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 —— 世界工業化三百周年回眸（二十二）下

1966年，新疆喀什，麥蓋提墾區農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三師，召開大會熱烈歡迎上海青年支援邊疆建設。上海知識青年參加新疆建設，最早見於1954年11月，520名上海知識青年奔赴新疆，大部分是初中畢業的女生。上海市三女中的初三畢業生徐勝男（女）說：如果誰都不願到西北去發掘富饒的寶藏，社會主義怎麼會來呢？我是青年團員，我應該去。她們入疆後成為商業系統和交通系統的工作者。1956年4月，又有300多名高小文化的上海青年，前往新疆石油公司、有色金屬公司參加建設。1962年以前的上海知識青年，赴新疆的人數還相對較少。1963年至1966年，上海掀起了一股知識青年赴新疆的高潮。僅1963年就有4.5萬名青年報名去新疆，批准了2萬名。其中1.5萬人分配到農一師，2 000人分配到農二師，另外3000人都是高中畢業生，他們經過一年勞動鍛煉和二年專業訓練後，分配到兵團所屬其他各師擔任政治工作和會計、統計、機務、教員等工作。其中僅位於塔里木的農一師,到1965年底，就接收了上海知青40962人。

1966年，新疆喀什，葉爾羌河畔的農三師團場，從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新招來的6000多名知青參加邊疆建設。這些來自大城市的青年，原本生活條件優裕，受教育程度高。他們有的能夠適應新疆繁重的體力勞動，有些則不適應，想着回到城市去。到1985年底，留在新疆建設兵團參加屯墾戍邊的上海知青還有3萬人。此後一些上海知青因退休，相繼返回上海安度晚年。1980年代後，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新疆維吾爾族人口迅速增長，漢族人口占比快速下降。由此引發嚴重的邊疆危機。

1966年8月，北京市海淀區新華書店員工，開着帶有大紅囍字的卡車，給郊區農民送《毛澤東選集 》。領到書的農民在街上就讀了起來。《人民日報》攝影記者許林拍攝。1944年至1960年修編的《 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記錄了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的文獻著作，是社會大眾了解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重要途徑。但是當時的書籍資料價格較貴，一般老百姓買不起。如1966年版精裝《毛選》1-4卷，定價為7.5元，相當於普通工人月薪的五分之一。

文革爆發後，為了向群眾宣傳毛澤東革命思想，各單位開始印製平裝版《毛選》，免費發放給基層群眾。1967年1月4日，周恩來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大會上，代表中央宣布當年印製《毛選》8000萬套的任務時，要求節約紙張，節約公文用紙，集中力量印《毛選》。於是全國擴大印製點，到年底實際完成9151萬套《毛選》。全國掀起了學習毛澤東選集的熱潮。由於《毛選》篇幅巨大，另外大規模發行簡化版的《毛主席語錄》，即紅寶書 。從1966年到1968年底，印製70452萬冊。《毛選》、《毛語錄》也因此成為那時，中國社會掃除文盲的重要工具書。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官僚集團篡黨竊國，開始大量收回銷毀毛主席著作，並停止發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989年事變後，大學生們在複雜的思潮下開始重新閱讀《毛澤東選集》，導致毛選一度脫銷。

1966年8月19日，北京清華大學，以劉濤（劉少奇女兒）、賀鵬飛（賀龍元帥之子）、李黎風（西南局書記李井泉之子）為首的“89”派，成立了“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劉濤為主任，賀鵬飛為副主任。文革之初，劉濤在清華大學的行動得到了劉少奇的支持，也得到進駐清華“特派員” 王光美的支持。8月23日，賀鵬飛率領“89”派和12所高校2000餘名保皇派（官二代）紅衛兵，撕毀了清華園內貼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的大字報，又以破四舊為名，砸毀了清華大學標誌性建築二校門。【現有牌樓為1991年重建。】

1966年8月24日，就是西城糾察隊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劉濤、賀鵬飛同清華附中一些人制訂行動計劃，趕製了西糾專用符號，組織北京12個學校保皇派紅衛兵，企圖武裝占領清華園。他們先在清華附中操場集結隊伍，賀鵬飛作戰前動員，指責對劉少奇的批判是 “把矛頭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 。同時派人占領校廣播台，控制了宣傳機構。下午4時，劉濤、賀鵬飛帶領12校聯軍衝進清華園，立刻包圍了大字報區，先是宣讀最後通諜，然後毆打看大字報的群眾，不但撕去揭批劉、鄧、薄等人的大字報，還特別認真地用相機拍下了大字報的作者，準備進行秋後算帳。最後，他們搗毀了以批判劉鄧為主的“第一紅岩”戰鬥組的老巢，並在校園遊行一周示威。劉濤事後向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打電話匯報了情況，王任重表示：“‘八.二四’沒什麼問題。”。【1966年12月，王任重因參與湖北省委鎮壓學生運動事件被打倒審查，關押至秦城監獄，1975年釋放出獄，1978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年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

1966年8月19日，西藏自治區，拉薩召開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後，紅衛兵組織迅速發展起來。圖為1966年，拉薩街頭的革命集會。攝影藍志貴。

