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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平】《智取威虎山》:解放戰爭研究的五層境界
送交者: 三把刀 2015年01月02日22:26:00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一 歡聲雷動威虎廳
周日去看《智取威虎山》。早場,沒坐滿,身邊大多是四五十歲的大爺大媽。之前看了預告片花,對坦克、飛機和鋼筋水泥要塞印象深刻,本來單純地打算來看徐克的笑話,看看203首長怎麼帶着重炮群強攻威虎山,剿匪小分隊怎麼變成林彪帳下最強主力。沒想到,開場竟然跳出了八一廠片頭,大出我意料之外。因為八一廠插手的作品雖然也經常很爛,但總不至於把歷史拍成魔幻片,不會把解放戰爭變成蜀山劍俠傳。我開始好奇:這片頭究竟是說明徐克翻身做人,還是預示着八一廠的進一步墮落?
開場不久,身邊的大爺大媽開始和徐克互動。只要有一個新人物亮相,他們一定搶在看清字幕之前宣布自己的判斷:“少劍波!、李勇奇!、楊子榮、欒平!”。平時電影院裡的吵鬧會引起我的厭惡,這次身邊的嘈雜卻帶來了幾分親切感,當年在空地里看露天電影的親切感。

“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
等到楊子榮昂首走上威虎廳,嘈雜聲忽然消失。“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麼哈?麼哈?正晌午時說話,誰也沒有家!……臉怎麼紅了?精神煥發!”。當這段幾億中國人倒背如流的對話在影院裡迴蕩,驟然的安靜之後是滿場爆發的驚嘆,百十個大爺大媽掌聲雷動。我知道徐克這次成功了,他拍出了一代人心中的英雄,讓觀眾看到了年輕時的夢幻形象——紅色戰神楊子榮。
眾所周知,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是歷史上的第五版。第一版自然是曲波同志帶隊進山,在密林窩棚里和土匪比耐力比吃苦;第二版是少劍波的小分隊在《林海雪原》小說中過關斬將,書寫當代傳奇;第三版是1960年的電影《林海雪原》。第四版是樣板戲。最後才有徐克的現代第五版。
正如《魔戒》的旁白:“歷史變成傳說 傳說變成神話”。在徐克之前,《智取威虎山》的每一版都比前身增加了至少一倍的革命浪漫主義,渲染了壯麗的場景:“穿林海跨雪原,氣沖霄漢”。同時,每一版也把戰爭的殘酷、環境的艱苦壓縮了一個數量級,讓從未體會過零下30度嚴寒的觀眾(讀者)產生強烈的代入感。王朔的《看上去很美》記錄了60年代孩子的遊戲模式:
“大孩手拿鉗子到處去剪人家晾衣服的鐵絲,給自己也給我們小孩造出一把把彈弓槍,狀似楊子榮和少劍波使的那種“大肚匣子”,鐵絲上纏着玻璃絲, 去商場文具櫃檯買來皮筋一股股穿起來,作業本都撕了疊成三角子彈, 一次打一發,號稱德國“二十響”。都是雙槍老太婆,埋伏在樓拐角、單元門內, 遇小孩經過便躍出雙槍齊射,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不許放空槍。我們在大孩的率領、組合下天天進行大規模實戰演習,日夜爭奪每一棟樓門、每一條馬路、每一棵樹。”
到了80年代,我們在家屬院做遊戲,規則和玩耍時幻想的場景依然如故。可見幾代中國孩子共享一個相同的楊子榮夢。至於大雪中廝殺是否真的如此浪漫瀟灑,手持匣子槍的楊子榮是否真的百戰百勝,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對於觀眾來說並不重要。實際上,直到差不21世紀,我才知道楊子榮犧牲時間就在威虎山戰鬥後不久,失手原因正是風雪凍住了駁殼槍的槍機。
