的電網造價都非常昂貴，不可能有競爭制度，現代城市的地鐵系統非常昂貴也不可能重複建設等等。簡而言之，在現代經濟中，

　　具有自然壟斷特徵的一些經濟領域不可能是充分競爭的市場。

　　即使自然壟斷性不存在，經濟的全球化也說明，某些現代行業需要一定的生產規模才能產生利潤，無法只在國家範圍內生產。全世界僅有兩家主要民用飛機製造商，微軟[微博]在計算機操作系統方面占有絕對性主導優勢，谷歌[微博]搜索引擎在中國以外一家獨大，主要的世界汽車生產商也不超過十家等等。在發展最充分的情形下，這種規模化生產造就了“大到不能倒”的現象——意即沒有可供替代的企業能夠在不破壞經濟穩定性的情況下取代原有大企業的作用，尤為體現在銀行等行業。美國政府2008年後救助美國汽車企業的例子生動地說明，這種現象將延伸到更廣範圍的行業。

　　當然，有些行業仍然保持大量企業競爭的特徵。除了餐館、髮廊等小規模企業外，比如全球最大的產業之一的旅遊業，甚至沒有企業能擁有1% 的市場份額。但總體上，大型企業主導經濟。以引人注目的的統計數據為例，《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2000強企業營業額相當於全球GDP的50%以上。

　　總之，“現代經濟是由大量的小規模企業競爭組成”這一概念是一種意識形態神話。同樣，西方推崇其完全失衡和分化的經濟結構，好象市場只有一種“市場形式”，極容易造成動盪而消極的危險趨勢。這是悲觀情緒籠罩西方經濟體的原因。

　　銀行和金融系統就是一個重要的例子，G7國家經濟危機的重災區就是在這兩個領域。最大的私人銀行“大到不能倒”的事實，必然助長他們實施一些極端冒險的投機行為，甚至犯罪活動。在純粹競爭的經濟行業，破產的風險會限制企業實施冒險的投機行為——後者會自動抑制所有的冒險活動。

　　一旦私人金融機構獲得政府“大到不能倒”的擔保，那麼冒極大風險以追求最高潛在回報，都將完全是理性決策，因為最冒險的金融項目，最終將由全國買單——如果項目成功，私人機構將收穫利潤；如果項目失敗，國家將會承擔損失。這是西方不可避免地陸續發生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醜聞、摩根大通“倫敦鯨”交易醜聞、外匯操縱醜聞等一系列大私人銀行醜聞的原因，正如2008年前發生的美國次貸危機也是巨大的資產分配不當的必然發展後果。

　　私人機構有這樣進行超高風險和超高利潤活動的能力，必然使得日益增加的利潤落到這些私有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腰包——金融行業利潤占美國總利潤的比例正急劇增長。同時，這種機構吸收的高比例利潤日益增加，也允許其給其頂級高管支付非常高的薪資，確保增加的經濟收益幾乎完全由富人所得——這是造成現在臭名昭著的1% 和99%的原因。

　　這種巨大的貧富差距是G7經濟體現實的經濟結構帶來的必然結果，也必然不僅會產生經濟運轉失靈，而且會在民眾中普遍產生上文所述的悲觀情緒。

　　如果說小規模生產商主導的的完全竟爭市場能確保經濟效率和良好秩序，那麼它完全不適用於銀行業和其他超大規模的行業。因此，無差別的經濟政策應用於產業結構截然不同的行業是不會取得成效的——比如說到“市場”，把個體工商戶和大型銀行相提並論，是完全錯誤的。

　　現代市場經濟不是只有一種市場形式，而是至少有三種主要的市場形式——純粹壟斷市場，少數超大型企業競爭的寡頭壟斷市場、大量小生產商競爭的完全競爭市場。G7經濟體通過維持市場只有一種形式的謊言，掩蓋經濟真相，只會帶來上文所述的危險結果。

　　中國的經濟結構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明顯不同於被神化的西方經濟結構。“社會主義”這個詞是派生自“社會化”，意即大規模生產。在中國，大規模生產的壟斷形式仍牢牢地維持公有制。但同時，自1978年以來，中國擯棄了1929年後蘇聯的做法——小規模(非社會化)生產也應掌握在政府手中。中國沒有將小規模生產的最大行業農業實行集體化，純粹競爭性行業由私營企業主導，在不具競爭性的大規模化生產的寡頭壟斷行業，由於國企和民營都有優勢，於是讓他們同時存在、相互競爭。