1966年，西藏拉薩大昭寺，手持紅纓槍的西藏紅衛兵。攝影藍志貴。8月24日，拉薩紅衛兵舉行了第一次革命行動，即搗毀大昭寺。參與者是拉薩師範學校和拉薩中學的紅衛兵。拉薩中學創辦於1956年，一度由14世達賴喇嘛擔任名譽校長、達賴喇嘛的經師赤江仁波切擔任校長，是西藏歷史上第一所中學，從當時拉薩僅有的三所小學吸收生源，由初中逐級升到高中。學校教師除了教藏文的老師是藏族人，其餘主要科目由內地漢族援藏教師上課。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陶長松，就是一名援藏教師。大昭寺建於唐貞觀年間，是藏傳佛教各派共尊的寺廟，舊西藏噶廈政府就設在大昭寺內。大昭寺因此是舊西藏權力機關的象徵。在舊西藏農奴制社會下，西藏文盲率超過90%，只有上層僧侶階層才有接受教育的權力。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西藏實施的是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達賴喇嘛既是宗教領袖，也是最大的奴隸主。達賴家族在西藏擁有27個莊園、30個牧場，6000多名農奴。全西藏有世襲貴族197家，大貴族25家，每家占有幾十個莊園。他們占據了西藏30%以上的土地，擁有數十萬名農奴奴隸。經過千百年來的奴化馴養，農奴甚至失去了反抗意識，任由貴族階層欺凌剝削。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主席在北京接見百萬紅衛兵後。拉薩中學隨即成立了紅衛兵組織，領頭的是援藏教師陶長松。拉薩師範學校領頭的是一名藏族男教師。8月23日，拉薩中學召開動員大會，語文老師陶長鬆開導學生：雖然我們的紅衛兵小將都是“翻身農奴”的子弟，但我們並不是歧視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一個人的家庭出身是無法選擇的，但關鍵在於他（她）的立場和表現，這是可以選擇的。當時拉薩中學有不少舊貴族家庭出身的學生。這是因為貴族、莊園主和商人之家，歷來有送兒女上學的傳統，但底層百姓苦於貧窮，哪裡有能力讓子女求學？為了改變藏人不再沿襲把孩子送到寺院接受僧侶教育的習俗。在文革前，但凡就讀拉薩中學的學生，不論家庭出身，統統每月都可領到政府發的30塊大洋（銀元）。截至1966年8月，實行寄宿制的拉薩中學總共12個班（高中4個班，初中8個班），共計360多名學生，外加從其他縣招收的兩百多名出身貧苦的新生，一概住校 。當紅衛兵運動起來後，與內地相反，西藏能夠率先參加紅衛兵的，主要是翻身農奴子弟，而不是貴族（官二代）子弟。

1966年8月22日夜間，越南（北越）安沛省，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67師625團，遭到美軍F-4C鬼怪式戰鬥轟炸機襲擊。由於37毫米高射炮沒有配置雷達，全團採用將槍炮對着探照燈方向射擊的戰術，打下一架敵機。照片為美軍戰機投擲的菠蘿彈啞彈（筒形鋼珠彈），散布區寬約200米，長約1000米，有4名解放軍戰士受傷。菠蘿彈主要用於殺傷地面人員，彈重785克，裝填162克炸藥，有240-250枚鋼珠，尾翼摺疊，殺傷半徑15米。一個投擲彈箱內裝114顆菠蘿彈。

1966年8月22日，周恩來在北京清華大學冒雨參加群眾大會，與周圍學生的高興表情相反，周恩來的情緒很複雜。在8月初，劉少奇被拉下馬後。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關係非常微妙。毛澤東要用革命打倒官僚集團，讓共產黨高官在群眾運動中“燒一燒”，知道革命的厲害，不要尾巴翹到天上去。而周恩來做為行政官僚集團的首腦，必須維護官僚集團利益，否則他就會眾叛親離，輕易被毛澤東擊倒。因此周恩來對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進行了軟性抵制。表面上緊跟毛主席步伐進行文革，暗地裡拉攏保護各路老幹部，扶植自己的勢力。到文革後期，周恩來周圍聚攏了大批權貴，合力與毛澤東對抗。

1966年8月23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工業大學（哈工大）紅色造反團，揪斗主管文教的時任黑龍江省委副書記王一倫。王一倫彎腰站在桌上，胸前掛的牌子寫着“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一倫”，姓名被打上紅色大叉。王一倫原名彝倫，1912年生於瀋陽南郊農村。1933年考入東北大學邊政系俄文本科，並參加學生運動，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派往山西進行地下工作。抗戰勝利後回到東北，1949年調任哈爾濱市市長，1957年升任黑龍江省委副書記、副省長。1966年6月，劉少奇下令向大中專院校派出工作組後，黑龍江省委向哈工大派出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王一倫就是責任人。

1966年7月28日，毛澤東明確要求撤銷工作組。7月29日，前往北京準備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緊急給黑龍江省委達電話，下達四條指示，要求黑龍江省委、哈爾濱市委檢查錯誤，堅決支持學生造反鬧革命。到8月份，潘復生明確表示支持哈工大紅色造反團，揪斗黑龍江省委班子。黑龍江省委書記李范伍（省長）、任仲夷、王一倫、李劍白、楊易辰、陳雷全部被打倒。潘復生因此成為全國第一個支持造反派的省委書記。文革初期，哈爾濱是全國矚目的文革先進城市。黑龍江省委是走資派的“黑司令部”，但是這裡面卻有一個全國聞名的“紅司令”潘復生 。1967年1月，在毛澤東主席的支持下，全國掀起大奪權的“一月風暴”，黑龍江省又走在全國的前列。潘復生是全國第一個當上“新政權”——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原省委第一書記。

1966年8月24日，黑龍江省，哈爾濱極樂寺被群眾搗毀，山門前開起批鬥會。寺廟牆上貼滿了標語 ，僧人們舉着“什麼佛經、盡放狗屁”的橫幅在寺院門前示眾。牆上的大字報寫着：極樂寺里的僧人們應該到農村去參加農業勞動，不要再過這種清閒的寄生生活了！雖然你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你們應該對國家做點有益的事情。李振盛拍攝。【極樂寺建於1923年，是哈爾濱最大的佛教寺廟。1931年東北淪陷後，極樂寺僧侶與日本侵略者關係密切。1935年為了修葺寺廟，募集了1.5萬銀洋。1939年5月，偽滿洲國成立佛教總會，極樂寺方丈擔任會長。1945年11月，東北抗日將領盧冬生將軍遇害後，其棺槨寄放在極樂寺內。1951年抗美援朝時期，極樂寺方丈靜觀法師成為積極分子。1966年極樂寺搗毀後，至1979年寺廟關閉。1980年12月，國家撥款150多萬元對極樂寺重新修繕。千年以來，僧侶階層絕非紅塵之外的清修者，河南少林寺即是最明顯的例子。】

