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抗日名將張靈甫將軍的遺孀王玉齡記 (組圖)

我們採訪抗戰名將張靈甫將軍的遺孀王玉齡女士時，她正在理髮。北京電視台記者王淳華第一個提問是：“聽說，您和張靈甫將軍第一次見面也是在理髮店？”

王玉齡女士聽了笑而不答。我在一旁仔細觀察，王女士只有幾根白髮。這讓我吃驚不小。吃驚的原因，是她已經87歲高齡了。

王女士行動不便，我問王女士本人才知道，是數年前，某媒體採訪到深夜一點鐘。第二天，王女士便得了中風，以至今日行動不便。

我們一行人有杭州的吳緣先生，有新華社的唐師曾和他的兒子唐亞述。我找了一張照片，在上面這張照片中有王玉齡女士的側影，兩面鏡子中分別折射出唐師曾父子。唐亞述是初中學生，他那張臉上始終掛着微笑。說實在的，我個人希望更多的初中學生們能和我們一起“走進”、“觸摸”、“感受”以往的中國歷史。

吹風機在理髮師手中“呼呼”地響着。我在一旁靜靜地觀察，87歲的王玉齡女士是一位非常恬靜、優雅的女士。我們在一旁照相，咔咔的響聲。她不為所動，仍然靜靜地坐着。換了其他人，也許會嗔怪吧？

 

王玉齡女士說話聲音很小，她算是默認了“與張靈甫將軍在理髮館見面”的提問。

王玉齡小聲說：“我當時17歲，我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為什麼看我？我還瞪了他一眼。”

我理解，王玉齡女士屬於中國女性中：端莊沉穩、行不露足、笑不露齒、目不斜視的那種豪門大院裡知識女性範疇的人物。

王玉齡完全否認關於：“頭一次見到張靈甫將軍就怦然心動？”的提問。

 

在王玉齡女士家，她遞給我一本書，說：“這是最後一本。”我用G12照相機把書放在粉色的椅子上拍攝了這本書的照片。

 

我查了一下王玉齡女士遞過來的圖書《佳人——王玉齡畫傳》。那書中這樣寫到：

一個周末，家裡的幾個女孩子約好出去理頭髮。在理髮店，我們坐在椅子上，唧唧喳喳地說着話。

那天，他穿一身軍裝，帶軍帽。碰巧坐在我椅子的背後。我發現他透過理髮的鏡子，盯着鏡子裡面的我打量。我心說，這個人真是討厭，怎麼能這麼看着人家，就差把頭貼到鏡子裡面看，於是就瞪他一眼。
後來他對我講，他說幸虧你瞪我一眼，不然的話，如果你要對我笑一笑，我就沒興趣了。我說，你臭美。

不久後，他就托他的朋友張處長請我們全家吃飯。飯桌上，我自顧自，只管吃菜吃飯。他的朋友張處長就講話，問我伯母多大年紀了？我伯母說她32歲。張處長就接過話，說張靈甫副軍長你也有32歲啊，你們兩個同年的，干一杯吧。

靈甫那年實際42歲還多。這一下，就冒掉了十歲。後來他告訴我，自己從臉到脖子，一直紅到底。
張處長繼續說，我們副軍長還沒有結婚啊，王太太你在長沙，老長沙了，你認識好的小姐給我們副軍長介紹。我伯母講，那當然，有好的我一定給你介紹。張處長說，你們家那麼多小姐，也可以介紹嘛。我伯母講，大的呢，都名花有主了；小的呢，年紀又都太小了。張處長講，那就找那個不大不小的嘛，眼睛就朝我看。
我坐在那裡當然聽得懂嘛，不大也不小的就剩我了。於是我生氣了，就把臉一板。我對他一無所知，他老是穿軍服，像是個軍人吧。我心裡猜測。