既然樣板戲甚至《林海雪原》也對剿匪經歷施加了春秋筆法,那的確沒必要太糾結徐克版的威虎山修改了多少歷史背景。當年舞台條件和特效差,許多細節沒有反映出來,所以觀眾們只能用想象填補細節,在大腦中構造一個比樣板戲更誇張的楊子榮戰史。現在徐克有電腦特效和3d攝影技術支持,拍的比樣板戲更精美,比林海雪原的文字更浪漫,或許距離真實的戰史更遠;但有樣板戲鋪墊的市場在前,有幾十年的英雄傳說做背景,觀眾反而會覺得徐克的電影形象更符合“記憶”中的“真實”,認為披着皮大衣,鬍子精心修剪過的張涵予神似幻想中的無敵楊子榮。這就是徐克成功的首要原因。
二 同志走了,大俠來了
話又說回來,從翻拍紅色經典的角度來說,徐克這一版電影的“紅色”元素非常可疑。原著小說、黑白電影乃至樣板戲雖然並非真實的剿匪記錄,但基本邏輯並未脫離史實。都是人民解放軍派一部進山,發動群眾,組織生產,訓練民兵,最後以群眾的力量為基礎發動進攻,犁庭掃穴,徹底消滅了土匪存在的武裝基礎和社會基礎。激烈的戰鬥場面從來不是紅色經典的唯一賣點。《沙家浜》、《紅燈記》沒有多少大動干戈的場面,內容以軍民合作為主,卻和《智取威虎山》齊名。
但在徐克的電影裡,解放軍形象只體現於幾十個能打的好漢。他們更像是偶然到來的遊俠或是騎士,而不是要永久改變生活的“解放者”。作為一支解放軍,剿匪分隊相互稱呼居然幾乎聽不到“同志”二字。失去了“同志”身份的楊子榮與其說是解放軍戰鬥英雄,不如說是紅色007。毛澤東為解放軍規定的三大任務:戰鬥隊、工作隊、宣傳隊,在電影裡只剩下了一個職能:戰鬥隊。土匪馬隊進村,20個解放軍拼死一戰,村民恐懼地抱在一起要求放棄抵抗,這更像《七武士》或是《魔戒》裡的平民,而不是人民戰爭體制下的力量源泉。
原作者、解放軍軍官曲波臨終留有遺言,希望《林海雪原》的衍生作品不要成為純粹的“打打殺殺的武打戲”。但現在看來,徐克版的主要看點恰恰就在“打打殺殺”上,而且是非常脫離實際背景的“打打殺殺”。影片一開始,彈無虛發的狙擊槍就把“土八路”的檔次往上提了一格;用汽油桶改造的拋射器本來是塹壕戰中攻擊固定陣地的震懾用具,片中打運動目標的準頭堪比重型迫擊炮;敵人扔來手榴彈,可以用另一個手榴彈撞回去;少劍波首長的小手槍打快速衝擊的騎兵,槍槍中眉心,彈無虛發;輕型坦克向岩石開炮,居然打塌了小半座山。這一版《智取威虎山》終究還是回到了徐克最熟悉的武俠套路。
奇怪的是,在觀眾口味越來越高,“手撕鬼子”已經成為專有詞彙的今天,《智取威虎山》竟然沒有成為被取笑的“神劇”。在我身邊,許多很熟悉軍事知識,平時對國產“戰爭大片”嗤之以鼻的朋友,這次對徐克竟是交口稱讚,再不去糾結那些一望即知的細節問題。
為什麼呢?我想說,這大概是因為徐克單純地拍了一部紅色武俠,沒有企圖去強行駕馭那些他駕馭不了的內容。比如發動群眾,比如建立基層組織,比如以小見大、讓剿匪作戰聯繫全國戰局。相比之下,那些“抗日神劇”情節離奇,轉折生硬、特效稀爛的問題暫且不說,還動不動就要改變國家命運,刺殺日本首相,盜竊戰略情報,至少也要拯救一個省份一座城市,扭轉關鍵戰役的勝負,把撒狗血的江湖械鬥硬是塞進清晰的歷史框架。這好比玩俄羅斯方塊扔出一個圓形,在天安門廣場上碰到山寨版的江南水鄉,沒法不讓人覺得彆扭。
在人物塑造上, “抗日神劇”往往扭扭捏捏,追求“人性的複雜”。英雄往往氣短情長,烈士總要瞻前顧後,一定要讓土匪抗日,讓流氓有人性光輝才覺得安心。徐克這部電影的人物形象卻很簡單:好人就是好人,行俠仗義;壞人就是壞人,殺人搶糧。好人打壞人,如刀切豆腐,原則就一個字:“爽到底!”。你問還有其他的內涵沒?抱歉,要看上檔次的你自己去拍,咱拍的是賀歲片,就圖給觀眾一個痛快!