1966年8月24日清晨6時許，作家老舍被人發現投太平湖自盡。老舍原名舒慶春，1899年生於北京，滿族人，1946年至1949年在美國講學生活。1949年回國後成為中國文化界的代表人物。1964年文化界整風，舊北京市委想要保全自己，便把老舍推了出去當靶子。1966年文革開始後，老舍擔任北京市文聯革委會主任，積極參與政治運動。8月23日，久病初愈的老舍，像往常一樣到北京市文聯上班。當天下午，北京女八中紅衛兵衝擊文聯，老舍與端木蕻良、駱賓基等30多位作家、藝術家一道，被掛上走資”、牛鬼蛇神、反動文人的牌子，押至北京孔廟大成門前，被押着向焚毀京劇服裝、道具的大火下跪，遭到辱罵毒打。遍體鱗傷的老舍被押回市文聯，又因還手“對抗紅衛兵”，被加掛上“現行反革命”的牌子，遭到變本加厲的殘酷毆打，隨後被文聯革委會副主任浩然，送到西長安街派出所，直至8月24日凌晨才放出來。最後步入湖水自盡。死後，連骨灰也未保留。照片攝於1958年荷花池畔。當天在孔廟批鬥現場的作家楊沫認為，是北京市文聯的侯文正（北大中文系66屆畢業生），打電話叫來了女八中紅衛兵。有人揭發文聯大門上一副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出自侯文正之手。但遭到侯文正否認。老舍投湖自盡也與家庭問題有關。他的妻子胡潔青，對老舍的遭遇非常冷漠，要與他劃清界限。一位老作家還記得看過胡潔青當時寫過揭發老舍的一篇大字報，內容是提老舍與一位紅顏知己趙清閣的舊事。抗戰時期，老舍一度與趙清閣在重慶同居，胡潔青因此從北平趕到重慶大鬧了一場。文革後，老舍成為官僚集團樹立的“文革受害者”典型。胡潔青、舒乙母子寫了很多回憶文章，完全不提他們對老舍劃清界限、落井下石之事。反而靠着老舍的名氣混飯吃。舒乙本是學化學的，現憑着“老舍之子”的頭銜，儼然成為中國文化界一位名流。知道舒家底細的人，有的直罵“無恥！”。

1966年8月25日，北京，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西糾），成立公告。照片來自互聯網。這支由保皇派（官二代）紅衛兵發起組織的所謂“糾察隊”，打着毛澤東的旗號，干的是反對文革的事。從1966年8月，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及一干高官後，官僚集團明顯覺察到風向不對。既然毛澤東能組織學生運動起來打倒官僚集團。那些高官們為什麼不能組織學生起來，武裝保護自己呢。西糾、東糾、海糾、聯動等保皇派（官二代）武裝由此應運而生。

1966年8月25日，北京，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簡稱西糾）正式成立，總部設在九三學社。照片左起趙勝利（西糾後勤部長）、孔丹（西糾司令）、秦曉（西糾宣傳部長）。這幾個年輕人都是有深厚背景的人物。孔丹是中央調查部長孔原之子。中央調查部是中共情報系統的核心部門。孔原為情報系統首腦，1967年被打倒審查，關入秦城監獄，監禁七年。孔丹的母親許明是國務院副秘書長。秦曉是中國科學院辦公廳主任秦力生之子。西糾的副司令有陳小魯（陳毅副總理的兒子）、董良翮（董必武副主席的兒子）。西糾成立時受到陶鑄、王任重、廖承志的支持。周恩來特別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副秘書長雍文濤、許明指導他們的活動。西糾成立後，陸續發布了13道通令，內容龐雜，但核心只有一條——保護權貴老爹們。8月27日，“西糾”發出第三號通令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都無權隨便宣布戒嚴，絕對不允許以任何理由攔截軍車，尤其不允許攔截和檢查首長的汽車！”。但是等到9月份，隨着老工人徐沛田、高二學生王光華，先後被西糾成員活活打死，在當時的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西糾、東糾、海糾一下子臭遍了大街。今天，當我們回顧文革歷史，是什麼原因讓這些未成年的孩子犯下如此滔天大罪？法律精英會脫口而出“目無法紀”，右派精英會大聲呼籲“缺乏民主”。用階級分析的辦法來看，人們才會發現事情的真相——階級鬥爭！

1966年8月底，北京東安市場被改名為“東風市場”。《人民日報》攝影記者許林和蔣鐸兩人，一起到改名後的東風市場拍照，看到幾個穿着綠軍裝戴着紅袖標的保皇派紅衛兵，手持新的寬大軍用皮帶，扭着一個男子進到商場裡，說是黑五類，用皮帶抽打他。

1966年8月25日，黑龍江省委派駐《黑龍江日報》的文革工作組組長駱子程等五名成員，分別戴着 “8.17事件兇手、打手、馬前卒”等罪名的高帽子，在報社禮堂，全報社職工大會遭到批鬥。指責他們“執行了一條鎮壓群眾運動的修正主義路線”。李振盛攝影

1966年8月26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紅衛兵廣場（原哈爾濱八區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揭發批斗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兼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任仲夷。任仲夷頭戴高帽，臉上塗滿黑墨水，彎腰站在椅子上。李振盛拍攝。任仲夷原名任蘭甲，1914年生於河北邢臺威縣農村一個教員家庭，家境很好。中學就讀於河北省立第一中學（現天津三中），1934年考入北平中國大學政治經濟學系，住在北平西單太僕寺街德權公寓。1935年任仲夷參加學生運動，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北平地區的地下工作。1946年升任大連市委書記，1954年任黑龍江省委書記兼哈爾濱市委書記。1966年至1969年，任仲夷接受了230多次批鬥會，後被下放至五七幹校接受階級教育。其怨恨可想而知。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官僚集團迅速翻身。1977年任仲夷出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全面清算造反派。任仲夷是中共黨內最具欺騙性的“政客”人物之一。1980年，任仲夷被胡耀邦派到廣東任省委書記。他儼然以黨內“改革派”領袖自居，公開宣揚資本主義自由化，高調吹捧自由民主，並批評黨內腐敗現象。而他本人通過關係，將大兒子任克雷轉戶口到深圳（現為深圳華僑城集團董事長） ；又通過關係將二兒子任克非，從北京某工廠調至廣東省委任外事工作。爾後任克非在90年代初任廣州三元里“中央酒店”負責人。任仲夷主政廣東期間，恰恰是廣東省走私犯罪最為瘋狂的時期。離休後，任仲夷與《炎黃春秋》那些黨內右派們臭味相投，長期編纂文章醜化攻擊毛澤東和革命歷史。2005年11月，任仲夷死於廣州。