伯母告訴我，張軍長可是抗日的名將。可別人越是這麼說，我就越不把他當一回事、越不理他。而他呢，大概也是經歷過太多事情了吧，可能就是覺得我傻傻地耍着小性子很讓他喜歡。
那次以後，他就越發頻繁地到我們家裡來，幾乎每天都要來。剛剛開始，我看見他也不講話，有時候還故意出門避開他。慢慢地，跟他熟了。說他英俊？我不覺得，就覺得看着還順眼。

有時候，他給我講故事。他告訴我，戰爭爆發前，他在北大讀歷史系。每一朝每一代的文化名人、野史傳奇，他如數家珍。他喜歡講，我也喜歡聽。而他自己抗戰時打仗的故事，卻從未講過。

人家說他是跛子。一次戰鬥中，他負了傷。機關槍掃到了他，子彈留在他的腳裡面。當時的醫學不是很發達，打完石膏後，那個腳就不能彎了。可是從他走路的外表一點也看不出來，只是走得久了會很痛、很累。
他從來不講他得意的事情，也從來不會告訴我他最痛苦的事情，可能他覺得我太單純了吧，不想拿這些事情來煩惱我。我只覺得他很可靠，有時候就覺得他像我爸爸、有時候也像我的好朋友，所以對他很信賴。

很快，他就對我求婚了。我的母親對此是很反對的。一方面，覺得我與他24歲的年齡差距始終很難逾越；另一方面，我的母親守寡半生，她不喜歡自己的女兒嫁一個軍人。她說軍人的生命是不可靠的，她不想我也重複她的命運。
對嫁給一個軍人是什麼樣的想法？如果有一天他走上戰場會怎樣？不，當時我覺得這些都不是問題。因為我相信日本人投降，戰爭結束了。

儘管母親反對，這門親事還是定了下來。就在兩人決定結婚之際，張靈甫接到了升遷令，他被提升為74軍軍長，即刻前往南京報到。於是，兩人將婚禮地點定在了上海。

因為時間緊迫，王玉齡穿着大一號的鞋子，張靈甫穿着借來的西裝結了婚。婚禮結束的當晚，兩人就坐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車，一個上鋪，一個下鋪，度過了他們的新婚之夜。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飛抵重慶，國共雙方開始會談。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在重慶簽訂了《雙十協定》，兩黨矛盾暫時得以緩解。

在南京，張靈甫與新婚妻子王玉齡度過了一段平靜而快樂的時光。

 

照片中的人物是：王玉齡女士，唐師曾先生、吳緣先生等。（喻春雷攝影）

 

王玉齡，1928年6月生於長沙的一個書香世家，祖輩任過清朝的尚書和兩江提督；1945年秋，經國民黨元老、時任湖南省府主席程潛出面充當介紹人，與大她25歲的張靈甫在上海金門飯店舉行婚禮，當時她只有17歲。1947年5月，張靈甫在孟良崮陣亡。是張的隨從楊參謀，做俘虜數月後被放回，跪在王玉齡面前痛哭，並帶回張的一封絕筆信，王玉齡才得知張靈甫確切的死訊。

王玉齡女士把張靈甫將軍的絕筆信鑿刻在一塊大理石的石碑上。碑文內容是：

“余與仁傑決戰至最後以一彈飲絕成仁，上報國家與領袖，下答部屬與人民。老父來京，未見痛極，望善侍之，幼子望養育之。玉齡吾妻，今永訣矣。靈甫絕筆。5月16日，孟良崮。”

 

二，抗戰文學的三個分類

 

王玉齡家的樣子

 

不用說，張靈甫這個人物屬於抗日戰爭的范

我是研究抗日戰爭歷史的，我認為：“抗戰文學分成三類：1，田野調查派。採訪真人、記錄口述歷史、寫報告文學。2，抄書派。（不是抄襲！“抄襲”是貶義。）這一類學者是在歷史的海中‘藝海拾貝’的人。他們將有永遠寫不完的題材。3，想象派。他們是寫小說的。”

