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改方案的背後考量：3因素促使我軍進行最徹底改革

解放軍成立火箭軍和陸軍領導機構

　　新觀念、新思維、新設計、新高度、新路徑，中央決策層對國防和軍隊改革進行了戰略謀劃和系統設計。

　　2015年11月末，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在京召開，以此為標誌，中國新一輪國防和軍隊改革進入實施階段。國內外高度關注的軍隊改革方案塵埃落定，隨着具體方案逐步實施，社會關注重點將由改革方案轉向深度追問，即改革的目的意義與決策考量。

　　深化改革助推強軍夢

　　這將是一場在人民軍隊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的改革，進行如此大力度的軍隊改革，原因有三：

　　第一，決策層與決策者的戰略考量與路徑設計。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任伊始就以“踏石有印，抓鐵有痕”的氣魂，銳意進取、革弊鼎新，堅持不懈推進各領域改革，提振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信心。軍隊改革，是中央決策層特別是習近平主席統盤考慮的結果，是整體改革設計中的重要一環。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新起點上，中央高層把軍隊改革納入全面深化改革總盤子，全面部署，一體推進，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這是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時代要求，也是強軍興軍的必由之路。

　　第二，世界軍事變革與戰爭樣式變化倒逼改革。

　　自上個世紀末期到當下，世界範圍內的新軍事革命，尤其是信息化戰爭新樣式，以愈來愈快的步伐向我們走來。現代軍隊領導指揮體制編制的聯合化、精幹化，武器裝備的信息化、精確化、隱形化和無人化，正在成為趨勢。

　　然而，建立於機械化甚至騾馬化戰爭樣式基礎上的中國軍隊體制編制，仍未實現重大變革。中國軍隊仍存領導管理體制不夠科學、聯合作戰指揮體制不夠健全、力量結構不夠合理、政策制度改革相對滯後等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世界變化與我軍裝備大量更新，令體制編制滯後的弊端日益凸顯，對改革提出了客觀要求。

　　第三，中國軍隊面臨的嚴峻挑戰和艱巨任務要求改革。

　　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仍面臨着兩大挑戰。一是周邊地區矛盾已到了集中暴發期，以“擱置爭議”應對挑戰已經不可能；二是，參與世界規則制訂就必須承擔更多國際義務，特別是承擔安全責任。二者都涉及到國防力量和軍隊建設。

　　面對新的外部挑戰和安全形勢，能否建設起一支既能維護國家安全、有效應對外部挑戰，又能走向世界、與大國軍隊競技、能夠隨時在世界範圍內應對共同安全威脅的軍隊，至關重要，這離不開體制機制的最大優化。

　　廓清改革重點

　　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擘畫軍隊改革新藍圖，到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成立，再到此次軍委改革工作會議召開，中央決策層科學判斷和把握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歷史方位和階段性特點，對國防和軍隊改革進行了戰略謀劃和系統設計。

　　本輪國防和軍隊改革方案基本廓清了改革重點，總體上落實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設想。

　　一是，調整機構設置，強化軍委集中統一領導。

　　執行力來自領導力。回顧我軍歷史，是否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是否煥發強大的戰鬥力，都決定於黨和最高統帥掌握軍隊的能力。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是為了設計和塑造軍隊未來，為今後20年、30年國防和軍隊發展打下基礎。

　　要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就必須建設同我國國際地位相稱、同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提供堅強的力量保證。這包括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兩個方面，前者體現在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原則上，後者體現在體制編制和領導制度上。

　　這次改革調整軍委總部體制，“實行軍委多部門制”，直接“優化軍委總部領導機關職能配置和機構設置”，實現軍委實體化，這有利於指揮權的高度統一。這種改革模式堅持了黨的領導和政治建軍思想，把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進一步固化下來並加以完善，強化軍委集中統一領導，更好使軍隊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集中於黨中央、中央軍委。

　　二是，遵循建軍治軍規律，改善軍隊建設水平。

　　軍隊戰鬥力來自堅持科學性、遵循規律性。實現政令軍令分開，是改革的重大舉措，也是吸收了發達國家軍隊建軍治軍的經驗推出的重大舉措之一。已經明確的理念和具體改革是“推進領導掌握部隊和高效指揮部隊有機統一，形成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格局”，“着力構建軍委—戰區—部隊的作戰指揮體系和軍委—軍種—部隊的領導管理體系”，“健全軍兵種領導管理體制，組建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健全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

　　將政令軍令分開，是一大歷史突破，這把握了軍隊組織形態現代化這一指向，將為建設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贏得軍事競爭優勢提供有力制度支撐。

　　三是，着眼時代特點和戰爭特點，調整軍兵種建設重點和規模。

　　長期以來，中國軍隊陸軍數量龐大，海空軍為輔。同時，改革前，中央軍委對陸軍的領導，通過解放軍四總部與分布在全國的七大軍區施行。這不利於陸軍部隊的專業發展，也影響了聯合作戰的效能。隨着形勢任務的發展變化，已必須調整軍隊建設重點和方向，形成陸海空各軍兵種發展，以滿足未來需要。