《世界大屠殺》一書曾經高度讚揚了斯普魯恩斯在中途島戰役最後階段的決定:
斯普魯恩斯的第三個重大決斷是不顧這種敦促,也不顧尼米茲發來的語氣強烈的電報;他的決斷是停止追擊,結束戰鬥。他不願掉進威克島的空中勢力圈。這簡直象是開了天眼一般的明智。據說他曾對參謀們非常簡明地說:“我們給人的打擊大致差不多了,也不會再多了。我們離開這兒吧。”他的艦隻燃料不足了;飛行員們精疲力竭了;天邊外有支情況不明但實力強大的敵方艦隊使他捉摸不定;還明知道敵人有支以陸地為基地的空中打擊力量,使他不能按照追擊的原則行事。雷蒙德·斯普魯恩斯少將就這樣決定了,就這樣確保了中途島戰役的勝利。 
人貴有自知之明,無論是打仗還是拍電影。徐克今年的勝利也是如此。
三 解放戰爭研究的5重境界——外篇
影評到這裡其實已經寫完了。接下來,我想談談影片之外的解放戰爭,從另一個角度誇誇徐克的明智,或者徐克的額外運氣。
1 好人?壞人?
幾代人以來,中國人對解放戰爭的第一印象是什麼?正是徐克這一版電影的敘事風格——解放軍是好人,國民黨兵是壞人。好人為老百姓打仗,英勇無畏;壞人為反動勢力看家護院,戰戰兢兢。人多的時候,壞人偶爾會贏,但只要解放軍集中兵力或是擒賊擒王幹掉反動軍官,戰局立刻就是一邊倒。至於為什麼解放軍是好人?為什麼國軍壞人多還要打敗仗?為什麼只要幹掉軍官,壞人就一鬨而散?看電影、聽故事的小孩子不會想那麼多。甚至許多成人也持類似的看法。反正是幾十年前的舊事,反正“好人”最後贏了,搞那麼清楚幹啥呢?
2 土改 保衛勝利果實?
第二重印象就要理性一些。因為小孩子談感情,成年人要談理性,談利益,搶我利益的是壞人,一起分享利益才的是好人。中學課本也好,嚴肅的紀錄片和電影也好,談到解放戰爭都要點出土改這個要害。指出解放軍站在農民一邊,替他們搶來了地主的土地,保衛土改成果。所以得道多助,農民支持解放軍,願意參加解放軍保衛勝利果實。國民黨軍則站在地主一邊,保護反動勢力,打到哪裡都是四面樹敵。當時的中國是個落後農業國,大多數人生活在農村,其中的大多數是貧農,解放軍站在大多數人一邊,大多數人支持解放軍,戰爭結果不言而喻。迄今為止,這套以土改為中心的解釋還是官方的主流宣傳詞,是多數影視編劇的政治出發點,是受過義務教育的新一代人聽到的最普遍說法。
以土改為中心的簡化社會模型乍一聽很有道理,但只要想一下就能發現許多邏輯問題。其一,多數人支持並不構成勝利的充分條件,歷史上均田免糧的造反者多了,成功的沒有幾個。其二,許多地方的土地矛盾並沒有那麼嚴重,常常找不出占有多數土地的像樣地主,或是是荒地廣闊,土地本身不構成主要矛盾。第三,城裡沒有地主,共產黨雖然反對官僚資本,但也沒有許諾要把資產分給工人,但共產黨在大多數城市也獲得了支持。
再細細推敲,還有一個政治上不很正確,算術上卻無可辯駁的說辭可以用來反對這第二重解釋:
首先,解放軍有上百萬人,農民參軍不過是給解放軍增加了百萬分之一的力量,“保衛勝利果實”這個目標因此增加了百萬分之一的勝率。但對自家來說,減少一個壯勞力,土地會減產,房子沒人修補,和鄰居爭利益會挨欺負,這是100%會發生的事實。算利益,為何農民家庭願意以派壯勞力從軍、交公糧為代價,換取那百萬分之一的勝率?為何農民在國民黨軍到來之時,會冒死加入民兵打游擊?
稍加分析,就能發現“保衛勝利果實”最多只能作為徵兵、征糧的宣傳說辭,實踐起來解放軍不可能主要指望志願兵和農民的捐獻打仗,勝利必然依賴更踏實的機制。對於有社會經驗的成年人來說,想到這一點不難,甚至在讀書時我就見過同學質疑歷史老師的說法。解放戰爭的勝利必須用更合理的方式來解釋。

“大俠”楊子榮。
3 不是我們無能,是共軍太狡猾?
既然無法從基本力量上解釋,正常的想法自然是歸於高明的計策。三十六計、三國演義、田忌賽馬、說岳全傳……幾百年的世俗文學薰陶下來,要說服普通人相信共產黨的勝利源於“謀略”並不難。更何況“謀略”這東西不僅適合用來寫文藝作品,也適合充當茶餘飯後的談資。自從80年代官方政治-歷史教育受到普遍懷疑以來,只要是談到解放戰爭乃至共產黨整個革命歷程,隨便哪個健談的人都可以談戰史談的口沫紛飛,內容不外乎是這樣:
“毛澤東壓服林彪,讓東野先打錦州真高明!要讓蔣介石先鞏固了錦州,還不知道是毛主席還是蔣主席呢!”
