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文人寫的， 中國的明清文人分為兩批， 第一批直接當官， 第二批依附於權貴（師爺， 管家）。 所以， 犬儒依附於官商或者乾脆是官商， 他們的利益與國家利益底層百姓利益往往不一致。  所以， 他們口中的好人， 大多數會對老百姓不好。  比如說滿清的乾隆， 被犬儒交口傳頌的好皇帝， 實際上就是一個混蛋， 公然縱容手下貪污斂財， 欺男霸女。 而對嘔心瀝血的雍正罵不絕口。 
對比兩個朝代， 以金庸代表的滿清後裔不斷編造故事， 實際上中國落後於西方是從清朝， 特別是滿清中期以後才開始的。 西方侵略者在明代被打的相當老實， 因為中國的技術根本就不落後， 即便西方列強偶有發明， 中國以強大的經濟基礎和製造能力也很快就能學會。 明朝後期的衰敗完全因為資本集中（土地兼併）， 而不是因為技術落後。  官商學黑強大到一定程度就能控制爭權， 把皇帝也便成傀儡， 土地兼併加速， 社會動盪也就必然發生了。而朝中大臣也必然擁兵自重， 養寇逼餉， 袁崇煥也是這樣一個權貴， 雖然最初幾次勝仗換來了威望， 接下來的行為就是養寇逼宮，   不然以滿清幾個小賊豈能霸占中國。 

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二）32.嘉靖大倭寇 (2015-12-26 10:30:48)轉載▼
標籤： 雜談
三十二、嘉靖大倭寇
實事求是的講，曾銑收復河套的建議，以明朝當時的軍事力量，恐怕很難實現。光曾銑自己算的帳，都要每年花費一百五十萬兩白銀。這個花銷的前提是必須不斷的打勝仗，如果遇到較大的挫折，開銷就會直線上升。而且真正頭痛問題還不是打仗，而是打完之後怎麼辦。河套地區太大，就算取得勝利，也只能暫時把蒙古人驅逐到陰山以北，他們很快又會再來。三年的戰爭結束以後，還必須沿着陰山修建新的長城防線，才能解決問題。這個工程量太大，政府的財力無法支持。把防線向北推進數百公里之後，後勤補給成本會大大上升。除非明朝能夠像漢朝或者唐朝初年一樣，具備翻越陰山掃蕩漠北的軍事能力，否則單純的清理河套意義有限。而當時的明朝顯然不具備這樣的能力。
嘉靖和嚴嵩否決曾銑的提議是正確的，因為當時東南沿海已經開始出現比較嚴重的倭寇入侵，葡萄牙人占據了浙江沿海的雙嶼島，對海防構成威脅。中華帝國正面臨着“兩千年未有之變局”。國防重心要從北方的塞防，逐步轉向應對近代殖民者的海防。如果這個時候收復河套，南北兩線同時大規模開戰，有可能把國家置於危險的境地。
在曾銑提議收復河套之前八年，嘉靖十九年，葡萄牙人完成了對東南亞國家的征服，把東南亞國家到中國參加朝貢貿易的船隊基本納入自己的管理，占據了浙江舟山附近的一個島嶼——雙嶼島。把這個地方作為商業據點來跟中國做生意。短短兩年內，就聚集了超過三千名基督教徒，其中葡萄牙人一千二百人。葡萄牙人完全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國土，在島上設立了行政機構、議會、法院、收稅系統、城防司令等等。島上有炮台，水道上有軍艦，把這裡稱之為“吾王陛下忠誠不渝的雙嶼鎮”。
嘉靖二十六年，朝鮮國王向明朝報告：日本過去沒有像樣的火炮，但是最近日本走私船的火炮威力大為提高，朝鮮海軍已經不是對手。經過調查，是中國福建沿海等地大量向日本走私中國鑄造的優質鐵，以及火藥硫磺等違禁物品。並逮捕了三百多名中國走私商人，交給明朝處理。
日本海上軍事力量的興起，實際上是葡萄牙人大力支持的結果。他們不僅通過和中國的貿易向日本大量走私出口鐵器，而且直接向日本出口火炮，傳授近代火器知識。這種行為背後的意圖也很清楚，就是扶植日本來侵略中國。
