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是同一活動的兩種不同方式 2005-3-6 08:57 星期日 毛澤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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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這裡說的“民主主義”是資產階級民主，就是現在流行中國的“自由主義”。葛蘭西特別指出，既反對法西斯資產階級，也反對“民主”的和“自由”的資產階級。只有建立起類似工廠委員會和工農委員會這樣的工農階級的政治有機體（也就是“蘇維埃”，“一切權利歸蘇維埃”），法西斯主義和“民主主義”之間可憎的交替和卑鄙的分工才能告終。

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前意大利共產黨書記葛蘭西

如果人們說法西斯主義和民主主義是同一現實的兩個方面，是同一活動(即資產階級為了阻止無產階級在自己的道路上前進而進行的活動)的兩種不同方式，那應該是什麼意思呢?共產國際的理論肯定了這一真理，但只是意大利近幾年的歷史才對此作了毫不含糊的證明。在意大利，近幾年來在法西斯主義和民主主義之間有一個完善的分工。

世界大戰後，事情愈來愈清楚，意大利的資產階級要以民主制度來繼續它的統治是不可能了。然而，在戰前，意大利的民主就已經成了完全獨一無二的制度。這是一種既不存在經濟自由也不存在實質上的政治自由的制度；這個制度力求通過腐蝕和暴力來阻止新生力量的任何自由發展，不管這些新生力量是否預先對現存的國家機構承擔了義務；這個制度使統治階級處於少數地位，而如果沒有警察和卡賓槍手的拼命支撐，這個階級便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戰前，在意大利的民主制度下．每年都有幾十個工人在街頭犧牲；農民們被送到一些地方去摘葡萄都要戴上口絡，因為害怕他們可能去嘗嘗果實。對於工人和農民來說，民主事實只在於他們有了可能在基層建立一個組織網，並且一部分一部分地使之發展，直到這些組織把工人階級中大多數中堅分子包括進來。甚至這一非常簡單的事實也意味着對民主制度判處了死刑。戰後危機使得這一事實變得十分清楚。

工人的階級組織的存在和發展，造成了無法挽救的局面，無論是通過一切民主制度本身能夠允許的國家暴力，還是系統地運用從政治上腐蝕領導人的辦法都行不通了。這一點在意大利第—次按照普選和比例代表制進行選舉以後就可以看出來。在選舉之後，民主的資產階級對於解決如何防止他們掌握的政權易手的問題感到無能為力。不論領袖們有怎樣的願望，儘管缺乏有意識的指導，工人運動仍一往無前並取得了決定性的發展。對菲利浦·屠拉梯鼓掌，向達拉貢納使眼色，對合作運動的達官貴人們偷偷地施以恩惠，都再也不足以抑制一場由於百萬工人的壓力所推動的運動，不管這些人是以怎樣一種不分邏輯和初級的方式結合在一個組織里的：這千百萬人由於基本需求已經增長卻得不到滿足的刺激而行動起來。在這個時刻，那些想要保持一致的民主主義者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如何使群眾忠於國家?只要這裡並不存在一個與群眾血肉相關的國家，這就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這樣一個國家是經過有機的產生過程從群眾中形成的，並對他們負有義務。實際上，在這個時刻，民主主義懂得，它必須退居一旁，把地方留給一種不同的勢力，同時，法西斯主義的末日已經來臨。

法西斯主義對於資產階級和“民主主義”做出了哪些貢獻呢?它甚至開始破壞已經被減少到最低限度的意大利民主制度——即在基層工人之間建立一種組織聯繫並使之逐步擴大到把行動中的廣大群眾包括進來的實際可能性。它也開始消滅在這一方面已經取得的成就。藉助於為此目的而精心策劃的行動，法西斯主義已經達到了這兩個目的。當它面對大街上大規模的運動時，法西斯主義從不像反動國家在1919年和1920年那樣採取行動。更確切些說，它等到工人階級組織進入消極時期才行動起來，向它們進攻，把它們作為工人階級組織予以打擊，不是由於它們過去“做過”什麼，而是由於它們過去“是”什麼——換句話說，由於它們是能夠向群眾提供一種形式和特徵的聯繫環節的源泉。工人鬥爭的力量和能力大部分來自這些聯繫環節，儘管它們本身並不明顯。這裡包含了種種可能性，諸如舉行集會，進行討論，使這些集會和討論能經常舉行並通過它們選擇領導人，為一種初步的有機結構，為一個聯合會、為一個公作社或黨支部打下基礎。這裡包括的是給予這些有機結構一種連續的功能，使它們成為有組織運動的基本框架等等的可能性。法西斯主義則已在有計劃地活動，以便破壞這些可能性。