想象派作家有不少不朽的作品。

比方：老舍先生的不朽之作《四世同堂》。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老舍離別家小奔赴國難。1938年初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於武漢成立老舍被推為常務理事和總務部主任同年隨文協遷到重慶。自此主持文協工作直至抗戰勝利。抗戰期間老舍團結和組織廣大文藝工作者利用各種文藝形式為抗日做貢獻。他自己也以團結抗日為題材運用各種文學體裁創作了大量作品。其中的代表作為長篇小說《四世同堂》。

——老舍先生就是“想象派”的代表。——侵華日軍占領北平時，他本人在重慶。

一言以蔽之：老舍先生應該沒有見過真實的武裝到牙齒、胡作非為的日本鬼子。

比方：暢銷書《亮劍》的作者都梁先生。都梁先生比我小一歲，他的父親在抗日戰爭中是新四軍。都梁先生不但是高產作家，他還是“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優秀作家。

 

新華社唐師曾的採訪風格應該和我類似。我們屬於“田野調查派”的。

田野派作家與其他作家不同的是：不能用“筆名”、“假名”。比方：我筆名叫“張三”，唐師曾叫“李四”，我們的採訪對象是“王五”和“劉二麻子”。這樣，是絕對不行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想，田野派調查的作家因為是“首次的文學創作”，容易出現各種問題；便利人家罵街用吧？——抄書派作家不同，他們的文字來自於“久經提煉”的歷史。至少經過半個世紀的洗禮；所以，爭論比較少。——或者說：已經被罵街過數十次了。

我和唐師曾是在1998年同一天進入中國作家協會的。當時，有四個人，兩男兩女。只有我們還一直保持着聯繫和友誼。

這次，我邀請老唐採訪抗日戰爭老戰士的目的，是希望他融入抗戰歷史的最後時刻。

我認為：“親歷抗戰的老戰士們走了。抗戰歷史的浩瀚巨著就合上了最後的一頁。”

老唐有個恩師叫蕭乾。蕭乾大師1910年生於北京，1931年進入北平輔仁大學，1933年轉到燕京大學就讀。1935年於燕大畢業，任職《大公報》。1939年遠赴英國，成為戰地記者。有《銀風箏下的倫敦》等著名報道。1949年蕭乾回到北京，文革期間與愛人備受迫害，後平反。1999年，蕭乾因心肌梗塞於北京逝世，終年89歲。主要著譯作有《籬下集》《夢之谷》《人生採訪》《一本褪色的相冊》《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尤利西斯》等。

大師蕭乾在二戰中既報道歐洲戰場，也報道中國的戰況。因此，大名鼎鼎。

老唐也一樣，他如果只報道卡扎菲、薩達姆、諾曼底、金字塔的話，就沒了地氣。

老唐出馬，果然一個頂倆。他本人就是“腳底板兒綁大鑼走到哪響到哪”的人物。

王玉齡女士似乎也喜歡這樣的人物，她與一臉喜相的唐師曾交談甚歡。

 

三，我反對中國人之間無休止、殘酷地互相殺戮

 

1947年5月孟良崮戰役後，陣亡的張靈甫將軍在蓋棺之前的照片。

 

抗戰以後，是中國的內戰。張靈甫在孟良崮之戰中死後，受到解放軍的尊重，給以禮葬。解放軍買來一個十分華貴的棺材，為他洗過臉，整飾了傷口，穿好簇新的軍裝……。不過由於沒有找到合適的國民黨軍服，給他穿的是解放軍的軍服。還由當時擔任華野6縱政治部副主任的謝勝坤主持了一個儀式。上面的照片是蓋棺前的一瞬間。

 

“抗戰”和“內戰”距離近。所以，親歷抗戰的人物都是經歷煉獄般殺戮的人群。

張靈甫是親歷殺戮煉獄的親歷者；而王玉齡是目睹者。——筆者，是反思者。

我的採訪立意只有兩點：其一，是抗日戰爭。其二，批判中國人殺中國人。

先說“中國人殺中國人”的話題。我和唐師曾在火車上就討論過這個話題。

唐師曾先生是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畢業的人物。他回應我的話題，根據他的研究：

“自1886年以後，全世界講英語的民族之間就再沒有自相殘殺過。”