1966年8月27日，美國，得克薩斯州，里奧格蘭德河谷農場工人，在傾盆大雨中舉行罷工遊行，要求得到公平的待遇。工人們希望得到每小時1.25美元的最低工資。而當時美國雇主給墨西哥裔及外國勞工的報酬，僅有每小時40-85美分，尚不足以養家糊口。新移民家庭住在骯髒的鐵皮棚里，孩子們的學業難以保障。

1966年，日本東京，躺倒在街頭的男子。荷蘭攝影師Cor Jaring（1936-2013）拍攝，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藏。

1966年，日本東京，練習射擊的警察。荷蘭攝影師Cor Jaring（1936-2013）拍攝，阿姆斯特丹市檔案館藏。

1966年前後，日本橫須賀街頭，上街尋歡作樂的美國海軍水兵。

1966年8月，公私合營上海華孚金筆廠生產的英雄牌12k金筆，棗紅色，長14.1厘米，至今筆尖完好，銥粒飽滿。1958年大躍進時，華孚金筆廠掀起了“英雄趕派克”的鋼筆質量趕超競賽，確立了抗漏、圓滑度、耐高溫、耐寒等12項技術指標，力爭在2-4年趕上美國派克鋼筆。1959年，該廠新研製的英雄100型金筆，有11項指標趕超了著名的派克51型鋼筆。至今，英雄100仍是中國最好的國產鋼筆。1966年8月25日，華孚金筆廠創始人周荊庭在上海逝世，享年66歲。同年10月，公私合營華孚金筆廠改名為國營英雄金筆廠。1980年代，美國派克公司到上海英雄金筆廠考察時，認為英雄的一些技術設備，甚至要優於派克。英雄的經營狀況非常好。1996年英雄的總資產7.03億元，淨資產高達3.72億元，並在上交所掛牌上市。然而從1999年開始，英雄的主營業務便開始出現長期虧損。到2012年7月，英雄的淨資產僅剩208萬元。2012年11月，英雄鋼筆掛牌轉讓，49%的股權轉讓價僅僅為250萬元。英雄筆現在的質量已大不如前，質次價高，消費者憑什麼買你帳。

2015年6月1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參加中國製造業座談會。說他在達沃斯會議上，發現外國製造的筆很好用，因此詢問相關部門，中國能否造和外國一樣好用的筆。殊不知，就在李克強問這種話的時候，中國用半個世紀時間，發展起來的筆類製造業已經破產殆盡。著名的英雄鋼筆、永生鋼筆 、豐華圓珠筆，早已破產的破產，倒閉的倒閉。僅剩下一家上海中華鉛筆，在假冒偽劣產品的包圍圈裡掙扎求生。而浙江省那批生產廉價圓珠筆、中性筆、鉛筆的私營企業，產品質量怎麼可能跟國外數千元一支的高檔筆相比？這就是市場經濟的結果。

1966年8月28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宣告成立（即第一司令部，簡稱“一司”），江青、楊成武 、謝富治、劉志堅到會講話。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即第二司令部，簡稱“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高乾子弟（保皇派）組成，要保護官僚集團。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簡稱“三司”）。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平民子弟組成的造反派，要打倒官僚集團，造各級黨委機關和領導幹部的反。三個司令部之間的鬥爭非常複雜。爭論的核心問題是“革”與“保”。由於中央文革小組後來明顯支持三司，三司在全國的名聲越來越大。在名聲顯赫的五大紅衛兵領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聲雄踞榜首。1966年底之後，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組織繼續分化重組。最終分裂為以北大、北航為主的天派，和以清華、北京地質學院為主的地派。

1966年8月29日，北京，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西糾），第四號通令。9月7日由浙江寧波甬江印刷廠紅衛兵翻印。其標題是“關於對地、富、反、壞、右、資的家進行查抄的意見”。整個“ 通令”有七個部分。第七條明確命令：查明鬥爭過的黑六類（地、富、 反、壞、右、資）分子，必須在9月10日前離開北京，遣回原籍，接受監督改造。作為實施這項通令的結果，1966年9月起，北京城區有85198名居民，被抄家後，又被註銷戶口，沒收財產，驅逐出北京，押送往農村“監督改造”。西糾的這項通令，沒有遭到什麼抵抗就完成了。因為西糾的背後支持者——是周恩來、陳毅、董必武、賀龍、王任重、孔原。

1966年8月27日，山西省臨汾二中轉發北京七十九中學廣播的“好消息”。說《紅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在北京被華為認出被捕。當時，他被雙槍老太婆打了一槍，胳膊受傷後逃到北京，他為了隱其身份，弄了一臉大麻子。《紅岩》中的看所長猩猩和秘書瑪琍《解放後在北京大學當打字員》等三人被捕。文革時期此類謠言到處傳，引發了大量問題。

1966年8月3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毛澤東第二次接見全國各地五十萬紅衛兵。那天是多雲天氣，沒有太陽曬着，比較舒服。外地進京的紅衛兵超過14萬人。北京的所有大中小學的教室，都成了臨時旅館。機關單位也都騰出房子讓給外地紅衛兵住。

