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4年，福山等美歐學者對西方政治制度的反思甚至批判開始展現有趣的一面，與之形成“參照物”的是西方學者對中國政治制度、經濟模式、文化價值觀等重新認識。福山在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中流露出對美國政治衰敗的失望，寫過《當中國統治世界》的馬丁·雅克在英國媒體上批評西方對中國經濟崛起“短視”……這些都引起過西方學術界的熱議。2008年金融危機蔓延後，為什麼西方學者開始重新認識中國，尋找中國發展的密碼，甚至提出“向中國學習越來越重要”？有人說是中國的崛起和高效，有人說是中國的發展道路和模式。但可以肯定的是，西方的自我反思和對中國的“另眼相看”仍將繼續。

　　“對中國的短視”已遭到嘲笑

　　在西方學者的文章和專著中，以新視角談論中國成為一種時尚。《名利場》在美國是以上流人物、時尚人士為主要讀者群的文化生活雜誌，但近來也開始關注中國政治、經濟的話題。近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最新一期《名利場》上以“中國的世紀”為題撰文，提醒美國要正視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將被中國取代的現實，放棄以往以遏制為中心的對華外交政策，與中國一起承擔全球責任，創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今年10月，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馬丁·雅克在《金融時報》網站刊登題為“西方對中國經濟崛起的短視看法”的文章。他認為，西方不該把中國的統治體系視為脆弱和無力的，而是需要重新認識這個體系，向它的成功之處學習。11月底，寫過《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的馬丁·雅克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說：“在過去幾年我做過很多演講，我發現有很多年輕人開始思考：為什麼中國做得那麼好？我們需要向中國學習。”在西方人重新認知中國方面，他看到一種更開放的態度，當然，要讓西方改變過去的對華認識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時他的觀點甚至仍顯得“小眾”。

　　不管怎樣，在中國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過程中，這種反思不斷出現，並從經濟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最明顯的是“中國崩潰論”的聲音隨之煙消雲散。十多年前曾寫過《中國即將崩潰》的美籍華人學者章家敦現在成了美國學術界的笑柄。當時他在書中預計5年之內中國將崩潰。5年過後，他又預計“5年之後中國一定崩潰”。直到現在，中國還是沒有出現章家敦預言的結果。美國一些學者遇到章家敦時偶爾還會開玩笑說：“要不再看一個5年？”據了解，華盛頓智庫界那些曾因預測“中國崩潰”的人士正在被冷落，因為在決策者看來，這些人誤導了美國對華判斷，對美國對華政策造成負面的影響。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一些新學術觀點引起很大關注。比如，他曾發表文章認為，中國之所以成功地應對金融危機，是基於中國的政治治理能力，能夠迅速做出重大、複雜的決策，並有效地實施決策。相比而言，美國卻不具有應對危機的治理能力。在很多人看來，這是福山對25年前發表的《歷史的終結》的自我修正或自我否定。今年秋天，福山在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對美國的政治衰敗感到失望，一些書評還提到他對“強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制”的新認識。

　　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確實令一些國家變得自信大失。面對金融危機對日本的影響，日本作家五木寬之說，在中國的成功面前，日本正在被“縮小”、“衰退”所取代。日本現在最好的方式就是：放棄繼續謀求經濟高速增長、放棄亞洲當頭的目標，而是謀求做讓世界尊敬的小國。在今年3月舉行的“第二屆諾貝爾獎經濟學家中國峰會”上，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如何找到中國發展的密碼”。諾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埃德蒙·菲爾普斯曾說過：誰能成功解釋中國經濟的快速進步，誰就能是下一個真正的諾貝爾獎得主。他在參會期間表示，中國只要在金融、人才等方面有更好的制度安排，中國生產率和創新能力將很快與西方相當。

　　關注中國成就，也揣測中國未來

　　中國的發展經驗何以成為西方談論的熱點？對此，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克勞茨·賽格伯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採用了獨特的模式促進經濟發展，這是西方學者關注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國目前以及未來的全球定位還不是很明確，即國際社會的準則是否能在中國被接受以及受到遵守。賽格伯說：“很明顯，中國的道路完全不同於俄羅斯。俄羅斯是一個不很成功的中等強國。至於‘中國道路’是否能被複製的問題，理論上是合乎邏輯的，但是不那麼現實，所以我的回答是不能。”