（法國人民在1886年美國獨立戰爭開始111周年的時候送給美國人民一尊自由女神雕像。女神右手高舉火炬，左手拿着一本書，這本書就是《獨立宣言》。）

我是北京二外夜大學畢業的學生。我學習過日本歷史。根據我的研究：

“1890年開始，講日語的人之間就沒有成建制（軍師旅團營連排班）地互相殺戮。”

1890年以後，日本各地部族之間的殺戮已經停止。日本人矛頭一致對外；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在第一屆國會會議說：“朝鮮和中國的東北都是日本的利益線”，山縣有朋總理叫嚷：我們日本民族要團結一致，對這些地區必須進行“保護”。

有人抬槓，說日本的226事件。其實，日本1936年發生軍人暴動的2、26事件。該事件只持續了4天。當時，日本下着百年難得一見的大雪。東京地區積雪達200毫米深。最後，獲得實際利益的“統制派”高階將領，以“叛國”等理由，只處死了發動事變的少數軍官。

中國不一樣。中國人之間殘酷地互相殺戮了幾千年。僅舉幾例：

1927年4、12大屠殺：……當天下午，反動軍隊占領上海總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處。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組織和進步團體，進行瘋狂的搜捕和屠殺。在事變後3天中，上海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蹤者5000多人，優秀共產黨員汪壽華、陳延年、趙世炎等光榮犧牲。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也發動反革命政變。當日捕去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優秀的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等被害。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等省也以“清黨”名義，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大屠殺。

在1927年4、12大屠殺中，國民黨軍隊殺害共產黨人三千多人。

 

日本在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統計是可信的。因為，“恩給”的錢數依此發給遺族。

 

在1931年到1945年8月的抗日戰爭中，侵華日軍在中國的土地上戰死46萬人。可是，中國人之間的互相殺戮的人數在這15年中就遠遠多於這個數字。應該是翻五倍吧？

 

另外，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國內有四大偽政權（溥儀、德王、殷汝耕、汪精衛）和三百萬偽軍幫助侵華日軍鎮壓中國人民。其中，單單是滿洲國（由華人組成）的軍警憲特、皇協軍就超過150萬人。他們和百萬日本關東軍一起鎮壓三千萬東北人民。

 

在1950年的鎮壓反革命遠動中：鎮壓百萬原國軍軍人，入獄百萬原國軍軍人。國民黨反動派共800萬軍隊被全部打垮；包括數百萬在監獄外的監督勞動、群眾強制下的勞動改造的原國軍官兵們。

 

史無前例的文革運動是在共產黨內進行的運動。此處省略劉少奇、彭德懷等驚悚內容。

 

筆者研究，中國人殘酷內戰的緣由，來自於“魔椅”的威力。故宮太和殿中那把龍椅是中國人千百年來互相殘酷殺戮的根源。一把龍椅：於無聲處想驚雷、千萬人頭落地……

此段落的結尾和結論：

中國人的敵人不是中國人。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來入侵的外國列強！

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中國國內騎在人民頭上的貪官污吏及其腐敗的勢力。

 

四，張靈甫將軍抗戰有功

 

王玉齡女士的家中有很多這樣的照片。

 

此文轉自：網絡360問答：張靈甫在抗日戰爭中的主要戰績有哪些？

 

整個抗戰期間，張靈甫在王耀武的麾下對日寇南征北戰，經歷硬仗、惡仗無數，此時也正是張靈甫人生最為輝煌的一頁。1937年，五十一師開赴上海，參加了著名的“八一三”凇滬保衛戰。張靈甫來到一五三旅三O五團走馬上任，並在上海保衛戰中，以勇猛果敢，指揮有方贏得全團官兵的愛戴。嘉定作戰的時候，面對武器裝備遠遠優於國軍的日寇蜂擁衝鋒，殺紅眼的張靈甫甩掉上身軍服，抱着機槍跳出戰壕，身先士卒帶領100多名敢死隊員迎頭痛擊，殺得日寇丟盔卸甲，抱頭鼠竄。其後，他率領該團又連續打退敵人七次衝鋒，打死打傷日寇800多人。