“劉鄧大軍南下,被堵在黃河邊。劉伯承弄了幾千個葫蘆,扣上鋼盔飄過河。國軍還以為是共軍強渡,拼命開槍開炮,劉伯承趁機就從別處過去了”
“粟裕算準了杜聿明要往西跑。要不是粟裕想的清楚,讓杜聿明帶幾十萬人跑到江南,這長江就過不去了”
“蔣介石的侍從室里全是共諜,國防部機密文件都提前讓共產黨看到了。為這一仗,共產黨提前幾十年就埋了釘子,要不怎麼贏的這麼容易……”
當然,這是水平比較低的討論,資料來源往往是標着“解密”、“真相”的地攤雜誌。隨着討論的深入,其中也會產生翻戰史,看地圖,查外國資料的專家,能做出許多上層次的分析,嚴密程度、探討問題的深度遠遠超出了三國演義和地攤文學。比如:解放戰爭初期,蔣介石該不該把精銳部隊派往東北?如果杜聿明在四平取勝後勉力渡過松花江,林彪是否會喪失迴旋空間?彭德懷攻榆林前後,雙方各自犯了哪些錯誤?渡江戰役後,國民黨軍是否意識到二野主力被低調派往西南?許多解答整理出來還頗有道理,值得一看。
但是,無論分析水平高低、嚴密與否。在這一系列的探討中,設想的解放戰爭都是一連串的對弈。毛澤東、蔣介石、白崇禧、彭德懷等人分別在不同的棋盤上落子,共產黨棋高一着,勝多負少,所以最終贏得了勝利。對於這一層次的研究者來說,不論最後總結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還是“共軍太狡猾,從抗日時就保存實力、潛伏共諜”,他們實際上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甚至官方的許多宣傳,也往往把勝利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歸結為領導人的高瞻遠矚,計無不中。電影嚴肅如《大決戰》系列的潛台詞正是如此。
4 組織的力量
“謀略論”的致命問題是無法解釋為什麼共產黨棋高一着。為什麼高明的將領、專業的間諜、戰術多變的軍官總是出現在共產黨一邊——明明國民黨能從更廣大的地區、更多的軍隊中選拔人才。於是,“謀略論”走到最後總是變成了“天命論”,用神秘主義和運氣來解釋解放戰爭指揮水平的差異,這實際上完全違反了理性原則。所以,隨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開始發現更深層次的原因——組織水平。
a 有組織才有戰術
軍事理論和歷史戰例對所有人都是開放的。應該儘量繞開敵人的堅固陣地,攻擊對方的後勤倉庫;應該讓部隊機動起來,躲避敵人的火力,尋找對方的弱點;應該集中兵力在局部形成兵力優勢……這些原則雙方的軍官都知道。但到底能不能實施,還要看部隊自身的能力。
比如說,如果你的軍隊每天只能走50里,對手的主力能走100里。這時候你就沒資格琢磨迂迴包抄、花樣百出的玩調動了。因為不管你幹什麼,對手都能在慢一步的情況下從容應對。運動是相對的,你企圖繞過敵人的正面,必然意味着把自己的側翼先暴露給了敵人。顯然,在對手比你快一倍的情況下,胡亂運動是作死。所以,運動慢的一方最好還是給自己掛個條幅“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老老實實地一線平推。
“用兵以能聚散為上”。除了迂迴,實施任何複雜戰術的前提都是分兵。而分兵有效的前提是小部隊也有戰鬥力。分出去的1/10兵力達不到全軍戰鬥力的1/10,這很正常。但如果連全軍戰鬥力的1/100都達不到,那分兵就沒啥意義了。
在真實的解放戰爭中,運動速度慢、小部隊缺乏戰鬥力的一方正是國軍。為什麼?因為國軍的高級軍官、中下層軍官、和底層士兵的利益不同,思考方式也不同,軍閥依靠封建制的管理方式來控制軍隊。在行軍中,士兵缺乏快速行軍的動員和激勵,軍官擔心快速行軍有逃兵(夜行軍尤甚),食物供應也歧視一線單位,再加上各單位的行進難以協調,自然比共軍慢了不少。縱使國軍有再多的戰術奇謀,也無從實施。