1966年9月2日，新北大東語系紅衛兵周颯英（原名李佩珠），《請聽聽我憤怒的控訴》，揭發和控訴原北京市公安局長、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譚力夫之父），和前北京市委政法部長劉涵的罪行。控訴書大意為：周颯英是烈士子女，父親周風在其出生八天后犧牲。母親X若俠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1960年被栗劍萍（女）、譚政文迫害而死。栗劍萍原名栗榮芬，白洋淀趙北口村人，地主出身，其夫張德清參加過八路軍，後叛變投敵成為漢奸，殺害七名八路軍幹部。張德清後被地方政府槍決鎮壓。栗劍萍逃到北京，嫁給了她的表弟張炎傑，購買了武王候胡同16號民宅。解放前他們逃到香港，後又潛回北京。周家母女恰好與栗劍萍住鄰居。周的母親在公安局工作，因此檢舉了他們。張炎傑被逮捕改造。原北京市公安局長譚政文，到周家串門時，周的母親不在，恰巧碰到了栗劍萍，受其勾引。從此譚政文經常出入栗家。周母多次誠懇地勸阻譚，但譚仍然和栗亂搞男女關係，並出言威脅周母。周母將情況向黨組織揭發檢舉，因此遭到譚的報復迫害。周母死後，康生將周颯英接到了中直機關。但是由於舊北京市委的包庇，問題一直未能解決。1961年譚政文病死後，栗劍萍長期逍遙法外。1966年8月27日，周颯英和北京三中的紅衛兵，將栗劍萍押上學校操場，召開群眾批鬥會。周颯英拿着壘球棒，將栗劍萍打得當場斷氣。控訴書結尾要求，把譚政文的骨灰從八寶山革命公墓里扔出去！ 

1966年9月3日凌晨，上海市江蘇路284弄5號樓（安定坊，西班牙式花園別墅，月房租55.29元），翻譯家傅雷在家中服毒自殺，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殺，保姆周菊娣當時嚇得不敢進屋。傅雷的兩個兒子，傅聰在國外，傅敏在北京。照片為1979年4月26日，傅聰、傅敏在追悼會後，將傅雷骨灰送至龍華革命幹部骨灰室。1958年傅雷被劃為“右派”,同年12月，留學波蘭的傅雷長子傅聰搭機出逃英國。此後傅雷閉門不出。1966年8月底，傅雷遭到上海音樂學院紅衛兵抄家批鬥。實際上，傅雷和上海音樂學院一點關係也沒有，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兵，在抄鋼琴系主任李翠貞家時，發現了一封傅雷寫給她的信，信中的內容是傅雷勸她從香港回大陸工作，本來這是一件愛國的事，卻因此追蹤到了傅雷的家中，要傅雷揭發他們的鋼琴系主任，傅雷不肯落井下石，於是從逼供發展到了批鬥，再從批鬥變成了抄家。紅衛兵在抄家時打開了傅雷妻姐存放的老箱子，在墊箱底的舊畫報里，和一面老鏡子背後，發現了宋美齡和蔣介石的相片。這成為他有“變天”思想的證據。

9月9日，李翠貞在家中開煤氣自殺。1967年前後，上海音樂學院共有17人自殺。這些人主要出身舊社會資產階級，有着極高的社會地位和收入水平。當時中國老百姓省吃儉用、累死累活工作的情況下，這些人住別墅，用保姆，吃西餐，彈鋼琴，跳跳舞，搞婚外情，亂搞男女關係，是讓很多人看不慣的。李翠貞的父親李復生早年留學美國，是上海名醫，住在四川北路的花園洋房裡。李翠貞排行第三，人稱“三小姐”，生活條件極其優越。連她自殺的時候，都要穿上旗袍、高跟鞋，化妝後打開煤氣，坐在沙發上。當年上海老百姓還擠在公用灶披間裡，用煤球爐燒飯，為買煤球而犯愁，能用上煤氣的家庭是鳳毛麟角。

傅雷在男女關係上很複雜。1928年，傅雷留學法國後，與巴黎女郎瑪德琳相戀，以至於寫信回國要母親幫他退婚。1932年傅雷與表妹朱梅馥結婚。婚後傅雷夫婦去洛陽考察，傅雷又愛上了風月女郎汴梁姑娘。1933年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與小他16歲的女學生成家和結婚(第三任妻子)。傅雷在上海美專任教，與成家是鄰居，因此愛上了成家和的妹妹成家榴，但愛而不能娶。1943年，正在懷孕的成家和與劉海粟離婚，並嫁給蕭乃震後移居香港，原因可能是成紅杏出牆，她懷的這個孩子就是香港影星蕭芳芳。成家榴後來也去了香港。中國文藝圈這些複雜的男女關係，被一幫資產階級文人吹捧為風花雪月的浪漫故事。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正是要摧毀資產階級文化對中國社會的腐蝕。文藝圈在1966年至1968年間遭到沉重打擊，大批文藝人被逼自殺。1978年改革開放後，這批人都成了文革受害者，在復辟官僚集團的支持下招搖過市，一時成了“文學巨匠、國學大師、文藝泰斗” 。中國文化圈、影視圈，重新墮入爭名奪利、荒淫無恥，不知信仰信念為何物的境地。文藝圈之糜爛，比香港、台灣毫不遜色。

1966年9月4日，美國芝加哥郊區的西塞羅（Cicelo），黑人爆發民權運動遊行，抗議種族隔離政策，遭到白人居民投擲磚塊、酒瓶襲擊。伊利諾伊州政府派出國民警衛隊，強制隔離黑人遊行者與白人抗議者。芝加哥論壇報照片。到2010年，西塞羅的83891名居民中，西班牙裔占86.6%，主要是墨西哥移民（占78.3%），黑人仍然很少，白人多已遷徙他鄉。

1966年9月5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用文斗，不用武鬥。社論說：毛澤東同志反覆地告訴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又說，實現這一場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鬥。所謂人們的靈魂，就是說的思想，說的意識形態，說的社會風行的文化，說的同人們的思想、意識形態相聯繫的種種風俗、種種習慣。這些，都是人們頭腦里的問題。……用武鬥的簡單辦法，只能觸及皮肉，不能觸及靈魂，不能在群眾面前充分暴露那些牛鬼蛇神的醜惡面貌，不能肅清那些牛鬼蛇神的反動毒素。……毛澤東同志說：“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但是，這種批判，應該是充分說理的，有分析的，有說服力的”。這就是說，要有腦筋，要用文斗。