1938年，張靈甫奉王耀武之命，對駐守江西德安張古山的日寇進行反擊。討論作戰方案時，眾人認為張古山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張靈甫拍案而起，道：“各位都看過《三國演義》，魏國大將鄧艾為攻取成都，出蜀將之不意，帶精兵暗渡陰平，飛越摩天嶺，一舉攻克了江油、涪城和成都。我們也可仿此戰例，大軍從正面進攻的同時，再挑選一批精兵強將，從人跡罕至的張古山背面進行偷襲，以收兩面夾攻之效。”於是，張靈甫親率一支突擊隊效法鄧艾輕裝出發，攀木掛樹，穿過艱險的深山峽谷、老林惡水，配合正面部隊進攻，飛奪張古山。而後日寇不甘失敗，出動飛機與重炮狂轟濫炸，幾乎將張古山夷為平地。張靈甫率部浴血死戰，與日寇鏖戰五天五夜，陣地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反覆拉鋸。親臨前線指揮的他身中7塊彈片，鮮血直流也未退下火線。

得知德安大捷之後，田漢受時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的委派，採訪張靈甫等人，文章刊登在《中央日報》上，並編寫話劇《德安大捷》，張靈甫以真名真姓在劇中出現，從此名震天下。德安戰役之後，張靈甫被很快提升旅長。旅下轄團，實為師長，榮獲四等雲麾勳章、三等寶鼎勳章。

1939年3月，張靈甫率部參加南昌會戰，在一次戰鬥中，右腿中炮彈負重傷，匆匆包紮傷口後他再度投入戰鬥。在不久的上高會戰中，腿部再度被炸斷。蔣介石派飛機將他送往香港，請英國著名外科專家克雷斯特爾為他診治。手術後不久，張靈甫在報上看到“戰時軍人不宜出國養病”的新規定，不顧英國醫生“再治療一月可以痊癒”的勸阻，堅持返回部隊，並說“軍命不可違，軍人死不足惜，何惜一足！”傷未愈提前歸隊，張靈甫從此留下殘疾，走起路一跛一拐，人送外號“跛腿將軍”。

國民革命軍第74軍在八年抗戰中南征北戰，痛打日軍，打出了“抗日鐵軍”和“頭號王牌”的威名。張靈甫一直跟隨74軍，戰上海，守南京，保武漢，數戰長沙，揚威贛北，喋血鄂西，廝殺常德，馳援衡陽，威震湘西，幾乎無役不從，寫下了自己軍旅生涯中為國家、為民族而戰的最輝煌、最光輝的一頁。因為抗戰中戰功卓著，張靈甫在74軍連年獲得晉升，由團長、旅長而師長、副軍長，直至抗戰勝利後擔任軍長，深獲老蔣的青睞，被老蔣贊為“模範軍人”，視為心腹愛將。

 

五，王玉齡女士回憶同周總理夫婦的交往

 

王玉齡接受採訪時，手拿描寫她的圖書《佳人》。

 

筆者今年60歲。在以往的中國領導人之中，我見過毛澤東、周恩來、林彪等人。所以，王玉齡女士說見過周恩來、鄧穎超的話題時，筆者也感到親切。

王玉齡曾向我們介紹：周恩來總理生前對她和家人一直很關心。1973年秋，周總理從僑胞口中得知她的情況，命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黃華設法找到她，邀請她到北京訪問觀光，歡迎她葉落歸根。並通過別人向她轉達：“王玉齡和楊振寧兩人何時想回大陸，可隨時簽證，來去自由。”她於1973年9月到北京,周總理接見了她，懇切地對她說過：“我當過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張靈甫是我的學生。我們沒有把他爭取過來，我有責任！”

