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小中華”，越南學習北方的“鄰居大國”早就習慣成自然，法國殖民者帶來的窄軌鐵路將中、越兩國連在一起後更是如此：中國工農革命風起雲湧時，越南也爆發了“義安-河靜蘇維埃”運動；1956年至1958年間，越南和中國更幾乎同步進行了“百花齊放”和“反右”運動；至於兩國的“改革開放”和“革新開放”更是如此。可是，制度的相近反而讓兩個一河之隔的社會主義國家面臨了不盡相同的前景。紅河岸邊的中國河口與越南老街早就讓旅遊者們大呼兩國差距不止二十年，越南鐵路工人還在苦心孤詣的維護舊“滇越鐵路”越南段的殘破路基和機車時，泛亞鐵路的東線已鋪到了中國國界。當“亞洲經濟增長率第二”的越南距離模仿目標的差距越來越大時，一場席捲三圻的風暴也正在迎接倒計時。
越南是一個奇怪的領域，共產主義的幽靈、東南亞叢林裡的鬼怪、升龍與柴棍的衣冠君子和中原來的各路神聖在這片狹長的土地上形成了一種不均衡的調和，紅旗下的河內與胡志明市可以讓外界驚呼“兩個國家”。“革新”（Renovation或Doi Moi）至今幾乎三十年，原先在越南各地存在的的經濟結構、基礎設施建設等問題非但沒能得到有效解決，反而變得越來越尖銳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這一基礎上建立的“改革”存在着根本性的問題，伴隨着年深日久，越南的危機最終會以一場內爆的方式呈現給世人。
結構殘破 經濟成死穴
長期以來，外界一談到越南的危機往往會先條件反射的想到“顏色革命”，進而擔心會不會出現長驅直入的鐵騎和廣場上的帳篷與死屍。不過對於當下的越共政權來說，與其擔心河內復刻“六四”倒不如先留意經濟結構帶來的不安定。畢竟，越南的經濟結構首先本身就是該國不可迴避的一大危機。無論是產業中心、產業導向還有金融系統，其中任何一處出現問題，結局對越南都將是致命的。
從地圖上來看，河內與胡志明市作為北、南圻的傳統中心各自處在紅河三角洲與湄公河三角洲的核心，分別成為了各自區域的工業密集地帶。但伴隨着越南建國後政策的傾斜，初步建立了基本工業門類的河內竟最終輸給了開放程度較大的胡志明市。湄公河三角洲滿城的“科技園”儘管都是血汗工廠，可它們反而成了最終成了越南經濟的發動機。就在2014年全年，僅胡志明市一地就吸納了379.8億美元外資，約合越南全國吸納外資的三分之一。中國的經驗早就告訴世界，工業化絕不是僅僅是代工球鞋、家具與電子產品。當成千上萬普通越南民眾為打工南下，而北方的工礦企業卻僅僅只能滿足該國35%機械製造的內需時，一旦投資方出現問題，哪怕一場最簡單的工潮都會打碎越南的經濟成果：發生在2014年5月的工潮就是如此。很顯然，來自新加坡、台灣或者日韓企業的經濟增長指標與越南工業化的目標終究是兩回事
此外，越南至今仍然是一個農業國，農業是越南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農業人口約占總人口的八成，農業產值約占越國內生產總值的三成。儘管越南地處熱帶，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水稻可一年三熟，可諷刺的是，該國至今還在溫飽線上徘徊。雖然河內政府對於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很重視並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農業生產設施和肥料的缺乏已阻礙了進一步的增長，僅在2014年一年，越南就有六成的農業機械需要進口，在湄公河下游平原（越南稱“九龍江平原”）的肥沃土地上，這一缺口甚至高達九成。這對於農機飽和的中國簡直是難以想象的局面。近年來，越南越來越多地依賴經濟作物，如茶、咖啡和橡膠來進一步發展經濟，可該國直到前不久仍有10%人口處於飢餓狀態：這意味着在全越南八千萬人口中，就有八百萬饑民，這些不穩定因素更會隨時為了一餐飯、一壺飲揭竿而起。