1966年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抓革命促生產。9月8日頭版頭條為“當文化革命主力軍，當生產鬥爭突擊隊”。9月9日頭版為“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人民日報》連續三天以頭版頭條方式，向群眾宣傳抓革命促生產的重要性。1966年10月之前，文革主要在學校進行。10月之後開始全面向工廠擴散。工人群體逐漸成為打倒官僚集團，並奪取政權的主力。

1966年9月8日，二七市（鄭州）二七電力學校革命串聯隊，駁‘憤怒聲討李葆華鎮壓革命運動的法西斯暴行’的傳單！李葆華是李大釗子子，1962年取代曾希聖，就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1966年9月8日，北京市崇文區第五十二中學語文教師鄭兆南(女)因毆打致死，年僅36歲。本書是1966年11月，由鄭兆南的丈夫唐錫陽編寫，《北京日報》出版社出版的《何其毒也——請你看一看這個血淋淋的事實》（原題為“李淑錚是害死鄭兆南的罪魁禍首”）。

1966年6月，劉少奇下令向北京大中專院校派出工作組，共青團中央隨即向北京52中派出工作組。工作組組長是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李淑錚。工作組進校後，52中語文教師鄭兆南，寫了一張《質問李靜同志為首的黨支部》的大字報。6月16日，52中發生武鬥事件。原本工作組認為這是革命行為，並鼓勵師生寫大字報。但是到6月底，工作組突然稱6.16事件是反革命行為。7月9日至10日，工作組從積極寫大字報的教師中揪出四個人。並一口咬定鄭兆南是肇事者。鄭兆南和其他教師立刻遭到圍攻，寫揭批大字報的相關學生遭到牽連，兩名學生被逮捕入獄。

當時學校明顯分成兩派，一派為保皇派，要保護當權勢力，另一派要打倒當權勢力。工作組明顯支持當權派，從沒有揭批過校領導。鄭兆南因此遭到打擊報復，被監禁了47天，並被保皇派學生打得遍體鱗傷。到7月底毛主席要求撤銷工作組時，李淑錚為首的工作組，竟然又開了一個鬥爭會，讓52中校黨總支書記李靜，來批鬥鄭兆南等教師。工作組撤離學校後，保皇派紅衛兵依然得勢。鄭兆南等教師繼續遭到毆打辱罵。

他們撕掉鄭兆南家的毛主席像，造謠說鄭老師的女兒自殺來刺激她，搶走她的手錶，逼她吃爛水果。因為得了痢疾，夜裡鄭老師要在便盆里拉痢疾，還要鄭老師給他們兩塊錢(給了一元五)。9月4日，鄭兆南給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寫了第一份遺書，希望北京市委能派人來調查。但是沒有收到回復。9月7日，鄭兆南又給李雪峰寫了第二份遺書，要求給予醫療救治。9月8日，鄭兆南死亡。同時期被保皇派迫害致死的教師還有很多。

1966年9月9日，安徽省寧國縣人民銀行梅林營業所政治指導員李芳洲，為營救落水的貧農女兒犧牲。李芳洲被稱為毛主席的好戰士，人民的好兒子。新華社稿

1966年9月9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張百良留影，天安門城樓在維修。

1966年9月12日，團中央文革委員會來訪組周興林同志，對來京串聯同學所提問題的回答。

1966年9月前後，北京中央機關禮堂，北京石油學院等高校學生，批鬥共青團中央“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王偉)。8月，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嚴厲批評向大中學校派遣工作組是對學生運動的“鎮壓”。胡耀邦、胡克實 、胡啟立，不是迷迷糊糊地犯錯誤，而是明明白白犯錯誤。

胡耀邦，湖南瀏陽人，1915年生於一個中農家庭（兄妹12人，排行第九），因自幼有口吃，被父親稱為九結巴。胡氏家族以農耕為業，但重視男童的啟蒙教育。胡耀邦在宗族資助下，完成了小學學業。1929年胡耀邦考入瀏陽縣立初級中學(今瀏陽一中)。瀏陽當時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熱點地區。胡耀邦因此加入了共青團。1930年底被中共湘東特委挑選派往江西。1934年10月，胡耀邦隨紅軍開始長征，擔任共青團總支書記。1935年，當胡耀邦來到延安時，還不滿20歲。1950年成都解放後，35歲的胡耀邦出任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被稱為中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1952年夏天，胡耀邦奉調進京，到青年團中央工作。1957年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

1966年文革爆發後，胡耀邦堅決執行劉少奇鎮壓學生運動的政策。從共青團系統抽調幹部組成工作組，至各學校挑動矛盾。胡克實、胡啟立、王偉均是重要執行者。毛澤東宣布撤銷工作組後，共青團中央遭到全面整肅。團中央機關內外，貼滿揭發“三胡一王”的大字報。對胡耀邦等人進行輪番揪斗。後來胡耀邦因痔瘡復發，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1968年初，軍代表進駐共青團中央機關進行整頓。1969年5月，共青團中央機關和直屬單位2000多人，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縣黃湖農場，辦起了“五七”幹校。不久，胡耀邦也被下放到黃湖幹校“勞動改造”。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發生軍事政變。胡耀邦於1977年出任中央組織部長，開始在全國範圍“清理三種人”，大肆打擊迫害文革時期跟隨毛澤東的革命群眾。1983年至1987年，胡耀邦領導“清黨工作”，徹底剷除黨內信仰毛澤東路線的共產黨員。將中國共產黨徹底轉變為官僚資產階級政黨。共青團系統的胡啟立、胡克實，都是試圖徹底摧毀中國共產黨的首要人物。胡耀邦的兒子、女兒、媳婦，都是大富大貴之人。