王玉齡女士慢慢說道：

張靈甫與林彪、劉志丹、謝晉元、胡璉、李彌等人，同為黃浦軍校四期學員。在抗日戰爭中，張靈甫參加過“八一三”凇滬會戰、南京保衛戰、武漢會戰、南昌戰役、長沙會戰、常德保衛戰、長衡會戰等多次戰役，其中因“張古山大捷”而被田漢以真名寫進話劇，被譽為“常勝將軍。”

王玉齡向我們回憶：接着總理又安排她到幾個大城市秘密參觀，所到之處都給予很高規格的接待。此後她每年都去北京訪問一兩次。

1974年她到了延安。說是想要看看，毛主席怎麼能夠在延安這種地方生存下來。那地方是黃土高原，簡直苦得不能再苦，周總理都要睡窯洞，只有毛主席可以睡平房，還是土磚砌的，要是在湖南鄉下，就是貧農住的房子。

周總理去世之後，鄧穎超每年都代表總理接待她。1984年，慶祝建國35周年，身在美國的王玉齡應鄧穎超的邀請回國，有幸登上天安門城樓，與很多國家領導人和國內外友人一起參加了慶典。

 

當談到鄧穎超，微笑的王玉齡女士對我說：

我的房子在南京，是一棟別墅。房產的姓名是我王玉齡，不是張靈甫。房子有300多平方米大小。還有一個院子。解放後，房子被沒收了。我多次見到鄧穎超夫人時，鄧穎超都問我：“有什麼問題？要求？請提出來，我可以幫助解決。”可是，我話到嘴邊，又咽了下去。

十幾年前，南京政府要給我17萬人民幣，以此了結房子的事兒。當時的17萬也買不了多大的面積，更何況現在呢！現在，在原址上買兩、三平方米也困難了。

我批評王玉齡女士：“——這事就怪您了！當時，您如果反映給鄧穎超，她一句話，您的問題就可以解決了。如今再提，怕是永無天日了。”

此時，唐師曾在我和王玉齡女士談話時翻拍了一張王玉齡女士和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門前的一張合影照片。我把這個“空”給落下了。

王玉齡女士還談到胡錦濤在抗戰60年的講話。她回憶：

2005年9月，當時77歲的王玉齡女士，應中共中央統戰部的邀請，也是以抗戰有功將領遺屬的身份，帶着她和張靈甫的兒子張道宇，從美國趕赴北京，參加了抗戰勝利60周年的紀念活動。

在9月3日的記念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充分肯定了國民黨領導的軍隊在正面戰場與日寇血戰的歷史勳勞，特別肯定了國軍組織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重大戰役對日軍的沉重打擊，對以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戴安瀾為代表的國軍抗日名將給予高度評價。這令王玉齡女士感慨萬千，欣慰有加。她在發言中，對中國共產黨的寬廣胸襟、高瞻遠矚和實事求是，以及領導人的膽魄、真誠和善意，報以高度的讚譽。

王玉齡女士對我說：我聽了胡書記的講話後很是感動，我還在香港的報紙上發表文章。表達看法。讚賞共產黨對抗戰歷史的認識。

我問王女士：“那張香港報紙呢？我希望翻拍一張？”

 

我想打亂這樣正正經經的談話氣氛，於是話鋒一轉。

我問王玉齡女士：“您這麼漂亮一個女性，這麼多年，就沒有男人、帥哥什麼的，悄悄給您遞個紙條，傳達愛慕之情之類的？——我不信。”

王玉齡女士溫文爾雅，笑而不答。我想，一般人不是嗔怪就是面有慍色了。

王女士慢慢向我介紹：自己1948年攜老母、幼兒到台灣。她不願過那種靠撫恤金生活的日子，1952年，在當時台灣陸軍總司令孫立人(王玉齡姨父)的私人幫助下，她留下老母和6歲的幼兒，毅然離台，隻身去美國求學。

1953年，王玉齡考入美國紐約大學財會專業。為了解決生活問題，她上午做文秘工作，下午和晚上到大學聽課。4年後以品學兼優的成績畢業。先是去羅斯福醫院任會計2年，後又在五星級飯店———朴拉沙飯店工作3年，最後在美國航空公司工作21年直到退休

