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德里——臨近午夜的舊德里,城市籠罩在一團濃稠、冰冷的霧中,做被子生意的法魯克·汗(Farukh Khan)坐在自己的攤位里等待開張。
他們一個個拖着步子走上前來,都是些睏倦不堪的男人。他的那些20盧比(約合人民幣2元)一張的被子堆在一起,三輪車夫們過來揭下一張,把身體彎成一個彆扭的角度,躺在四英尺高的車座上。一些打零工的蜷縮在陰冷的人行道上,有時候要幾個男人擠在一起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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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Berehula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舊德里的無家可歸者蓋着租來的毯子,在一座夜宿市場睡覺。
那些拿不出被子錢的就得自己生火,有時候連塑料都燒,他們蹲在火邊,盼着夜晚快點過去。
還有哪座城市像冬日裡的德里,有如此階層分明的夜宿經濟?電影人沙烏納克·森(Shaunak Sen)用兩年時間拍攝了紀錄片《睡城》(Cities of Sleep),研究這裡做夜宿生意的攤販,他發現,由於收容住所的極度緊缺,這座城市出現了一個龐大的灰色市場。某些地方已經滋生他所說的“夜宿黑幫,他們決定誰睡在哪,睡多久,睡眠質量如何。”
睡眠的私有化跟這座城市的一個規律是相符的:經過幾十年不加管控的增長,市政府無力提供醫療、水、交通和安全等服務,從而成就私營產業的崛起,它們的效率夠高,能夠滿足那些出得起錢的人的需求。
然而,由於德里酷熱和嚴寒的極端天氣,上無片瓦的境況是可以致命的。據警方的報告,每年在街頭發現的無名屍在3000具以上,這些一般都是連年露宿街頭致健康崩潰的男性。無家可歸的勞工在冬天要面臨殘酷的選擇,他們在白天工作時沒有地方妥善放置自己的毯子,會被偷走。有的會設法藏到樹上去。
把這事變成一樁生意的道德窘境,是森的影片關注的焦點,該片已於去年十一月在孟買一個電影節上首映。他的其中一個拍攝對象蘭吉特(Ranjit),對自己的熟客是呵護有加的,他管這些人叫他的“睡客”,他們可以看着寶萊塢電影睡去,一晚上收費10盧比。還有一個精明冷血的商人叫賈馬爾(Jamaal),會在降溫時把價格從30盧比漲到50盧比。
片中有這樣一段,一個人哀求說,“先生,我是個窮人,我會沒命的,”賈馬爾微微一笑,答道:“你沒資格死。死也要花1250盧比呢。”
“你看,這地方最不通人情的主子,就是睡覺了;困勁上來,誰也擋不住,”賈馬爾在片中說。“我們最早意識到睡覺是個巨大的經濟力量。”
和這座城市的許多生意一樣,夜宿販子也有嚴密的組織,但在明面上它們並不存在。在汗所在的街區,四個被子攤販把人行道和公共空間分成四份,夜幕降臨後,他們的顧客在凹凸不平的宿地自行安排位置。有的人多年來每晚都會去同一個地方睡覺。
一個頭髮打着結的醉漢搖搖晃晃走向汗,乞求他。“兄弟,求你了,”他說,汗低聲咒罵了一句,抓起一張被子扔向他。
“你要不給他個蓋的,他會凍死,”他說。
這樣的事,本周早些時候就發生了,就在離汗的攤位一個街區開外。早晨掃街的工人想把一個正在人行道上睡覺的人叫起來,他把那人的毯子扯開,發現他的雙腳已經僵硬。
死者35歲左右,之前一天的晚上曾醉醺醺地在這一帶走動。沒人認識他;一個警察讓別人去翻找他的口袋,希望能找到身份證明,但裡面什麼也沒有。他用一張床單蓋上屍體,一直就這樣放在人行道上,直到傍晚殮房工人才來。
一系列“人行道居民”死亡事件促使印度最高法院在2010年做出裁決,要求各大城市為無家可歸者提供住處,數量要達到人口的0.1%。今年冬天,德里對其收容系統進行擴容,可接納超過1.8萬人,但空置率很高,而無家可歸者的數量巨大。在德里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從事無家可歸者研究的阿什文·帕魯爾卡(Ashwin Parulkar)說,這個數字可能超過了10萬人。
帕魯爾卡說,是政府失能給夜宿攤販帶去商機。
“他們在利用這一點,”他說。“針對這些人設計了很多公共政策,本應該避免這樣的藉機牟利。”
在這裡已經經營了八年的汗說,他會給熟客一個100盧比的賒欠額度,有時候可以達到200盧比。(幾個瑟瑟發抖的男人對這說法表示懷疑,他們剛剛圍着一個悶燃的火堆過了一夜。)攤販之間的邊界在他眼裡是神聖的東西,他一腳都不會踩過去。為了讓自己的睡客免受打擾,他會定期付費給警察和掃街工人,跟當地的扒手搞好關係,這樣就可以告訴他們不要去搶某些人。
“很難的,”他說,“但是這裡要是沒有我會怎麼樣?死的人會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