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路事件：中國受了侵略為何中共卻要武裝保衛蘇聯？
轉自《人民日報》的官網——人民網文史頻道如下這個地址的頁面(注意!不是人民網的論壇、博客頻道而是文史頻道)：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3532162.html

如今只有那個分成兩半的熊瞎子島像一個遺蹟，提醒着人們曾發生過的事情

    中東路事件起於張學良的魯莽（中東路就是位於我國東北三省的“中國東省鐵路”。日本控制的南滿鐵路是它的支線，此鐵路的北段則由蘇聯控制。——樓主附言）。1929年7月，有鑑於紅白兩色帝國主義（俄日）在中國東北滲透日甚一日，形勢危殆，“少帥”衝冠一怒，決定收回中東鐵路，導致蘇俄出兵，東北軍一觸即潰，結果喪師失地。後經美國調停，訂城下之盟，恢復了蘇俄原有權益，蘇軍撤出東北，占領的黑瞎子島卻不還了。也許，正因領教了“紅帝國主義”的厲害，當“白帝國主義”打來的時候，也就不抵抗了。這是後話。（這應該是指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打過來的時候，張學良因為怕自己的軍隊象在中東路事件中遭遇慘敗那樣再次遭遇慘敗，而命令他的軍隊“張家軍”不要抵抗。——樓主點評）
    事實簡單清楚，但對事實的理解卻大相徑庭。蔣介石、張學良認為，凡侵人土地，奪人財產，無論紅白，都是帝國主義。 老蔣在給中央軍校講演時說，中東路事件，是“他（俄國）自己違反了條約，他自己來壓迫我們，來侵略我們中國，反還講是我們中國人不對”。陳獨秀等中國的革 命者則認為，按照列寧定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蘇俄不是資本主義，也就不是帝國主義。豈止不是，而且還是“反帝國主義的大本營”。
    實 際問題是，明明是中國受到了蘇聯的侵略，應該保衛的是中國，卻為何要“武裝保衛蘇聯”？陳獨秀給出的辯解是：“在推翻帝國主義宰制以前，中國真能自己收回 中東路是怎樣的一個幻想，而且這一幻想必然釀成中國民族實際的莫大災難。”這已經不是道義的，而是“實際利害”的；不是原則的，而是策略的。他已經發現， 很難從道義和革命原則上為蘇俄辯解。
    陳獨秀後來因此被開除出黨，同志們則受到“共產國際”的表揚：“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中，在群眾的前面，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號召並組織群眾去進行英勇的鬥爭，去反對自己的政府……
    此 種道義與功利的分歧，不光中國有，蘇俄也有。早在1922年，斯大林指示蘇俄對華談判代表越飛：“在同中國談判時，從1919年到1920年的總宣言（即 兩次對華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許的。”越飛收到這份電報後給俄共政治局的信中說：“我不明白，不能從我們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體 指示的指示是什麼意思……當然，耍某種‘手腕’可以把這些宣言說成一紙空文，但我認為，這將是我們對華政策的破滅，而最終則是我們全面滅亡的開始，因為在 對外政策上我們成了最一般的帝國主義者……”這不但是出爾反爾，蠻不講理，而且是對革命原則的背叛。
    “保衛蘇聯”這一口號，出自蘇聯是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這一判斷。馬克思曾說，工人沒有祖國。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工人就有了祖國，這個祖國就是蘇維埃俄國（蘇 聯的全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本身就內含了這麼一個意思：世界上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將來都須加入蘇聯這個“聯盟”，象 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加盟共和國”一樣成為這個“聯盟”中的“加盟共和國”。——樓主點評）。理論變成現實的過程，就是理論與現實衝突的過程，也是理論從 價值理性淪為現實工具的過程。
