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胡志明市——越南政府必須允許媒體自主經營。只有這樣，越南才有可能繼續走經濟和政治自由化道路，共產黨才有可能重獲人民的支持，從而保證自身的生存。

在過去五年間，越南媒體的面貌發生了巨變，共產黨失去了對這個行業的很大一部分控制權，由此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越南目前共有數百家官方媒體，它們均為政府所有，並受控于越南信息通信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及其在地方上的相應機構。所有高級編輯都是由政府和共產黨在仔細審查後任命的。

越南也有一些半私營性質的媒體，負責製作電視節目，經營新聞門戶網站，或者發行《時尚先生》(Esquire)和《時尚》(Cosmopolitan)等外國雜誌的越南版。但按照規定，私人運營商得和國有單位合作才行，這意味它們也必須把審查制度銘記於心。

眼下，隨着越中關係、領土爭端、高層領導人健康狀況等越南政府眼中敏感題材的範疇不斷擴大，許多媒體公司製作的新聞受到了越來越嚴厲的審查。大批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已經不看這些新聞了，轉而去尋找不太帶有宣傳色彩的東西。來自《少年報》(Tuoi Tre)和《青年報》(Thanh Nien)高層的消息稱，2008年以來，這兩份最受歡迎的日報的發行量和廣告收入幾乎下降了三分之二。為了防止讀者的流失，其他一些出版物紛紛變身通俗小報，專門報道具有轟動性的醜聞。

然而，公眾卻把目光投向了很容易就能在網上找到的外國新聞資料。Facebook和社會化媒體也在這裡遍地開花：一些知識分子以及前黨員開通了自己的博客，並在上邊公開批評政府，每天的點閱量都能達到數萬。儘管政府設置了網絡防火牆，但翻牆的方法是人所共知的，也很容易獲得。越南的互聯網普及率在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國家中居於前列。

但非傳統信息源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因為這些信息源並非全都可靠。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公眾對官方媒體以及官方本身太缺乏信任，以致於常常不假思索地把批評政府的報道照單全收——即便是在某些報道並未得到充分證實的情況下。

近年出版的大量書籍紛紛宣稱揭開了國家機密，幾乎涉及越南的所有重大問題：從共產黨的起源，到在奠邊府抗擊法國人的宏大戰役，從中國對越南的真正意圖，到胡志明的私人生活，可謂無所不包。陳庭(Tran Dinh)的新書《Den Cu》對一些證明胡志明叔叔(Uncle Ho)是民族主義者的依據提出了質疑。該書還聲稱，他直接參與了1953年至1956年的強制性土地再分配計劃——該計劃讓超過17萬人死於非命——可能還出席了公開審判某些富裕地主的大會。

黨和政府一般不會去反駁這類指控。相反，它們一心要維繫已經過時的管控形式，斤斤計較於婆婆媽媽的瑣事——比如歌手的裙裝領口可以開多低。這種做法反映出它們缺乏自信心；同時也削弱了黨的威信，削弱了它在打擊腐敗、遏制中國的地區性野心等關乎國家根本利益的問題上的公信力。

腐敗是個大問題。它造成了越南巨額的公共領域債務、居高不下的不良貸款率以及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越南的公共債務正在迅速逼近政府設定的上限，即國內生產總值的65%。）黨、政府和國會已宣布，反腐是當務之急。但經過這麼多年的媒體管控後，人們已對當局高度警惕，不再相信他們。有高官和企業領導因貪腐被捕時，民眾會認為那是派系鬥爭的結果。

在與交惡幾百年的敵人中國的較量中，媒體缺乏透明也是越南的一個問題。5月，中國政府將一座石油鑽井平台移至南海帕拉塞爾群島（Paracel Islands， 中國稱西沙群島——譯註）附近。該水域位于越南專屬經濟區內。然而，越南政府最初的反應，在我們許多人看來卻唯唯諾諾：外交部長起初稱該舉動“無恥”，但後來，外交部發言人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中國必須退出越南不容置疑的領海”。

主流媒體的報道聲音也受到了壓制，也就是說，反華示威者的極端民族主義，以及學者和前官員發起的充滿敵意的網上請願，主導着公開討論。其中一名官員是越南前駐華大使。博客圈盛傳已達成了某項不公平協議，臭名昭著的成都會議被頻頻提起。在1990年的成都會議期間，越南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被認為達成了一項共同保護條約，涉及讓越南在經濟和政治上更依賴中國。

非傳統的信息來源，並不是解決官方對主流媒體的控制的良藥。人們歡迎它們，但卻不能僅依賴他們。尤其是在打擊腐敗、反抗中國的生死之戰中，必須允許越南的傳統媒體自主地傳播及時、中立的信息。越南有許多經驗豐富的記者。長期懾於審查制度的他們，除了穩妥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其他什麼都不想了。

憲法已規定人民享有完全的言論自由，必須得到貫徹執行。開放媒體將有助於領導人贏回人們的信任。如果想推進越南的重大目標，他們就需要這種信任。言論自由有利於國家，也有利于越南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