王玉齡的父親早亡，母親先是跟她去台灣，後又隨她移居美國，母女倆和孩子三人一直相依為命。1996年，已經90多歲的母親想葉落歸根，加上兒子也在祖國大陸辦了公司，王玉齡決定回國定居。她們回到老家長沙，7年後的2003年，母親以101歲高齡安然辭世，這期間她一直在家鄉陪伴着母親。之後王玉齡又遷居兒子公司所在地上海。

我想，這是王玉齡女士對我提問的委婉答覆吧？——左手拉小的，右手扶老的。

 

王女士慢慢向我介紹：張靈甫身高190，兒子187身高。——都是高個子。

我問王女士和兒子的關係是否親密？王女士又笑而不答。

王玉齡在美國連續擔任過兩屆華美協會會長，為中美兩國民間交往和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做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有益工作。她和家人親友一直堅決反對台獨。

1995年，她支持在美國經商的兒子張道宇回國辦廠，建設家鄉。香港黃埔軍校的同學邀請她擔任副會長，她表示願與靈甫的同學好友一道為祖國的統一大業盡綿薄之力。她詠詩言志：

“寶島亟需歸統一，弟兄何必動戈矛。

 同心彩筆鴻圖繪，國際爭強百代豪！”

 

我採訪的方式就是東拉西扯的。我問王女士現在的生活；如果不高興可以不回答。

比方：生活來源？房子的租金？僱傭保姆的月薪？買菜？做飯？和孫子的關係？孫子是否找對象？是什麼地方的身份？居住證？護照？……

 

王女士逐一回答：我的護照有兩本。一本是美國的，一本是台灣中華民國的。

王女士：我的退休金是美國政府發放的，每個月一千多美金。我租用此房（兩室一廳，大約90米）每月租金5000元。我僱傭保姆每月5000元。我在中國大陸沒有“醫保”，看病是全額繳費。我急忙說：“——很多人因病致貧！”王女士笑着說：“——我就是窮人。”

王女士說：“我孫子大約有一年沒有來看我了。他在美國學習。他應該有女朋友了。”

 

我們的話題又轉到了“光華寮事件。”

我1984年作為外交部外交人員服務局的助理翻譯被派到日本讀賣新聞北京分社工作。我當然知道發生在1985年前前後後的“光華寮事件”的原委。

“光華寮”是一位於日本東京的五層樓房，為二戰後國民政府駐日本代表團用變賣日軍掠奪中國人民的資財所得的功款購置的中國國有財產。

一直由中國僑胞管理使用，復交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日機構監督管理。1986年2月4日，日本京都地方法院竟將“光華寮”判歸台灣當局所有。1987年2月26日，日本大阪高等法院駁回中方上訴，再次判給台灣當局。中國駐日機構和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嚴正交涉。日本政府以“日本三權分立，政府不能干涉司法”為由，推委應負國際義務，稱光華寮問題只是一般“民事訴訟”。

王玉齡女士強調，光華寮，恰恰是歸她家族成員管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日本國和台灣斷交。中國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理所當然地接收光華寮所產生的產權移交問題。——我個人認為，王玉齡女士在光華寮歸屬的問題上是立了功的。

 

話題一轉，我和王玉玲女士又聊張靈甫和方先覺將軍的友誼

說道方先覺將軍，就要談到舉世震驚的衡陽保衛戰。當時，蔣介石要求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堅守十日，可是，方先覺將軍卻堅持打了47天，直到彈盡糧絕。

1944年，在中國的湖南衡陽發生過中國軍隊和侵華日軍之間震驚世界的一戰，這是中國抗戰史上敵我雙方傷亡最多，交戰時間最長的城市攻防戰。國民革命軍陸軍第10軍在湖南衡陽以孤立無援的病憊之師抗擊數倍於己的日軍，血戰整整47天，這一仗的影響，甚至震動了日本朝野，東條英機內閣為之下台。縱觀整個中國抗日史，這一仗持續之彌久、戰鬥之慘烈、影響之深遠，中國戰場所有的城市防衛戰，似乎沒哪一仗可與堪比。