    列寧去世後，列寧主義的目的與手段、理論與實際的辯證法分裂為二：一邊是有原則無手腕的托洛茨基，一邊是有手腕無原則的 斯大林。結果手段戰勝了目的，現實戰勝了理論。在對外關係方面，革命的道義原則與目的被拋棄，階級的和國際的退縮為民族的和國家的。原本分別代表國際共運 利益的共產國際與代表國家利益的外交人民委員部，都成了斯大林推行對外政策的工具，前者要輸出革命，後者要維持外交關係，但最終都要服從其國家利益。結果 是蘇俄的利益就成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
    當斯大林在其指示中違反對華宣言、赤裸裸地追求現實目標時，托派分子越飛斥責其“成了最一般的帝國主義者”。他的看法倒與張學良和蔣介石一樣。當別人以革命的名義為斯大林辯護的時候，中國的托派分子陳獨秀卻知道很難從道義上為其辯解。（解放後當蘇聯開始批判斯大林後，毛澤東卻仍然極力說斯大林的好話。——樓主點評）
    ……（後略）

陳獨秀因反對“武裝保衛蘇聯”被開除出黨

轉自國務院新聞辦領導、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管理、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主辦的“中國網”名為“認識中國”的頻道的這個頁面：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zgzyldz/2007-09/20/content_8921800.htm
    關於這個時期中共與蘇聯關係的這種特殊的性質，實際上還在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當中，就有過相當明顯的表現了。
    1928 年，由於南京國民政府發動第二期北伐，奉系軍隊開始大舉回撤。而就在張作霖返回奉天（瀋陽）的途中，對張作霖不選擇滿洲獨立，始終堅持干涉關內事務心懷不 滿的駐東北的日本軍官，組織實施了皇姑屯事件，於6月4日炸死了張作霖。但是，子承父位的張學良並沒有屈服於日本人的這種詭詐手段，經過一系列複雜的過 程，最終於年底大膽實行了東北易幟的行動，使東北地區從此真正統一於中國中央政府的統轄之下。
    東北易幟自然不會根本改變東北處於日本嚴重威脅之下的特殊形勢和地位。直接向日本要求收回中國對南滿鐵路及其沿線地區，和中國對旅順港的各項權益，一時也沒有可能。但是，張學良顯然處心積慮地想要達到這一目的。1929年，借着南京國民政府推動“革命外交”之機，年輕氣盛的張學良便嘗試着首先從蘇聯在北滿地區所占有的特殊權益着手，來實施其收回東北權益的計劃。
    年初，東北當局首先強行收回了中東鐵路電權。蘇聯方面雖經駐瀋陽總領事提出抗議，要求償付安置費100多萬元，但沒有做出更激烈的反應。4月，東北當局再就中東鐵路[/COLOR]權益問題向蘇聯方面提出交涉，蘇方再度退讓，將該鐵路原由俄國人擔任的商務、機務、車務、總務、會計、進款等6處正處長的職位，讓予中國人擔任。對於這種情況，張學良等顯然產生了不正確的估計。
    5 月27日，張學良藉口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從事共產主義秘密宣傳活動，突然派軍警搜查了該領事館，拘捕了大批人員。其中主要是前來領事館集會的中東鐵路沿 線各站及三十六棚地區各工廠職工聯合會，以及蘇聯商船局、遠東煤油局、遠東國家貿易局等團體和部門的俄方負責人。（《瀋陽張學良電行政院譚院長外交部王部 長電》（1929年5月29日），台北“國史館”國民政府外交部檔，0624��20/5050��01－01，1063－1066。）此舉雖然帶有安全方面 的考慮，但其就此奪取中東路權的意圖非常明顯。