對於國軍各級軍官來說,軍隊是自己的本錢,精銳打光了未必有人給補充,好武器用壞了沒準會換成落後的。所以分兵的時候,無論是一個師還是一個連,都不願意單獨承擔作戰任務,都不願意離開主力太遠。結果,國軍每次分兵都意味着漫長的扯皮,被分出去執行戰術指令的部隊無法做出任何威力偵查,會被任何有積極性的解放軍小部隊甚至游擊隊壓縮向主力方向。
所以,國軍一方面無法實施複雜戰術,另一方面部隊控制的範圍極小,只在主力行軍縱隊前後幾公里才能做到有效控制,把剩下的戰場都扔給了來去自如的解放軍。1948年6月,晉軍“親訓師”居然會讓徐向前的幾個旅埋伏到幾百米內無法發覺(徐向前元帥距敵不過2公里),排着整齊的密集隊形走向解放軍的數百挺機槍。徐向前用20世紀的武器打了一場冷兵器時代的伏擊戰,消滅7000“精銳”的代價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說明晉系軍隊最精銳的師都派不出一個有主動作戰積極性的偵察連,只能靠主力的目視偵查來控制戰場。閻錫山輸的不冤枉。
b 有基層才有資源
組織能力差異不僅僅體現於作戰層面。在基層建設方面,國民黨更是輸了個乾淨。上千年來,皇權不下縣,鄉村是士紳土豪自治的空間。儘管三民主義也包括“平均地權”,但國民黨從未實施過有效的農村改造,從未落實土改和減租。國民黨的黨部和縣政府在大多數時間只能蹲在城裡和士紳談判,獲取農村資源——或是翻臉命令軍隊搶劫、拉壯丁。但無論哪種方式,收集糧食和勞動力的能力都很低,都會在中間環節出現大量的貪污和浪費。
對40年代的共產黨政權來說,土改和減租最大的實效不是激勵農民志願從軍,而是藉此掌握鄉-村級政權,讓高效的現代官僚管制延伸到農村。土改之前,收稅(公糧)要讓鄉村士紳和縣裡的官吏層層過手,窮人承擔的多,富人不但少交,還能賺糧食。共產黨把幹部派下鄉,一個村一個村地搞土改,同時發動農民起來,把各級鄉村政權和士紳大戶清洗了一遍。土改結束後,共產黨政權可以直接核算土地面積和產量,用遠低於國統區的實際稅率獲取更多的糧食。
在徵兵方面,國統區士紳買通官員把持拉壯丁業務,隨意強迫貧民子弟當兵,藉機敲詐中等人家,每次徵兵都會帶來巨大的動盪。共產黨雖然也要在解放區徵兵,但可以越過地主階層直接清點役齡男子,名額分配公平,不會隨意免除一部分人的服役義務。同時,共產黨政權撥出稅款補償軍屬,要求未徵兵家庭替軍屬耕地,從而大大降低了從軍的成本。在未激起太多不滿的情況下,共產黨用全國1/4的人口為軍隊提供了可靠的兵源。
控制了基層政權,共產黨就能掌握農村的剩餘糧食和勞動力,野戰軍一時用不上的資源可以拿來建設民兵。民兵打不過正規軍,跑不過土匪,但能讓任何企圖染指農村剩餘糧食的集團不斷的放血——無論是日本步兵中隊,國民黨保安團還是土匪。土匪要麼逃到深山,在飢餓中逐漸散夥,要麼被迫去攻打集鎮,和正規軍作戰。無論哪一種結果,都意味着地方治安問題一勞永逸地解決。在共產黨已經建立基層政權的地方,解放區即便丟給國民黨,也不會為其所用。
四平戰役失敗後,林彪就任東北局書記,第一次講話就要求全體幹部“脫下皮鞋,放下皮包,換上衣服,離開大城市,下到農村去搞土改,消滅土匪建立根據地;不要像二流子一樣在城市裡晃來晃去;只有建立了根據地才能解決兵源、糧源、傷員的問題。”東北野戰軍乃至全國解放軍的勝利,物質基礎不是大炮和坦克,而在於黨組織能夠命令幹部離開大城市去農村,用根據地建設抵消了精銳國民黨軍初期的的犀利進攻。
c 有團結才有戰略
從高層組織水平來看,國民黨的南京政權不過是軍閥共主,實際上各行其是。晉系閻錫山恨蔣介石的程度不遜於怕共產黨,白崇禧寧可看着共產黨贏得淮海戰役也不給杜聿明增兵,渡江戰役之前,湯恩伯寧可坐視共產黨輕鬆過江,也要放空西線,誘導解放軍先去碾壓桂系的湖北。內訌如此,再好的戰略又如何執行呢?
