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質危機打了安倍的臉

　　山崎忠信

　　1月20日發生的恐怖分子組織“伊斯蘭國”(IS)綁架兩名日本人質事件，引起日本國內和世界各國的關注，為何發生該事件？

　　中東地區情況很複雜，“9·11”事件以後，反恐成為全球性問題。恐怖主義的起源是強烈反對美國價值觀的情緒，尤其是對以自由貿易、市場經濟為主的戰後美國主導的政治經濟體制不滿，因為這樣的體制不利於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而且，市場經濟必然會產生兩極分化。在這種體制下，容易滋生恐怖主義。

　　筆者認為，安倍所開展的追隨美國價值觀的“價值觀外交”，正是人質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價值觀外交”是與具有共同價值觀(即市場經濟、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國家保持友好關係。安倍上台以來，堅持這一外交理念，加強與共同價值觀國家的關係。其目的原本是針對中國，可是人質事件表明，針對中國的價值觀包圍圈還沒有形成，“價值觀外交”卻已為日本平添了“伊斯蘭國”這個敵人。

　　為踐行“價值觀外交”，日本外交的親美傾向更明顯。美國堅決推行反恐鬥爭，日本作為同盟國需要在這場鬥爭中發揮作用。雖然安倍在中東訪問中強調“中庸是最好的”，以免刺激“伊斯蘭國”等一些勢力。但對“伊斯蘭國”來說，安倍說提供“針對伊斯蘭國”的援助，就意味着日本與自己敵對。在日本雅虎上發表的一條評論說得好，安倍的“價值觀外交”一面會增加朋友，另一面會增加敵人。

　　日本從來沒有被外國侵略過，也沒有受過國外的恐怖分子威脅。因此，日本比其他國家更缺乏危機感。但是，這次事件告訴日本國民，恐怖主義並非遠在天邊。

　　反恐是全球性問題，維護本國以及周邊地區安全，需要與其他國家建立合作關係，特別是維護周邊地區安全，需要與鄰國保持友好關係。外交活動不應在價值觀基礎上進行，而應在本國以及地區長遠利益的基礎上進行。

　　當今世界的不確定性因素很多，很難說日本今後不會受到恐怖主義威脅，最理想的方式，是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國家聯合在一起，在亞洲建立安全保障機制。但安倍的“價值觀外交”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是一種“冷戰思維”，不與價值觀不同的國家合作。中日兩國政治體制不同，但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強，沒有中國參加的安全保障機制，很難說是完整的。

　　從目前情況來說，亞洲安全保障機制的構想還不現實。為此，安倍應從地區安全利益出發，採取現實主義態度，及早放棄“價值觀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