　　這種結構是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有世界最快發展增速的私營企業的原因。中國不斷聲明要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正如2013年11月召開的中國最高級別的經濟政策會議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地表示：“我們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此外，這不僅僅是一個聲明。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國有企業是主要經濟體中最大的。

　　但鑑於上文概述的中西經濟結構的差異，在西方，國企和私企是對立的；在中國，國企和私企和諧共處。

　　西方經濟專家已經承認，中國的經濟結構是其取得世界最偉大經濟成就的原因。正如研究中國經濟的美國最著名作家之一的尼古拉斯。拉迪( Nicholas Lardy)最近總結：“自20世紀70年代末啟動經濟改革以來，中國取得了全球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成就。沒有其他國家經歷過如此長時間的快速增長。”勞倫斯&＃8226;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則更精確地指出：“中國維持超高增速超過33年這一獨特的經歷，無疑已經使之成為人類歷史上的特例。”同時，中國的生活水平增速也是主要經濟體中最快的。

　　西方試圖宣稱，這跟中國特有的經濟結構無關，而是僅和私營企業有關。但這樣的論點毫無意義。私營企業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國家——非洲、拉美和亞洲許多國家——仍然陷於貧困。正如已經看到的，沒有私有制經濟為主的主要國家曾在這麼長的時間內達到過中國的經濟增速。

　　但隨着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很明顯，上文概述的經濟結構說明中國也產生了世界最有活力的私營企業的原因。政府不應擁有小規模競爭主導的行業，這不是單指中國，這也並不是說，這樣的企業不需要政府——政府不應在這些領域擁有企業，但政府可以為這些企業創造良好運轉的條件。經濟理論中所謂的完全競爭市場需要嚴格的前提條件——充分的市場信息，價格即時可調整，最小或零運輸成本等。這些都需要真正的物質基礎，俗稱為“基礎設施”。

　　事實上，有效運作的競爭市場需要公路、鐵路、信息技術標準和結構、電力供應、批發市場等物質結構。其中許多因為成本高而具有壟斷特徵，最好由政府提供。因此，儘管某些行業不需要政府擁有企業，但還需要政府為之提供市場有效運作的條件。

　　這同樣適用於那些需要花費巨大支出在研究而非生產方面的行業。舉一個生動的例子，信息技術革命的基礎，當今美國最前沿行業的創新，是由私營企業開發的，是一個謊言。事實上，它們是由美國政府開發的。正如《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在為馬里亞納。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的經典研究《企業型政府》(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所寫的書評里稱：

　　“創新取決於大膽的創業精神。但實質上，採取最大膽的風險和達到最大突破的不是私營企業，而是政府……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了推動谷歌搜索引擎的算法。蘋果早期的資金來自於美國政府的‘小企業投資公司計劃’。此外，所有使iPhone‘智能化’的技術(互聯網、無線網絡、全球定位系統、微電子、觸摸屏顯示器和最新的聲控SIRI 私人助手)也來自於政府基金……蘋果聰明地把這些組合在了一起。但它是採摘了政府花時70年之久支持的創新技術的果實。”

　　在中國，大型國有壟斷銀行對生產企業控制資本成本非常重要。在西方，受到“大到不能倒”保障的私營銀行實行高風險戰略是合理的，意味着他們是用最合乎邏輯的方式獲得最高回報，因此，他們不會拒絕衍生產品和期貨交易，外匯交易，大宗商品投機等具有最高風險的交易。

這樣的高風險活動很大程度上將是可承擔的，因為致命的損失將由納稅人買單。要為這樣高利潤但高風險的活動吸引儲蓄，就得向儲戶提供較高的存款利率。基於高風險活動的回報率通常遠高於生產企業。為生產企業提供資本的利率由於這種壓力隨之急劇上升。相比之下，中國通過控制利率和限制高利潤但高風險的金融運作，確保為生產企業提供較低成本的資金。

　　通過提供相對便宜的資本供給加上優越的基礎設施，即市場物質條件，中國國有企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為私有企業發展創造了優越條件。因此，國企和私有經濟和諧共處，而不是相互對立，中國已創造了西方經濟體從未達到的經濟增速。這反過來解釋了，中國民眾對本國發展道路高度樂觀的原因。相比之下，目前所有的研究發現，悲觀情緒籠罩西方。

　　(本文作者介紹：前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現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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