　　在重識中國的西方學者中，類似觀點並不少見，他們並不是一味地吹捧中國。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拉迪長期致力於中國研究，他在9月出版的新書《民進國退》中提到，中國經濟快速崛起是市場角色不斷擴大和私營企業壯大的結果。這位被美國《國家周刊》譽為“在中國問題上，可以做任何人的導師”的經濟學家直言不諱：“對中國模式這個概念我是非常懷疑的。或許未來幾十年，中國的發展會被定義為一種模式，但目前中國還是一個轉型中的國家。他的市場經濟也是不完善的。”

　　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張維為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過去30多年，外部世界對中國的預測有悲觀的，有樂觀的，有意思的是，樂觀的幾乎都對了，悲觀的幾乎都錯了，而且越悲觀的，往往錯得也越離譜，預測中國要崩潰的最慘，不是中國崩潰了，而是“中國崩潰論”崩潰了。與此同時，曾高度自信的西方卻陷入一場又一場危機，這一切引起不少西方人士的反思，這種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對中國的重新認識和對西方許多問題的重新思考。張維為認為，西方對中國的重新認識主要包括：一是中國沒有照搬別人的模式，而是堅持自己的道路，特別是中國自己的政治制度;二是中國的戰略規劃能力;三是中國把重點放在高效率地解決人民最關切的問題，特別是消除貧困、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王文參加了主題為“中國經濟崛起對世界的貢獻”的“2014亞太金融論壇”。讓王文感嘆的是，這個話題在輿論界很舊，但在經濟學界卻相對較新。因為十多年來，很少有人在中國經濟的崛起問題上產生共識，很多人想的是中國崩潰的可能性，而2005年以後，西方學者們才漸漸討論中國經濟崛起，以及對世界的影響。起初是討論威脅，而後才漸漸覺得，這是貢獻。一名來自泰國的學者說：“國際經濟學界正在為很少有人預測到2008年危機而感到羞愧，同時也為幾乎沒有人預測到中國經濟崛起而感到自責。”在王文看來，一部分西方學者開始“轉向”，修正自己的觀點。另一方面，“知華派”學者的聲音更多傳遞出來，如英國的馬丁·雅克、倫敦前副市長羅思義(John Ross)等，經常被企業或政府機構請去做中國問題的講座。據羅思義透露，他的新書已快截稿，他希望能“用西方人懂的話語與邏輯”來談“中國經濟為何能成功”。

　　也有西方著名學者從中國文化的角度尋找答案。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共產黨歷史與理論研究院學者路克利12月12日至13日陪同“軟實力”概念提出者、哈佛大學約瑟夫·奈教授到曲阜考察儒家文化。約瑟夫·奈告訴他：“一些國外的學者認為中國是市場列寧主義的威權國家，但是中國經濟發展又很好，這讓他們很不解。非洲、南美的一些威權國家發展很差，有些甚至是失敗國家。為什麼中國能發展好，可能就是因為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決定了中國的發展道路。”

　　對西方繼續誤讀要心裡有數

　　談到美國學者福山從過去高唱“歷史的終結”到現在也開始思考“強大的政府”，馬丁·雅克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這說明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西方的國家治理存在一些嚴重問題，“歐洲的統治精英們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美國相對好一些，但問題也不小”。他的看法是：“這種反思還會延續。因為目前西方並沒有任何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無法在短期內逃離經濟停滯。另外，西方開始相對衰落，而預測顯示中國經濟將超過美國。西方在治理和民主上享有聲望的先決條件是政府體制能正常運轉，而且成功。但現在政府不能正常運轉了，體制看起來也不那麼成功，接下來會怎樣？這種反思的聲音會越來越大，得到更廣泛認可。”

　　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王文說，西方主導的全球學術界正在經受冷戰結束以來最大一輪思想大反思。這一輪反思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為主要源起，以批判當下西方國家的資產金融化為主要依據，以探索中國成功為主要參照對象，為全球未來發展尋求更確切的答案。只要中國經濟能夠持續發展，越來越多的歐美學者會痴迷於尋找中國發展的密碼，相信未來十年內，“中國成功的原因”會成為全球學術界最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

　　　 “雖然西方對中國和對自己的重新認識已開始，但總體上看，並不那麼深入。”張維為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他分析說：“西方學者主要還是依賴西方的經驗來判斷中國和世界，‘西方中心論’仍在不同程度上繼續主導着西方學界的思維方式。換言之，一方面，西方對中國、對自己已開始某種重新認知，但另一方面，西方知識界的主流還難以超出西方的經驗和傳統來看待中國與世界。正因如此，我個人以為，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西方主流社會恐怕還會繼續誤讀中國和誤判世界，對此我們要心中有數，我們今後還需要適時點出西方認知上可能出現的盲點，必要時還要替他們指點一下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