反過來看共產黨,45年一聲令下增援東北,全國十幾個解放區抽調精兵強將,讓林彪這個多年不帶兵的空頭司令瞬間擁有最強大的部隊;馮白駒帶領瓊崖解放軍在孤島上發展20多年,和來自東北的第四野戰軍約定共同作戰,四野船隊在海上耽擱了,瓊崖縱隊還是按時拼死出擊,攻擊有重武器的敵人,用生命換控制登陸場的時間,一直熬到四野偷渡部隊上岸。無條件的團結因素才是共產黨戰略決策顯得更“高明”的原因。
總的來說,用組織水平來解釋國共戰爭的勝負的確很有說服力。第二層次的“土改說”和第三層次的“謀略說”都可以在這個結論下得到更清晰、更符合邏輯的闡述。目前大多數認真的研究者最後都走向了這個結論。

組織起來的基層,為解放軍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兵源。
5 狠挖思想根源
a有人不算窮
“組織論”的主張者往往認定共產黨組織嚴密的原因是列寧式體制。即作為共產國際支部的中國共產黨繼承了十月革命傳統,以“革命先鋒隊”體制管理全黨,自上而下地強調黨的組織原則。但這和“謀略論”有同樣的問題——為何國民黨和其他軍閥不能採取類似的方案?為何國民黨不能抄襲共產黨的結構?
從史實看,孫中山重組國民黨,本身就是靠蘇聯顧問指導;蔣介石曾任共產國際主席團常委,是共產國際中級別最高的中國人;1925年胡漢民代表國民黨要求成為共產國際支部,高呼:“第三國際是革命的司令部,總參謀部”,只是因為共產國際擔心過早引發帝國主義干涉才未成功。從“列寧式”組織的傳承來說,國民黨即便不能說比共產黨繼承了更多的遺產,起碼也算是擁有共同的起跑線。絕不能說共產黨壟斷了獨門的“組織秘籍”。
既然設計圖是共享的。那麼問題的核心還是還是出在構成組織的材料——人。什麼樣的人會加入一個全國乃至世界性的政治組織並充當忠誠的骨幹?
首先,他必須理解什麼是“全國”和“世界”。上千年來,大多數農民一輩子沒去過縣城,順從地在鄉下服從士紳的管理,直到帝國主義帶着工業化的力量進入中國社會,這個格局才被打破。到20世紀40年代的時候,中國有上千萬人接受了新式小學教育,還有好幾千萬人離開了傳統的小農經濟或者莊園經濟,集中到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參與或至少見識了近代化的工商業生產——比如三次闖關東的楊子榮。對於這批人來說,世界再也不是一個村子或者一條山谷,而是幾億同胞共同生活的一片廣大領域。他們開始發現幾億人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不可能獨立於這個大世界改變自己的家鄉。
其次,他必須有一定的理想主義,希望自己作一個好人,希望大多數人也能在一個“好”制度下做一個好人。理想主義往往來自於現實主義。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進入了百年動盪時期、中國和西方的差距漸漸拉開、農村的士紳土豪因為購買西洋商品而逐漸加強了剝削。類似的因素結合在一起破壞了中國人的農業社會,卻未能提供一個發達的現代社會做替代。這逼迫考慮現實問題的人轉向理想主義,轉向尋求社會革命這個全面的解決方案。
滿足這兩個因素的人有幾千萬。由於農業社會秩序解體,通過教育可以成為潛在組織力量的人還有上億。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是:“誰能提出一個可行方案來解決問題?”