此役雙方打到地47天的1944年8月8日。凌晨，日軍第11軍司令部派遣情報參謀竹內實孝少佐前往第10軍軍部接洽停戰。方先覺回復第10軍絕無投降之意，同時還提出“保證生存官兵安全，並讓他們休息；收容傷兵，並鄭重埋葬陣亡官兵”的要求。竹內參謀則表示日軍對第10軍官兵的敬意，並同意方先覺將軍提出的要求。

王玉齡女士對我說：“當時，張靈甫率軍已經打到衡陽附近。可是，方先覺部數千人已經餓飯數日、彈盡糧絕、舉足維艱了。日後，張靈甫將軍和方先覺將軍在重慶見面時，張靈甫將軍羞愧難當，只說了四個字：‘慚愧！慚愧！’就四目相望、潸然淚下”

 

筆者翻譯照片說明：在仁愛中學，由重慶領導的中國國軍一部，無條件投降的歷史瞬間。

此照片並非方先覺將軍一行在彈盡糧絕時與日寇洽談的情景

 

我急忙說，根據我的調查，在抗日戰爭中，因彈盡糧絕放下武器的國軍兩個將軍都被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在事後寬容了。他們是四十軍軍長龐炳勛將軍，和第十軍方先覺將軍。

1945年日本投降，蔣介石還安排龐炳勛、方先覺參與了16受降區受降日軍的活動。

 

其實，美國也有同樣的事情發生過。在密蘇里艦上受降日軍的溫萊特將軍就是一例。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溫萊特接替麥克阿瑟成為美國駐菲律賓總司令。在彈盡糧絕之後為了士兵的生命，於1942年5月5日向羅斯福發出最後一封電報後投降日軍。之後長期被關押在中國東北的日軍戰俘營中，1945年9月2日，溫萊特中將在密蘇里號戰艦上見證了日本的投降，戰後被奉為美國的國家英雄。

 

1945年9月2日在密蘇里艦上，麥克阿瑟將軍把簽字筆轉身送給溫萊特將軍。

 

王玉齡女士笑着對我說：“方先覺將軍的女兒和我的兒子喜結連理。我們是親家呢。”

我問：方先覺將軍的女兒是“大款”嗎？王玉齡女士感到問題好笑，就笑着接茬說是。

 

六，如果再採訪王玉齡女士我會問什麼

 

北京電視台記者王淳華和王玉齡女士交談中

 

話鋒一轉，我問關於砸碑的事情。

我說：“聽說，有人把立在孟良崮上張靈甫將軍的碑砸了？”

王女士非常平靜，她告訴我：“——我知道。——人們會做一個更大的。”

我很同意王玉齡女士的說法。因為，張靈甫將軍在抗日戰爭中的英雄行為是應該流芳百世的。今天，日本對我國土仍然虎視眈眈、垂涎三尺、磨刀霍霍、威脅再三。我們中國人應該分清敵我。另外，即使一個關押20年的罪犯，他出了監獄都應該受到善待。更何況，我們中國人的內戰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了。還互相仇恨？難道中國人民之間還要打200年？

 

回京多日，寫此文。越寫越感到對王玉齡女士不解。如果我再一次採訪，我希望問：

一，您在美國生活得好好的，為什麼回來？

這裡無醫療保障，您在南京的房子產權也是泥牛入海無消息。您愛國，國家也應該愛您才對。我在日本國採訪20幾位侵華日軍老兵，他們都說：“我們愛日本國，日本國基本上也愛我們。所以，我們作戰勇敢、無後顧之憂……”

二，最近幾年，特權階層把人民的財產“共”起來之後，“供”他們的子女、親屬在美國驕奢淫逸。也有“攜款外逃”一說的。——您怎麼看這些事兒？

 

2014-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