所以，嘉靖中後期出現了倭寇大爆發的背景，就是近代殖民者的到來，讓日本這個長期落後於中國的島國驟然強大，掌握了更先進的海上航行技術、火炮技術和鑄鐵技術，具備了前往中國沿海劫掠的技術能力。這是最核心的原因，其它原因都是次要原因。嘉靖大倭寇的本質，是中國第一次遭遇較大規模的近代殖民入侵，葡萄牙人是幕後黑手，日本人充當了先頭卒。
接到朝鮮的報告以後，明朝中央政府十分重視。當時浙江福建沿海的倭寇問題已經很嚴重了，不斷有燒殺搶掠進攻城鎮的報告。朝廷於是派遣右副都御使朱紈前往浙江，總督浙江、福建軍務，全權處理海防事宜。
嘉靖二十七年，也就是曾銑建議收復河套的同一年，朱紈經過調查和準備，向雙嶼港發動進攻，大獲全勝，占領並焚毀了雙嶼島，把葡萄牙殖民者、日本倭寇和中國海盜趕了出去。
現在有一些人認為，雙嶼港只是一個商貿中心，朱紈是出於落後保守的認識，錯誤的打擊了雙嶼島，並且還應該為之後的倭寇問題負責。這種認識是偏頗的，雙嶼港當然是一個商貿中心，但它同時也是一個海盜窩、倭寇基地和被殖民者非法占據的中國領土。這兩種性質同時存在，並不矛盾。不能通過論證它是一個貿易基地來否認它的其它非法屬性。因為後一種性質的存在，朱紈才會對雙嶼發動軍事打擊，這是完全合法合正當的行動。之前已經多次出現海盜、倭寇甚至葡萄人從雙嶼港出發，到沿海進行燒殺搶掠的事件，有一些是純粹的搶劫殺人，有一些則是因為商業糾紛，前者性質惡劣，後者性質不那麼惡劣，但不管哪一種，都是對中國主權的嚴重侵犯。這些人殺人放火之後又跑回雙嶼港，浙江政府拿他們毫無辦法。世界上沒有一個正常的政府，會容許在自己的領土上存在這麼一個由外國人軍事占領、管轄，還容納海盜、劫匪四處製造刑事案件的地方存在。至於說它是商貿基地，浙江、福建、廣東的港口可以做生意的地方多的是，為什麼不去這些地方，而非要跑到這裡來聚集？
明朝當時對外非常開放，海禁政策只存在於紙面上，實際根本沒有執行。葡萄牙人到達馬六甲的時候，就遇到很多從中國出發前往東南亞做生意的商船；他們到達廣州的時候，居然趕上廣東政府在招商！廣東右布政使吳延舉，在正德九年發布了《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公開鼓勵外國商船到廣州港口貿易，不管有沒有堪合，都可以來，正常納稅就可以。
我們在第一卷講過，明朝是允許對外貿易的，但原則上只限於被明朝認可的“進貢國”。明朝會給這些國家發一個堪合，只有持有堪合的船隊才能以進貢的名義來中國做生意。實際操作過程中，這些進貢國的政府就把堪合賣給商人，只要給錢，封他們一個進貢使者的名義，他們就可以帶着船隊到中國貿易了。廣東的這個政策，就是把潛規則給挑明了：反正堪合在我這裡登記認證，不管你有沒有，只要你真是來做貿易，正常納稅，那麼我就可以把你這艘船登記在某個堪合的名下，把你算成這個進貢船隊的一員。這是地方政府為了開拓財源、發展經濟搞的土政策。後來因為這個事情吳延舉還受到了中央的批評，但沒有處罰，也沒有否定這個政策，實際上就是默許了。
由於葡萄牙人採用武力征服了馬六甲，以及印度洋和東南亞的其它沿海國家，這些國家都是中國的朝貢國。所以葡萄牙被列入了黑名單，中國拒絕和他們做貿易。這種貿易制裁手段也合理合法，並不是保守落後的體現。葡萄牙人本來就到處燒殺搶掠，不是正經搞貿易的。中國防備他們不僅合理，而且是必須的。對葡萄牙人來說，規避的方法也很簡單，用東南亞諸國的旗號就可以了，或者找中國海商代理。所以，要跟中國做生意，並沒有必要跑到中國沿海自己占據一個島嶼、搞個基地。占據雙嶼島的行為就是一種赤裸裸的侵犯中國主權、圖謀不軌的行動。
朱紈掃蕩了雙嶼島之後，還有大量的海盜船、葡萄牙和日本的軍艦在海外遊蕩，準備等明軍撤退之後再回到雙嶼島。於是朱紈下令周邊沿海地區居民不得出海，對這些船隊進行封鎖。這是戰爭時期必須採取的措施。但沿海那些有官員背景的大戶，為了謀利，竟公然出海向敵方船隊銷售食物和淡水等補給物品。朱紈抓住了幾個，連同抓獲的海盜頭子李光頭等人，總共九十六人，被臨陣處決。