b 時來天地皆同力
共產黨做到了這一點。共產黨明確地指出,這個國家還有希望,但夢想成真的方式不是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下繼續努力,而是努力打破現有結構,消滅浪費希望的少數人。
為何說少數人浪費了希望?因為少數人占有了大多數剩餘產品。幾億人在糊口穿衣之餘,積攢起來的少數剩餘財富被統治者拿走了。農村地主(不論好壞)都占有地租,城市買辦壟斷了大多數商業利潤,這些地租和利潤沒有被用來投資現代經濟,而是用來消費西洋商品,用來投機獲利,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儲存起來。所以說舊社會的統治集團既落後(通過傳統方式聚斂財富)又反動(拒絕把財富投資於社會轉型),只有打倒他們,中國人才有機會通過努力改變這個絕望的社會。
共產黨的邏輯很簡單,但很有力——階級分析符合普通人的觀感;奪回剩餘財富用於全社會現代化投資的方案超越了傳統農民起義的老套路,提供了20世紀視角下的希望;所以迅速得到普遍認同。在已經被近代化浪潮衝擊的地區,知識分子和近代人口迅速接受了新方案;在近代化浪潮還不明顯的地區,共產黨努力搞教育,做科普,讓封閉的農業人口認識到今夕何年,認識到自己的命運和整個國家掛鈎。所以共產黨獲得了足夠的追隨者,能夠從中挑選最忠誠、最能幹的人搭建組織架構。
相反,國民黨雖然也繼承了列寧主義的架構,卻始終企圖在原有社會架構上搭建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基礎,然後逐步提出改良方案。國民黨強調自己是上千年來中國舊結構的繼承者,把農村士紳和城市買辦當做盟友,通過舊的稅收結構和投機市場來收集軍政資源,也繼承了舊體制的反動。國民黨的方案或許也可以收買一定的知識分子和近代人口,但考慮到舊體制的低效,大多數知識分子和近代人口無法被全部收買,也無法在這個體制下實現“做好人”的願望,自然寧可站到共產黨的一邊。國共的組織基礎因此出現了數量級的差異。
從20年代到40年代,共產黨的控制區雖然一直比國民黨小,但如果不計算那些“全省人民加入國民黨”、“到操場坐2小時,大家就都是三青團成員”的荒謬事件,只比較縣區黨部(黨委)踏踏實實發展出來的、能掌握的黨員,共產黨的黨員數量一直要比國民黨多。所以共產黨有足夠的力量改造農村,接管城市現代化企業,最後打翻國民黨統治。國民黨則遇到了死結:組織薄弱—→無法改良基層—→資源獲取效率停滯—→組織發展停滯—→組織劣勢進一步加強。即便中間出現了日本入侵、美國援助這些極有利於國民黨蔣介石派系的事件,陷入死循環的國民黨反動派還是在40年代末被徹底趕出大陸,依靠從整個大陸撤退的組織力量到台灣去搞土改了。
總而言之,解放戰爭的勝負,根源不在49年渡江,不在於48年發起的三大戰役,甚至也不在於46年搶占東北應該快一步還是慢一步。從20年代北洋政權解體開始,共產黨的勝利已經是必然趨勢:正確的革命思想帶來先進的組織→先進的組織令更多高級策略和先進戰術成為可能→戰場勝利保證了解放區土改成果→最後共產黨打敗了買辦和地主,在4億人口面前樹立了無可置疑的“解放者”和“好人”形象,自然事無不成。
這個過程就是樣板戲時代幾億中國人可以背誦的一個寓言:
“大會閉幕以後,很多同志將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將要分赴各個戰場。同志們到各地去,要宣傳大會的路線,並經過全黨同志向人民作廣泛的解釋……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這件事感動了上帝,他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背走了。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 ,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
把20世紀波瀾壯闊的革命史拿來當背景,才能在這個平常故事中讀出排山倒海的力量。
6 返璞歸真 大道至簡
說了這麼多,和徐克的電影有什麼關係?
還真有點關係。徐克的電影是第5版《智取威虎山》,我也推演了解放戰爭勝敗的5重理由。其中最初、最簡單、最直觀的解釋和這一版電影的邏輯一樣:【好人會贏、壞人會輸】。經過一輪輪的推演,最後的結論是:【共產黨為中國人民提供了正確的思想,讓有想法的中國人爭相選擇當共產黨,選擇為所有同胞做一個好人】。轉了一大圈,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好人論”。當然我們知道兩者的內涵完全不同。前者是個人日常生活中的感性期望,後者是基於社會現實,結合國內外經驗作出的宏大戰略。
然而,兩個解釋之間的相似絕不是偶然。孫子兵法明確指出:“上下同欲者勝!”最高戰略部署和普通士兵的行為達成一致,國家命運和普通人的生活不謀而合,正是偉大變革的必要條件。士兵行軍一天,進門就幫房東打水掃地;艱苦的戰鬥後解放軍嚴肅執行俘虜紀律,給俘虜治傷換藥;遼瀋戰役八十萬大軍過後,錦州的蘋果一個沒少(見毛選)……無數個“好人”最後匯成洪流,撲向不讓普通人做人的舊社會,這就是楊子榮、少劍波為了新中國而奮不顧身的年代,就是為今天的繁榮富強奠基的解放戰爭
不知道徐克到底是有意還是無意,《智取威虎山》的內容正好利用了一、五重解釋之間的相似之處。影片的前2個小時是紅色俠客團保護夾皮溝的神奇戰史,最後幾分鐘戰士們坦然走上21世紀新中國的春節宴席,硬生生地把一部武俠片扭回紅色經典的“主旋律”。正是因為徐克略過了戰術、大兵團的組織、土改等複雜問題,直接從普通人對戰爭的第一觀感跳到了整個國家的繁榮富強,這個轉折才沒有顯得突兀。基於這個理由,雖然這一版的《智取威虎山》儘管有很多問題,但我還是認為它是近年來最好的賀歲片,推薦各位元旦去看。
四 後記 宣傳什麼樣的歷史觀?
