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國王、兩個聖地的監護人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齊茲·沙特(Abdullah bin Abdul Aziz al-Saud)逝世後，西方世界分別以兩種方式做出了回應。一種方式是，各種名人政要主動做出的象徵性姿態——降半旗、公開哀悼，與其他偉大的政治人物去世後的情形一樣。約翰·克里(John Kerry)將這位已故的國王形容為“一個有遠見卓識的人”和“一位受到崇敬的領袖”。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稱他是“國家現代化的推動者”和“不同信仰間關係的堅定倡導者”，“受到了人民的愛戴，將被深深地緬懷”。

另一方式是，西方政界之外的人們都在自由地談論更全面的真相：阿卜杜拉生前執掌着世界上最惡劣但卻不被國際社會排斥的國家之一，其國內政策的壓迫性如同天方夜譚一般令人難以置信，其國際影響也十分惡劣。他的王朝建立在對一種珍貴自然資源的強盜式的控制上，維繫它的是與一種對伊斯蘭主義的最殘酷詮釋的邪惡聯盟。它還受到了美國及其盟友的庇護，因為後者擔心，如果沙特政府倒台，取代它的會更糟。

他是“國家現代化的推動者”嗎？好吧，他是有過一些象徵性的舉措，比如讓女性在不太重要的選舉中擁有投票權。但阿卜杜拉近期最重要的遺產是對革命的鎮壓，他曾反覆嘗試召集一個獨裁主義的軸心，遏制阿拉伯之春的影響力。

他相信“信仰間的關係”嗎？當然，只要其他信仰都在沙特領土之外的安全範圍內。在沙特，執行宗教統一的是警察和笞刑。

他會被“深深地緬懷”嗎？這個嘛，反正異見人士、什葉派、非穆斯林人士，周邊國家的抗議者不會。而對於其他所有人來說，只有看到了接下來可能出現的無能、混亂或是更惡劣的殘暴行為之後才會如此。

但美國人應該對這位已故的國王懷有一些有限的同情，因為我們與他本人在和他的國家的關係上有一些共同點。就像許多專制君主一樣，阿卜杜拉某種程度上是他所繼承的體制的囚徒，在理論上，他對改革有興趣，但他找不到改革的空間，也無法承擔堅持改革所必須承擔的風險。在美國的我們也是囚徒：我們和沙特阿拉伯拷在了一起，在短期根本無法逃脫它的腐敗和壓迫。

美國冷戰後的中東決策很大一部分可以理解為是在尋找取下這些手銬的方法。接連有三位總統試圖重塑這一地區，好讓與暴君政權的聯盟不再像現在這樣不可避免或不可或缺。但他們都失敗了。

對於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來說，解決巴以衝突本應是更廣泛的阿拉伯世界的改革和進步的催化劑，雖然這其中的原因從未被闡明。對於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來說，或者至少對他雄心勃勃的顧問們來說，入侵伊拉克本應催生出一個能夠代替與沙特結盟的絕佳方案，那將是一種新的特殊的中東關係，是與生產石油的自由民主國家的結盟。

對於奧巴馬總統而言，正如一名政府官員在利比亞運動中所說的，“重新調整我們的利益和價值”的方法有很多。總統嘗試通過言辭去主動感召，試圖超越（或至少是掩蓋）我們對暴君示好的做法；他嘗試在利比亞問題上讓政府站在阿拉伯之春的一邊，在對待埃及問題時似乎也有此意；他和克里努力重啟了巴以和平進程；他尋求在一定程度上調整與另一個殘暴政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關係。

關於伊朗的計劃正在推進當中，但迄今為止，所有的努力要麼引發了徹底的混亂（比如我們在利比亞的行動），要麼讓局勢回到了曾經的僵持局面，同樣道德腐壞的狀況。

奧巴馬的經歷與布什如出一轍，雖然沒有付出同樣的鮮血和財富的代價。從薩達姆的伊拉克到穆巴拉克的埃及，從利比亞到約旦河西岸，後兩位總統都看到了一些替代把我們與沙特綁在一起的實用政治的可能的解決方案，以及沙特王朝最終覆滅的可能後果。迄今為止，他們沒有發現什麼好的選擇。

與此同時，沙特人自己還在那裡。由於他們已經被糟糕局勢所包圍——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在北部興風作浪，在南部，伊朗支持的叛亂分子在也門奪取了政權——美國對這個國家的穩定，也就是讓這個皇室家族腐敗邪惡的統治延續下去的願望，比以往更加強大。

無論阿卜杜拉國王面對怎樣的審判，他至少已經從他的國家、他的地區以及這一地區噩夢般的窘境中解脫出來。

但美國沒有。一個國王死了，但我們的沙特噩夢還遠遠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