這個事情立刻就激起了福建、浙江沿海權貴家族的憤怒。他們本來就是靠跟雙嶼島做貿易發財，朱紈這麼一搞，他們生意短期內是沒得做了，而且還殺掉了他們中一些為倭寇提供物資、通風報信的人，更是無法接受。於是他們攛掇自己在朝廷裡面的代理人，彈劾朱紈濫殺無辜，禍害百姓。從明朝的法律來看，官員不經過皇帝批准就殺人是重罪。朱紈這麼做在合法性上也確實有點問題。但另一方面，可能他認為這是戰爭時期，需要殺一批來震懾那些通敵的不法分子。這次集體處決到底算不算濫殺，在法律上比較模糊。總的來看，當時的情況似乎沒有緊急到必須殺那麼多人的地步。嘉靖皇帝攬奏大怒，下令把朱紈和他的主要副手逮捕，進京受審。朱紈接到聖旨，說：我既老又病，不能再忍受長途押送和下獄受審的侮辱。於是憤而自殺。
朱紈死後，他的兩個主要副手被逮捕下獄，判處死刑——但一直沒有執行，後來倭寇嚴重又給放出來了。
這下，沿海地區的官員就更不敢談海禁或打擊倭寇的事情，一切又恢復原狀。從雙嶼島跑出去的海盜倭寇趁機大舉入侵，沿海地區的治安形勢就越來越嚴重。
倭寇的成分非常複雜，不全是日本海盜。大體以中國沿海的海盜為主（假倭），真正的日本人（真倭）大概只占了十分之一二。但有人——包括很多學者——據此認為，倭寇問題主要就是明朝的海禁政策逼出來的沿海漁民或商人造反。比如樊樹志在《晚明史》中就持這樣的觀點。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明朝在朱棣之後、嘉靖二十六年之前，海禁政策名存實亡，民間幾乎就是自由貿易，連關稅都不用交。再加上官方的堪合貿易，明朝海上對外交流十分自由和發達。
從嘉靖十二六年開始，朱紈到東南沿海執行的比較嚴厲的海禁政策，是海盜猖獗、倭寇問題日益嚴重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如果葡萄牙人不武裝占領雙嶼，如果不是大量中國海盜和日本倭寇利用雙嶼，不斷的在中國沿海燒殺搶掠，那麼朝廷就不會派朱紈來整頓沿海治安形勢，也就不會有海禁收嚴的問題。認為海禁是倭寇的原因，顛倒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係。這就好比我們原本跟日本貿易往來很密切，但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政府於是下令禁止對日本貿易。那些原來搞對日貿易的人失去了生活來源，他們就造反，就加入日本侵略軍的隊伍到中國來燒殺搶掠。難道我們就能認為這些人的做法是正義的？是官逼民反？責任難道應該由中國政府來承擔嗎？
這樣的邏輯，是非常荒謬的。它抹殺了嘉靖大倭寇是中國第一次遭遇大規模近代殖民入侵的本質，也抹殺了中國政府、中國人民抵抗這種侵略的正義性質。完全不可接受。朱元璋、朱棣時代海禁政策非常嚴厲，為什麼沒有逼得沿海人民生活無着、被迫造反，沒有出現嚴重的倭寇問題？為什麼屯門海戰和茜草灣海戰之後，倭寇問題加劇？為什麼葡萄人占領雙嶼島之後不久，倭寇問題再次惡化？海禁和西方殖民者的到來，誰才是嘉靖大倭寇的首要原因，難道不是很清楚嗎？
從戰法和武器來看，不管真倭、假倭，都是典型的日軍戰法，用的是日本製造的武器。嘉靖年間的倭寇，得到了日本軍隊的系統訓練，有大量的日本中下級武士或者將領加入，成為了倭寇的骨幹力量。後來戚繼光編寫的抗倭手冊《紀效新書》，在萬曆年間被明軍用來對付入侵朝鮮的日軍，很有效果。入侵朝鮮的那是真正的日本軍隊，沒什麼中國人。這也印證了倭寇的日軍屬性。倭寇頭目，如徐海、麻五等人，也與當時日本列島的諸大名聯繫密切，他們就是在日本和葡萄牙人的支持下成長壯大起來的。真倭和假倭的比例，不能改變倭寇問題是日本軍事入侵的基本性質。如果只是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