    5月31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對哈爾濱領事館被襲擊提出抗議，並宣布“蘇聯政府從今起， 對於駐莫中國代表處，及其駐蘇聯領土上之各領館，亦不問國際公法之拘束，而不承認其享有國際公法所賦之治外法權”。（程道德等編：《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 編（1919－193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536頁。）
    但蘇聯此舉對張學良並無威脅作用，再加上蔣介石及南京國民 政府亦加以推動，很快，張學良就於7月10日以東北政務委員會等機構的名義，宣稱因蘇方違反奉俄協定中關於不得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等項規定，中方被迫收回 中東鐵路管理權。當日及次日，東北當局貿然派出軍警人員，查封了蘇聯商船貿易公司、國家貿易公司等機構，派白俄接收機務處、車務處，強令解散了路局蘇聯職 工會、青年團、婦女部、童子團等，進而逮捕驅逐蘇方管理人員200餘人，包括中東鐵路管理局蘇方正副局長。（轉見張友坤、錢進等主編：《張學良年譜》 （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376－377頁。）
    蘇聯對此一事件，最初還是表示出願意和平解決的態度。在其7月13 日的最後通牒里，仍提議從速召集會議，解決中東鐵路一切問題。但是，南京國民政府16日的復照態度強硬，宣稱此舉純粹是因為近年屢次發覺蘇聯方面有煽動中 國人民破壞中國國家社會，反對中國政府之各種有組織之宣傳及工作，致中國政府不得不採取適當之措施。此次東北當局之舉措，亦純以防止騷亂治安事件之突發為 目的。
    鑑於中方不理會蘇聯從速釋放被押蘇方人員和取消不合法之行動的要求，蘇聯政府於17日強硬宣布與中國全面絕交。進而，蘇聯駐哈爾 濱、齊齊哈爾、海拉爾、滿洲里、黑河、綏芬河等地領事館紛紛撤離回國，中東鐵路蘇聯職員亦相繼辭職或離職。蘇聯並成立紅旗遠東特別集團軍，統轄蘇聯遠東地 區所有武裝力量，以加倫為統帥，開始對東北當局以武力相威脅，包括拘留中國僑商上千人，扣留中國輪船多艘，並派飛機侵入中國境內偵察等。
    蔣 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原以為此舉可以得到反共的列強各國的支持，卻不料各國政府均對中方用武力解決中外權益糾紛的做法表示異議。（《華盛頓伍朝樞致南京外交 部電》（1929年7月21日），國民政府外交部檔，0624��20／5050��02－03，1842。）這樣一來，蘇聯方面的態度自然更加強硬，不僅用 大規模沒收拘押在蘇華僑以為報復，而且大舉興兵騷擾中國東北邊境。由於張學良對蘇聯動武毫無準備，轉而力謀妥協，南京政府卻堅決反對退讓。國民黨這時接連 在各地組織群眾性的捍衛國家主權的示威行走，蔣介石更公開發表宣言，宣稱：“吾人對俄政策之目的，首在暴露蘇俄侵略之真相。”“如蘇俄竟敢公然破壞世界和 平，侵略我民族利益，吾人為世界和平計，為民族利益計，當以革命之精神，不惜犧牲一切，貫徹政府擁護國權之主張也。”（《蔣為俄事再發宣言》，《大公報》 1929年8月18日三版。）
    中蘇兩國打了3個月口水戰之後，10月12日，終於爆發了著名的同江戰役。蘇軍凌晨出動飛機25架、軍艦 10艘、機關炮車40餘輛，後又增派騎兵約800餘名、步兵3000餘，向同江中國守軍發動大規模進攻。中方海軍江防艦隊頑強抵抗後幾近全軍覆沒，江平、 江安、江泰、利捷、東乙等5艦被擊沉，利綏艦受重傷逃回富錦。同時團以下軍官17人被打死，士兵傷亡約700餘。亦有說當天東北海軍被擊沉者為三艦，後又 損失兩艦。