1981年生人。和大多數同齡人一樣,革命戰爭電影、小說是我童年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次讀《林海雪原》已經是25年前的事情了。我當年也曾羨慕解放軍的神勇,也曾相信犧牲是罕見事件。我還認定當年的共產黨站在窮人一邊,打土豪分田地,是正義之師所以戰無不勝。但是隨着我的成長,對歷史的思考越來越深,讀到的資料也越來越多,我開始質疑那些“紅色經典”,進而質疑教科書的論斷。前面列舉對解放戰爭的五種解釋,大致上也是按年齡描述了我對中國革命史的認識過程。時隔20多年,我又重新撿起了了10歲時的立場和觀點,同時意識到到當年的政治教科書在邏輯上不完整,至少要補上組織→謀略這兩個環節,才能完整地介紹一場革命,才能讓人信服,這這也算是“認識的螺旋上升”吧。
不過,不是所有人都轉了完整的一個圈。今天許多中國人,尤其是網民的歷史觀處於第二、第三種層次,而且立場往往是站在反對解放軍的一方。這其中固然有對今天的社會不滿,借古諷今的原因;但共產黨自身的政治教育、宣傳工作落後於時代,跟不上普通人的認識水平和思考深度,這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教科書自身就有邏輯缺陷,怎麼能指望讀者在深入了解後還相信你呢?
回頭看這五個理解層次。第一個層次和第五個層次都是談夢想,談做人,是比較感性的認識;中間的三個層次談策略,談利益,談組織,比較偏理性。徐克拍的是商業電影,只求票房不求宣傳效果,所以他可以隨便跳躍,從一開始的感性宣傳直接跳到最後的美好生活,不至於引起觀眾反感。但如果共產黨也這麼“跳躍”地描述自己的歷史,指望聽眾只有感性沒有理性,結果必然是越宣傳越起反作用。
遺憾的是,現實中的文宣、教育、廣電系統的確就是這麼做的,而且往往是倒過來——先談今天的建設成就,再說當年解放軍順應了歷史規律,勝利是歷史的必然,順手插幾句土改-勝利的生硬推理就算完事。當政治教科書裡找不到完整的邏輯環,當歷史劇只剩下跳躍的煽情和經不起質疑的邏輯,又有誰會相信當年的共產黨真的發動過一場得人心的革命?又如何能抱怨網民寧可傳謠也不相信黨的宣傳?以偷懶的心態搞宣傳,必然沒有好下場。
平心而論,許多宣傳人員的問題甚至不是偷懶,而是真的不懂歷史,不相信當年解放軍的立場,再賣力也講不出真實的歷史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然難以服眾。
這個問題的產生要回溯到建國初期的宣傳策略。當時把宣傳工作視為戰場,戰場上陣線分明,非敵即友,所以搞正面宣傳就是一味地套光環,對敵人的批判就是一味地抹黑,理性的分析往往會被視為反動言論的偽裝,踢到一邊。好在當時經歷過革命時代的人還在,宣傳再偏激也不會太離譜。等到新一代人接班,宣傳工作就迅速地經歷了【歷史變成傳說 傳說變成神話】的過程,再也不去考慮受眾的智商了。
現代人大多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生活在資訊發達的社會,對這一代人來說,神話可以拿來娛樂(比如拍賀歲片),但絕不能拿來相信。今天的宣傳機構如果真的想把政權的法統、道統說清楚,就得先拋棄那些已經成為負擔的神話遺產,認真地研究歷史,用理性來重塑革命史。尤其是要講清楚從思想到組織,從組織到策略,從策略到利益,從利益到勝利的細節。毛主席說:“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宣傳工作只要真的用心去做,投入一分力氣,就會有一百倍的回報。否則的話,一清策劃的泥塑再便宜,色彩鮮亮的展板布置的再多,也只能讓人聞到殭屍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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