1966年9月12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批鬥黑龍江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長李范伍，給其剃髮。李振盛拍攝。李范伍當省長期間，哈爾濱老少三代住一間屋的情況十分普遍，很多人連這樣的房子也住不上。李范伍被打倒後，紅衛兵組織群眾參觀李范伍省長的家（南崗區文府街）。解說員義憤填膺地批判李范伍生活腐敗，他家住的別墅樓，所有的門都關上共有三十三個房間，院子裡還有一個水泥修建的防空洞，高牆門衛戒備森嚴，典型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李范伍愛跳舞，家裡有舞廳，省歌舞團的演員每個周末都來陪跳。在三年困難時期，李范伍是肉照吃，舞照跳。當時真是把群眾氣壞了。1966年李范伍倒台後，被發往綏稜農場接受勞動改造。1983年李范伍當選全國政協委員，1986年病死於北京。至今在哈爾濱還有個著名的“李范伍花園”，李家當年住的別墅已拆除。

1966年文革爆發後，吉林藝術專科學校的油畫教研室主任靳之林，作為“劉少奇反革命文藝黑線的基礎”，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和院黨委領導一起被揪出來批鬥。1968年靳之林決意前往延安落戶未果，1969年前往吉林省青溝五七幹校，1973年調入延安。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乘5輛敞篷吉普車從大會堂東門出發，先接見在廣場和長安大街的紅衛兵，爾後登上天安門城樓。這次大會由康生主持，18時開會，林彪、周恩來講話後，毛主席開始檢閱、接見通過天安門的紅衛兵。這次有300名紅衛兵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接受了毛主席的直接接見。城樓上，毛澤東顯得意定神閒。林彪緊隨毛澤東行止。劉少奇顯得苦不堪言。到10月份，劉少奇已經準備繳械投降了，他隨即給毛澤東寫《檢討信》。直至1967年3月前，雖然民間早已出現了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呼聲，但是在官方媒體上，一直沒有對劉少奇展開專門的點名批判。

1966年8月，紅衛兵運動高潮中，高一（五）班班長劉輝宣譜曲的對聯歌，成了“文革”廣為流傳的歌曲，此歌最後一段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雖然陳伯達與江青主張把對聯改成“父母革命兒接班”和“父母反動兒背叛 ”，但是封建的“血統論”很快就成為劃分“紅五類”和“黑七類”的理論依據。“自來紅萬歲” 成為官僚特權階層子弟，明目張胆炫耀身份的口號。

1966年9月16日，加拿大蒙特利爾地下城，正在建設中的博納文特廣場（Place Bonaventure）。同年10月14日，蒙特利爾地鐵1、2號線建成運行，以迎接1967年蒙特利爾世界博覽會。【1969年北京建成第一條地鐵。】

1966年9月20日，遼寧省，瀋陽縫紉機廠，研製的新型鑽石牌旋轉梭縫紉機，具有體積小，縫速高、噪音小等優點，克服了擺梭縫紉機走線不直的毛病。新華社記者拍攝。鑽石牌縫紉機曾經是知名品牌，該廠現已破產。這些文革時期，號稱“十年浩劫”都能正常經營的工廠，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號稱“經濟大發展”時期，竟然破產得一乾二淨，導致全國哀鴻遍野，四千萬工人下崗失業，實在讓人匪夷所思。

1966年9月20日，上海浦東，國營曙光機器廠，研製的高真空連續鍍膜機。新華社記者拍攝。該廠創建於1957年，是真空專業設備製造廠。1960年代研製了中國第一台1200mm口徑的大型擴散泵，並為東方紅一號衛星研製KM2太空環境模擬設備。1970年代該廠研製了中國第一台2200mm口徑的大型光學鍍膜機等尖端產品。2006年該廠整體改制，搬遷至上海嘉定。

1966年9月20日，江蘇省無錫絲綢印染廠，新研製的絲綢自動篩網印花機和配套設備。新華社記者攝。蘇南地區歷來是紡織業重鎮，建國後蘇南各縣市建設了大批國營紡織企業。僅國營印染廠就包括無錫漂染廠、無錫印染廠、常州印染廠、南通印染廠等。這些國營大廠都擁有各自的拳頭名牌產品，經濟效益很好。到1980年代，隨着官僚集團復辟，全國貪污腐敗之風驟起，國營工廠在“廠長經理責任制”等錯誤經濟政策影響下，企業效益迅速下滑，陷入負債、停產、破產的惡性循環。同時期，鄉鎮私營小廠以廉價劣質產品爭奪市場。浙江省的情況也是如此。由於缺少國營企業嚴格的質檢規章制度，1980年代，江蘇、浙江私營企業出口至外國的紡織品，大量存在以次充好、質量缺陷，而遭到外商索賠訴訟。此後紡織產品逐漸分為內銷、外銷兩種質量檔次。差的賣國內，好的賣國外。

1966年，遼寧省，大連機車廠，批量生產的東風一型兩千馬力交-直流電傳動內燃機車。新華社記者劉寶成拍攝。該車是1964年開始批量生產的幹線貨運內燃機車，仿造蘇聯TE3型內燃機車，標稱功率1500千瓦，最高時速100公里，車長16.685米，重72噸，共生產706台。東風一型曾是中國鐵路運輸的主力，為中國鐵路服務了逾40年。火車迷稱其為“老東風”。

1966年，江西省南昌飛機製造廠（320廠）研製的運-5型運輸機正式停產。運五是按照蘇聯安東諾夫設計局，提供的安-2飛機的圖紙資料，於1957年12月在中國製造成功。安-2是世界上生產周期最長的單發雙翼機。從1947年投產，至1991年停產，總產量超過1.8萬架。中國仿製的運-5由南昌飛機製造廠生產了728架。1970年轉往石家莊飛機製造廠（522廠），直至1985年又生產了215架。該機由於費用低廉、操作便利、安全性高，至今仍然廣泛用於空軍航校跳傘訓練、大型農場噴灑農藥等領域。

1966年9月，北京日用搪瓷廠，為北京麻紡織廠生產的大眾牌搪瓷茶缸，用於發給該廠職工。茶缸背面印有紅色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1966年，浙江省國營紹興縣氮肥廠首期工程建成投產，一次試車成功。新華社記者耕辛拍攝。該廠是全國小氮肥先進企業，原設計年產合成氨5000噸，經過多次技術升級，到1981年實現年產合成氨28900噸，職工932人，其中專業技術人員123人。除生產農用合成氨外，也生產工業用氨水。2000年，紹興化肥廠停產搬遷至袍江工業區，原廠區開發為房地產項目。也是在2000年，這家國有企業改制註冊為私營的紹興化工有限公司，註冊資本2857萬元。該公司現有總資產近3億元人民幣，有多名股東控制。