　　此次改革方案說明中強調：“調整改善軍種比例，優化軍種力量結構，根據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戰任務改革部隊編成，推動部隊編成向充實、合成、多能、靈活方向發展。”同時，“組建陸軍領導機構，重新調整劃設戰區”。這是中國軍隊建設理念和目標的深刻轉變。一定意義上，陸軍由區域防禦向積極應對轉型，海軍由淺藍向深藍推進，空軍由高空向太空突破，等等。

　　更進一步分析，我軍最初劃定軍區，除了作戰方向的考量，很重要的是與投送能力有關，因缺乏遠距離投送能力，只能加強戰區建設，形成各自獨立的區域防禦體系。隨着我軍投送能力的大幅提升，以及我國硬實力的進一步加強，應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劃分和建設戰區。可以說，戰區重劃，已可讓人們深刻思考中國軍隊的躍升空間。

　　四是，提升監督效力，改善軍隊自我淨化能力。

　　郭伯雄、徐才厚等一批高級軍官貪腐案的出現，既因體制機制的不健全，也因監督的不到位。這次改革把重點之一放在完善監督體制上。包括“組建新的軍委紀委”，“調整組建軍委審計署”，“組建新的軍委政法委，調整軍事司法體制”。

　　新設計抓住治權這個關鍵，着力構建嚴密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在依法治軍、從嚴治軍上具有突破性意義。方案按照決策、執行、監督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原則區分和配置權力，重點解決軍隊紀檢、巡視、審計、司法監督獨立性和權威性不夠的問題，以編密紮緊制度的籠子，努力剷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推動形成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良好局面，是這輪改革的一個重要着力點。

　　五大“新”特點

　　此次改革方案，具有五大突出特點，值得重點關注：

　　新觀念。習近平主席一再強調以更新觀念推動創新，新改革方案中突出反映出觀念更新的特點。即，堅守了自己的政治品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在保持軍魂不變、性質宗旨不變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世界軍隊發展中取得的一切有益成果，一定意義上是一次世界軍隊建設經驗的集成。比如，吸收了西方國家軍隊特別是美軍指揮體制的建設經驗，俄羅斯改革後的戰區特點，等等。

　　新思維。作為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的組長，習近平主席可以稱之為軍隊改革的頂層設計師，是“主刀”或“操盤手”。他深刻把握了世界各國改革的經驗教訓，尤其是中國社會發展特點與改革開放以來改革的得失，為防止利益博弈影響改革的內容和進程，在此次改革中採取了幾大措施：

　　將軍隊改革納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攬子設計，突出了黨和國家意志，及軍隊改革的剛性和不可隨意性；先完成頂層設計，再推進改革內容設計，例如，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設計中明確國防和軍隊改革的基本內容，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明確精減員額30萬，這些都屬於頂層設計；跳出了部門利益設計改革藍圖，避免因利益攸關而扭曲改革。這些在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上的突破，引來新觀念、新做法，孕育出讓人耳目一新的改革方案。

　　新設計。在改革開放後，中國軍隊曾三次精減整編，儘管這三次精簡兵員都包含着體制編制調整的改革意圖，但從結果看，仍基本上停留在裁剪人頭上。而此次改革，這是以體制編制調整而取得30萬員額的精減。這一獨特之處，可視為軍隊領域改革的一次飛躍。

　　1929年的古田會議實現了“政治建軍”，這是革命軍隊較舊軍隊的一次質的飛躍；而這一次改革則是着眼大國軍隊，建設一支能夠打贏現代化、信息化戰爭的軍隊的一次巨大努力。這個設計的新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謀劃中已現端倪。

　　新高度。站到時代的高度、世界的高度謀劃改革，是本輪軍隊體制編制調整的鮮明特點。習近平擔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和軍隊最高統帥伊始，就明確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與“敢打仗打勝仗”的強軍目標。中國夢是中華民族百年夢想，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而參與世界規則的制訂，承擔和發揮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則具有世界高度。因此，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整體設計中，囊括了國防和軍隊的全面改革，通過改革建設一支符合世界軍事變革與中國自身發展任務的強大軍隊。一句話，中國夢包括強軍夢，強軍夢支撐中國夢。

　　新路徑。國防和軍隊改革的部署體現了一個戰略家的獨特設計。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國防和軍隊改革納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盤子，這和以往軍隊改革獨立開展不同，具有重要意義：一是把軍隊改革作整體改革系統工程的組成部分之一，避免了不同領域改革的相互掣肘；二是把軍隊改革上升為國家意志，提升其剛性和執行力；三是把關門設計轉變成開門設計。不僅如此，還以大力度先行啟動軍隊系統反腐敗和作風建設，為改革宏大設計的順利實施奠定基礎。這是戰略家的思維，是軍隊改革大幕順利拉開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