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4年，福山等美欧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反思甚至批判开始展现有趣的一面，与之形成“参照物”的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价值观等重新认识。福山在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中流露出对美国政治衰败的失望，写过《当中国统治世界》的马丁·雅克在英国媒体上批评西方对中国经济崛起“短视”……这些都引起过西方学术界的热议。2008年金融危机蔓延后，为什么西方学者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寻找中国发展的密码，甚至提出“向中国学习越来越重要”？有人说是中国的崛起和高效，有人说是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但可以肯定的是，西方的自我反思和对中国的“另眼相看”仍将继续。

　　“对中国的短视”已遭到嘲笑

　　在西方学者的文章和专著中，以新视角谈论中国成为一种时尚。《名利场》在美国是以上流人物、时尚人士为主要读者群的文化生活杂志，但近来也开始关注中国政治、经济的话题。近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最新一期《名利场》上以“中国的世纪”为题撰文，提醒美国要正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将被中国取代的现实，放弃以往以遏制为中心的对华外交政策，与中国一起承担全球责任，创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今年10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在《金融时报》网站刊登题为“西方对中国经济崛起的短视看法”的文章。他认为，西方不该把中国的统治体系视为脆弱和无力的，而是需要重新认识这个体系，向它的成功之处学习。11月底，写过《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的马丁·雅克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在过去几年我做过很多演讲，我发现有很多年轻人开始思考：为什么中国做得那么好？我们需要向中国学习。”在西方人重新认知中国方面，他看到一种更开放的态度，当然，要让西方改变过去的对华认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时他的观点甚至仍显得“小众”。

　　不管怎样，在中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这种反思不断出现，并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最明显的是“中国崩溃论”的声音随之烟消云散。十多年前曾写过《中国即将崩溃》的美籍华人学者章家敦现在成了美国学术界的笑柄。当时他在书中预计5年之内中国将崩溃。5年过后，他又预计“5年之后中国一定崩溃”。直到现在，中国还是没有出现章家敦预言的结果。美国一些学者遇到章家敦时偶尔还会开玩笑说：“要不再看一个5年？”据了解，华盛顿智库界那些曾因预测“中国崩溃”的人士正在被冷落，因为在决策者看来，这些人误导了美国对华判断，对美国对华政策造成负面的影响。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一些新学术观点引起很大关注。比如，他曾发表文章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地应对金融危机，是基于中国的政治治理能力，能够迅速做出重大、复杂的决策，并有效地实施决策。相比而言，美国却不具有应对危机的治理能力。在很多人看来，这是福山对25年前发表的《历史的终结》的自我修正或自我否定。今年秋天，福山在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对美国的政治衰败感到失望，一些书评还提到他对“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的新认识。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确实令一些国家变得自信大失。面对金融危机对日本的影响，日本作家五木宽之说，在中国的成功面前，日本正在被“缩小”、“衰退”所取代。日本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继续谋求经济高速增长、放弃亚洲当头的目标，而是谋求做让世界尊敬的小国。在今年3月举行的“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上，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找到中国发展的密码”。诺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菲尔普斯曾说过：谁能成功解释中国经济的快速进步，谁就能是下一个真正的诺贝尔奖得主。他在参会期间表示，中国只要在金融、人才等方面有更好的制度安排，中国生产率和创新能力将很快与西方相当。

　　关注中国成就，也揣测中国未来

　　中国的发展经验何以成为西方谈论的热点？对此，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克劳茨·赛格伯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采用了独特的模式促进经济发展，这是西方学者关注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目前以及未来的全球定位还不是很明确，即国际社会的准则是否能在中国被接受以及受到遵守。赛格伯说：“很明显，中国的道路完全不同于俄罗斯。俄罗斯是一个不很成功的中等强国。至于‘中国道路’是否能被复制的问题，理论上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不那么现实，所以我的回答是不能。”