    另報載東北邊防軍海軍司令沈鴻烈當時報稱：此役“我陸軍死傷五百餘，海軍亦相等”。（《沈鴻烈等奮戰克同江》，《大公報》 1929年10月17日三版。）戰至午後3時，蘇軍奪取了同江縣城，中方守軍被迫退守富錦。由於蘇軍隨後很快後撤，南京方面堅信蘇聯短期內不可能發動大規 模進攻，因此態度上依舊不做妥協。結果，從11月17日開始，蘇軍分東西兩路再度大舉進攻。西路主攻滿洲里和札蘭諾爾，東路分別指向綏芬河和密山縣，並轟 炸了牡丹江。東路就深入百餘里，打下了密山縣，並進至佳木斯以北牡丹江以東地區；西路更是由滿洲里、札蘭諾爾，經嵯岡一氣攻陷了海拉爾。
    黑 龍江守軍韓光弟旅全軍覆滅，旅長及團長均告陣亡；梁忠甲旅則因突圍不成被迫投降。僅西路兩旅守軍被俘者，就已上萬，其他人員和財產損失更是難以計其數。據 北寧路局局長高紀毅對記者稱，自中東路事件爆發至此役，東北公私損失已超過5000萬元。而據蘇方幾年前披露的情況，僅10－11月間，蘇軍俘虜的中方中 高級軍官就有1334人，初級軍官3097人，士兵14090人。（科里沃舍耶夫主編：《蘇聯武裝力量在歷次戰爭、軍事行動、軍事衝突中損失揭密》，莫斯 科：軍事出版社1993年，第65－66頁，轉見劉志青前引書第190頁。）東北西線守軍由滿洲里、漠河一線，被迫退守海拉爾以東及興安嶺、博克圖一線。 張學良甚至要求漠河方向各卡官兵保護商民退至嫩江，以就食糧。
    東北邊防軍兩度失敗，損失慘重，張學良被迫不顧南京方面的反對，單獨與蘇聯 訂立了城下之盟。此舉雖令南京不滿，蔣介石終因顧慮到關內逐漸形成氣候的反蔣風潮，而不得不曲予承認。此一事件，雖屬中方收回自身權益的行動，結果卻是南 轅北轍，不僅損兵折將，人民遭殃，國家盡失顏面，而且還嚴重暴露了東北軍的實力以及國際社會在中國東北問題上可能干預的程度，從而為兩年後日本關東軍大膽 發動“九一八”事變，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黑龍江守軍韓光弟旅全軍覆滅，旅長及團長均告陣亡；梁忠甲旅則因突圍不成被迫投降。僅西路兩旅守 軍被俘者，就已上萬，其他人員和財產損失更是難以計其數。據北寧路局局長高紀毅對記者稱，自中東路事件爆發至此役，東北公私損失已超過5000萬元。而據 蘇方幾年前披露的情況，僅10－11月間，蘇軍俘虜的中方中高級軍官就有1334人，初級軍官3097人，士兵14090人。（科里沃舍耶夫主編：《蘇聯 武裝力量在歷次戰爭、軍事行動、軍事衝突中損失揭密》，莫斯科：軍事出版社1993年，第65－66頁，轉見劉志青前引書第190頁。）東北西線守軍由滿 洲里、漠河一線，被迫退守海拉爾以東及興安嶺、博克圖一線。張學良甚至要求漠河方向各卡官兵保護商民退至嫩江，以就食糧。
    東北邊防軍兩度 失敗，損失慘重，張學良被迫不顧南京方面的反對，單獨與蘇聯訂立了城下之盟。此舉雖令南京不滿，蔣介石終因顧慮到關內逐漸形成氣候的反蔣風潮，而不得不曲 予承認。此一事件，雖屬中方收回自身權益的行動，結果卻是南轅北轍，不僅損兵折將，人民遭殃，國家盡失顏面，而且還嚴重暴露了東北軍的實力以及國際社會在 中國東北問題上可能干預的程度，從而為兩年後日本關東軍大膽發動“九一八”事變，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對於中東路事件，共產國際遠東局從一 開始就明確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組織大規模的反對國民黨和擁護蘇聯的群眾示威。對此，中共中央毫不猶豫地做出了積極的響應。他們 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開動一切宣傳機器，並在8月1日“反帝日”舉行示威，而且爭取發動上海工人總罷工。對於中共中央的做法，陳獨秀專門致信中共中央提出 批評，主張在這個時候片面宣傳“擁護蘇聯”“於我們不利”，絕不能簡單地認為“廣大群眾都認同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陳獨秀給中共中央的 信》，1929年7月28日，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