1966年9月，上海人民機器廠為《人民日報》，試製成功中國第一台，LB4405型雙層四組報版輪轉印刷機，每小時印刷四版報紙60000張。

1966年9月22日，美國KH-7照相偵察衛星，拍攝的中國酒泉核設施。KH-7是冷戰時期美國尖端間諜衛星，1964-1967年共發射了38顆，主要針對蘇聯和中國，採用柯達公司研製的大口徑光學照相機，使用9英寸膠片，能夠覆蓋寬14英里、長460英里的區域。KH-7在四年裡拍攝了19000多張照片，衛星燃料耗盡後，返回艙在太平洋降落收回。

1966年，江蘇省無錫縣西郊，太湖西岸，交通部門新建設的胡埭大橋，這是一座雙曲薄拱橋，主跨有五十多米。這種鋼筋水泥結構的雙曲薄拱橋，在全國大面積推廣，估計建設了有幾十萬座，至今在中國農村仍有大量該型拱橋。新華社記者陸惠君拍攝。

1966年9月，浙江省商業廳製作發行“獎售布票”，面額壹市寸，有效期至1967年底止。背面貼有寧波百貨採購供應站記帳憑證。獎售布票是國家執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時，為了鼓勵農民交售棉花、糧食等緊俏農產品時，獎勵一定數量的棉布。如1965年湖北省收購100斤棉花，獎勵棉布票5市尺。各省獎勵標準有差異。

1966年9月23日，北京“清華井岡山紅衛兵”成立。以蒯大富、鮑長康、彭偉民等為首。文革時期清華大學有八八派、八九派、井岡山兵團、414串聯會，四個主要紅衛兵組織。其中八八派是8月8日由唐偉、陳育延發起，八九派是8月9日由劉濤、賀鵬飛、劉菊芬發起。414串聯會成立於1967年4月14日，原為清華井岡山下的一個群眾組織，後來演變為“清華井岡山兵團《414總部》”，沈如槐為一把手，孫怒濤為二把手。

1966年9月28日，美國加州舊金山獵人角騷亂，加州州長帕特·布朗下令戒嚴，出動國民警衛隊和坦克車輛，至第三大街對抗議人群清場。事件起於9月26日，警察巡邏時懷疑17歲的馬修·約翰遜（Matthew Johnson）有偷車嫌疑。約翰遜棄車逃跑時，警察從背後將其開槍擊斃。事發後引起大規模騷亂，青年人向警察投擲石塊，掀翻汽車，砸毀第三大街商鋪。

1966年9月底，福建省晉江地區，組織第二批赴京師生代表團，從廈門梧村火車站出發北上，經過三天兩夜的車程抵達北京。照片裡的中學生是苦出身，6歲喪父，母親為人洗衣、當保姆將其養育成人。當他被推選為“紅衛兵赴京代表”參加國慶遊行時，村里兩千多人沸騰了。當時村里去過縣城的人都屈指可數。國慶那天，他們凌晨1點起床，3點到西單列隊等待，10點開始遊行，下午1點通過天安門城樓時，學生們激動地高呼毛主席萬歲！

1966年，北京，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參觀《收租院》泥塑復製品的展覽，引起很大反響。《收租院》大型泥塑群雕創作於1965年，是中國雕塑藝術史上具有革命性創新意義的里程碑式作品，由四川美術學院等藝術人員創作。群雕由114個真人大小的泥像組成，分七段26組，表現了送租、驗租、風谷、過斗、算賬、逼租、反抗等情節，揭露地主階層對農民的血腥壓榨，表現農民的反抗精神。原作品陳列於四川大邑劉文彩地主莊園。1966年，廣東省佛山石灣美術陶瓷廠，派出工藝美術大師劉傳、莊稼和廖洪標在內的8人小組，到北京臨摹並製作了陶塑《收租院》。1976年入藏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2000年後，隨着中國資產階級反革命復辟愈演愈烈，《收租院》被指責為虛構歷史。地主階層反而被媒體大肆宣傳成了愛護鄉里的“鄉賢善人”。

1966年10月前後，北京天安門廣場，來自全國各地，等待毛主席接見的紅衛兵。天安門觀禮台上和掛着大幅標語“保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孟昭瑞拍攝。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歷次的路線鬥爭，只提左傾或右傾。“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還是第一次。為此周恩來專門與毛澤東協商，表示不同意這個提法。毛澤東堅持使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

1966年10月，北京天安門廣場，國慶節期間，參加國慶遊行的軍民。法國駐中國大使館秘書Solange Brand女士拍攝。

1966年，四川省儀隴縣，來自山西、河北和天津的紅衛兵，訪問張思德烈士的家鄉。這是紅衛兵們正和張思德的媽媽劉光友，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學習張思德為人民服務的精神。1971年5月，劉光友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過公社黨委委員、公社革委會副主任、區革委會委員、縣革委會委員、縣人大代表，多次被評為“烈屬模範”、“勤儉節約模範”、“勞動模範”等稱號。她年逾古稀還堅持參加集體勞動生產，1971年10月12日，劉光友在參加勞動時，不幸摔倒逝世，終年78歲。

1966年，陝西延安棗園操場，紅衛兵們來到當年毛主席發表《為人民服務》的講話台前，學習《為人民服務》。1944年9月5日，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為掩護戰友不幸犧牲，年僅29歲。9月8日，中央警備團和黨中央機關的部分同志共1000多人，在延安棗園操場上，為張思德——一名普通的士兵，召開隆重的追悼大會。這是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建黨以來，從未有過的追悼規模。毛澤東主席親自為悼念張思德，作著名演講《為人民服務》。在追悼大會上，向張思德默哀後，毛澤東主席就站在一個土墩上，為張思德致悼詞。毛澤東在悼詞中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 ，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