　　在重识中国的西方学者中，类似观点并不少见，他们并不是一味地吹捧中国。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长期致力于中国研究，他在9月出版的新书《民进国退》中提到，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是市场角色不断扩大和私营企业壮大的结果。这位被美国《国家周刊》誉为“在中国问题上，可以做任何人的导师”的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对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我是非常怀疑的。或许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发展会被定义为一种模式，但目前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他的市场经济也是不完善的。”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过去30多年，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预测有悲观的，有乐观的，有意思的是，乐观的几乎都对了，悲观的几乎都错了，而且越悲观的，往往错得也越离谱，预测中国要崩溃的最惨，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中国崩溃论”崩溃了。与此同时，曾高度自信的西方却陷入一场又一场危机，这一切引起不少西方人士的反思，这种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对中国的重新认识和对西方许多问题的重新思考。张维为认为，西方对中国的重新认识主要包括：一是中国没有照搬别人的模式，而是坚持自己的道路，特别是中国自己的政治制度;二是中国的战略规划能力;三是中国把重点放在高效率地解决人民最关切的问题，特别是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参加了主题为“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的贡献”的“2014亚太金融论坛”。让王文感叹的是，这个话题在舆论界很旧，但在经济学界却相对较新。因为十多年来，很少有人在中国经济的崛起问题上产生共识，很多人想的是中国崩溃的可能性，而2005年以后，西方学者们才渐渐讨论中国经济崛起，以及对世界的影响。起初是讨论威胁，而后才渐渐觉得，这是贡献。一名来自泰国的学者说：“国际经济学界正在为很少有人预测到2008年危机而感到羞愧，同时也为几乎没有人预测到中国经济崛起而感到自责。”在王文看来，一部分西方学者开始“转向”，修正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知华派”学者的声音更多传递出来，如英国的马丁·雅克、伦敦前副市长罗思义(John Ross)等，经常被企业或政府机构请去做中国问题的讲座。据罗思义透露，他的新书已快截稿，他希望能“用西方人懂的话语与逻辑”来谈“中国经济为何能成功”。

　　也有西方著名学者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寻找答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学者路克利12月12日至13日陪同“软实力”概念提出者、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到曲阜考察儒家文化。约瑟夫·奈告诉他：“一些国外的学者认为中国是市场列宁主义的威权国家，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又很好，这让他们很不解。非洲、南美的一些威权国家发展很差，有些甚至是失败国家。为什么中国能发展好，可能就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对西方继续误读要心里有数

　　谈到美国学者福山从过去高唱“历史的终结”到现在也开始思考“强大的政府”，马丁·雅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说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西方的国家治理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欧洲的统治精英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美国相对好一些，但问题也不小”。他的看法是：“这种反思还会延续。因为目前西方并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无法在短期内逃离经济停滞。另外，西方开始相对衰落，而预测显示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西方在治理和民主上享有声望的先决条件是政府体制能正常运转，而且成功。但现在政府不能正常运转了，体制看起来也不那么成功，接下来会怎样？这种反思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得到更广泛认可。”

　　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王文说，西方主导的全球学术界正在经受冷战结束以来最大一轮思想大反思。这一轮反思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主要源起，以批判当下西方国家的资产金融化为主要依据，以探索中国成功为主要参照对象，为全球未来发展寻求更确切的答案。只要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会痴迷于寻找中国发展的密码，相信未来十年内，“中国成功的原因”会成为全球学术界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虽然西方对中国和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已开始，但总体上看，并不那么深入。”张维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分析说：“西方学者主要还是依赖西方的经验来判断中国和世界，‘西方中心论’仍在不同程度上继续主导着西方学界的思维方式。换言之，一方面，西方对中国、对自己已开始某种重新认知，但另一方面，西方知识界的主流还难以超出西方的经验和传统来看待中国与世界。正因如此，我个人以为，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西方主流社会恐怕还会继续误读中国和误判世界，对此我们要心中有数，我们今后还需要适时点出西方认知上可能出现的盲点，必要时还要替他们指点一下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