當然，對于越南經濟來說，最可怕的莫過於金融混亂導致的經濟危機，作為一個經濟體量有限卻又放開市場的小國，這種危險是隨時可能發生的。自“革新開放”以來，越南已經遭遇過兩次經濟危機，即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7年的越南金融危機，這兩場危機都與外界湧入的過量熱錢有很大關聯。此外，越南的預算支出結構也“不健康”，該國總理阮晉勇早已坦言，僅在2014年年內，越南的財政赤字就達154.4萬億越南盾（約合72.2億美元），這使得越南在2015年的發展進程中必須得先還債。
步子太大 革新成禍根
分析人士認為，越南危機在表象上以經濟危機的形式存在，但其深層次原因終究還是與其“革新開放”的基礎有關。當長征、阮文靈、范文同為首的越共有識之士開始學習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理論，並以“革新”的方式加以描摹時，他們這一命名的依據不僅僅是越南希望維持其“獨立性”，不願簡單模仿中國：越南社會的局面決定了他們必須先修補大局，其次才能仿照中國的方向邁開步子，以免“步子太大扯到蛋”。可遺憾的是，此後的越南領導們不知是出於急躁還是出於對形勢的誤判，竟最終把這場革新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改革”，也從此埋下了禍根。
對越南來說，這個在1976年才剛剛完成統一的國家在產業基礎上首先就無法進行中國式的開放。中共建政之後，首先就開始尋求建立獨立的輕、重工業體系，進而在1949年後的三十多年裡建設了輻射全國的交通、教育等基礎設施，同時有效的提升了人口的識字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了開化的國家。相比之下，越南至今工業體系並不完備，大批輕、重工業品依賴外國輸入，法國殖民地時期遺留的米軌單線鐵路至今仍是越南南北運力的關鍵，該國公共交通領域極為不發達，其首都地鐵計劃甚至需要多國注資才能勉強維持。儘管越南民眾大多能上網，更有“臉譜”、“推特”、“Youtube”等社交網站可用，可一個鐵路時速90公里的國家顯然距離現代化仍有極大的差距。
其次，越南在“革新開放”期間並未解決根本問題。儘管越南工、農業最大的問題在於產能不足，可越共在調整政策期間卻以流通領域為導向，即先開放價格，卻遲遲不肯給農民以包產到戶的權限。資料顯示，在越南的“新經濟政策”階段，該國首先實施合作社與農戶混合承包的“三五承包”，農民僅負責其中三項，直到十年後才正式轉為“包產到戶”，到2011年才把土地的長期使用權下放給農戶。這一局面已經讓很多研究越南的專家覺得越南的領導還相當“左”，舊體制的打破更遠非易事。
更糟的問題還在後頭。很多與中國學者接觸的越南專家大多指出，越南的人口紅利雖然剛剛出現，但社會在“革新”之初就有貧富分化等問題，加之理論並不完備，這就讓越共的改革在一開始就屬於“一個階級鬥爭複雜，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進行鬥爭”的混亂時期。在革新之初，以胡志明市為中心的城市就開始成為異見人士的活動據點。伴隨着越共在近三十年革新中的思維混亂，“現代化”但有傷風化的娛樂方式以及純粹封建迷信的活動已經開始逐漸回潮。當胡志明紀念堂前人人爭相燒香，越共耆宿上書質疑馬列主義，“西貢小姐”入夜後重裝上陣“迎接各方賓客”時，沉浸在《西貢夫人》、《三輪車夫》和《戀戀三季》氣氛中的各國文化界人士只怕還要讚嘆獨弦琴聲中越南的“靜謐”與“歲月靜好”來。從這裡看去，這種建設成果顯然不是拼了性命趕走法國人、美國人以及阮家王朝的幾百萬越南志士希望見到的。
不可否認，越南精英階層對於學習鄧小平是很有心得的，但越南的環境與中國改革開放時的內外環境終究不同，當基礎存在問題時，這也就意味着越南的建設與隱患在同時成長。中國“藥”可以救越南，正如同仁堂的安宮牛黃丸救過黎德英主席一命那樣，但這並不意味着北京的經驗是拯救河內的萬應靈丹。畢竟，救國絕對沒有捷徑可走，從這裡看去，伴隨着越南改革進程的進一步推進，越南危機的起爆也進入了倒計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