因此，法西斯主義最有效的活動是在各地、在工人階級組織大廈的底層、在各省、在農村中心、在車間和工廠進行的。解僱起破壞作用的工人、流放或暗殺工人和農民的“領導人”、禁止集會、不許下班後在戶外逗留，還有給工人們的任何“社會”活動製造的障礙，以及破壞勞動協會和所有其它工人階級和農民組織聯合的中心，在群眾中散布恐怖氣氛——所有這一切在剝奪憲法從文字上保證給予工人階級的“權利”方面，要比政治鬥爭的意義大得多。這類行動進行了3年以後，工人階級喪失了所有的形式和建制；他們已變成四分五裂的、渙散的群眾。憲法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國家的政治條件發生了最深刻的變化，因為工人和農民已經變得非常軟弱無力了。

當工人階級處於這種條件的時候，政治局勢卻是“民主的”，事實上，在這種條件下，所謂自由資產階級集團，毫不擔心國家和社會的內聚力會受到毀滅性的影響而能夠：把他們的責任同法西斯主義的責任區別開來，他們武裝了法西斯主義，並鼓勵和煽動它去同工人進行鬥爭；2．恢復“法律的統治”，即不否認工人組織有可能存在的情況。他們能夠做這兩件事中的第一件事，因為分散的和無組織的工人沒有任何可能把自己的力量深入到資產階級的矛盾中去，直到足以把這種矛盾轉化為社會的總危機即革命的序幕。他們能做到第二件事，因為法西斯主義破壞了30年組織工作的成果，從而為此創造了條件。資產階級只有在確信工人們除了恢復初步的組織工作外不再能利用組織的自由時，才勉強承認工人有組織的自由，同時，他們希望這種初步的組織工作除非長期進行，將不會具有政治後果。

總之，“民主主義”感到甚至在只有形式上自由的條件下自己也抵擋不住工人階級的壓力時，它就組織了法西斯主義。由於搞垮了工人階級，法西斯已經使“民主主義”恢復了存在的可能性。按資產階級的意圖，分工應該進行得十全十美，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的交替使用應該有利於永遠排除工人階級恢復活動的任何可能性。但不僅是資產階級這樣看待問題，持這種觀點的還有改良主義者，最高綱領派，以及所有那些認為意大利工人當前的條件與30年前的條件(即1890年和這以前工人階級運動在我們中間還正在起步時的條件)相類似的人，所有那些認為應該採取與當時相同的口號和相同的方式來恢復活動的人，因而還有那些如同當年看待激進的和保守的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一樣來看待“民主”資產階級和法西斯之間的衝突的人，以及所有那些現在還以工人運動開始時人們所採取的那種方式來談論“憲法自由”或“勞動自由”的人。

採取這種觀點意味着毫不留情地把工人階級固定在惡性循環之中，資產階級是希望它禁錮其中的。如果聽從改良主義者，意大利的工人和農民今天就別無指望，他們只能期待資產階級會歸還他們重新建立組織並使之存在下去的自由；讓他們有重新建立工會、農民同盟、黨支部、勞動協會，然後就是聯合會、合作社、勞工介紹所、工人管理辦公室、工廠內部限制老闆自由的各種委員會等等的自由——直到被組織重新喚醒的群眾以及組織本身要求超越資產階級社會的界限的壓力變得非常強烈，竟使“民主主義”既無法抵抗它也無法容忍它，而要再次武裝一支黑衫黨黨校的軍隊去消除這種威脅。

怎樣來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呢?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意味着解決革命的問題。只有一個辦法：正是要在資產階級政治危機發展的時候去把廣大的工人群眾重新組織起來，不是通過資產階級的讓步，而是通過處於少數的革命者和他們周圍人的主動精神。從法西斯政權進入危機的那天起，共產黨除此之外沒有給自己提出別的任務。這是一種狹義字面上的“組織”性質的任務還是“政治”任務呢?我們在上面所談到的有助於說明，只有在共產黨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的情況下，它才能使實際狀況的關係得到緩和。在這種情況下，“更新組織”工人階級就實際上意味着“建立”一種新的力量並促使它在政治舞台上進行干預：這是一種今天尚未受到重視的力量，就好象它已不再存在似的。組織與政治就是這樣相互傳換的。

共產黨的工作得到進展依靠兩種基本條件：1．依靠這一事實，即在法西斯對工人階級的破壞中，共產黨作為階級的有組織的部分，作為革命的少數派的組織和廣大群眾性政黨的幹部的組織得以倖存下來。共產黨人在黨的最初幾年所遵循的路線的價值即於此，正如同政變後一年裡純技術性組織的活動的價值那樣。2．依靠這一事實，即從法西斯主義到民主主義的交替和從民主主義到法西斯主義的交替並不是從其它經濟和政治事實中抽象出來的過程，而是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總危機以及建立於其上的暴力關係的擴大和加劇同時發生的。因而這裡存在着一種促使群眾回到階級鬥爭戰場上來的強大的客觀刺激因素。這兩種條件對於其它所謂的工人政黨來說都是不存在的。事實上，不僅在否定有覺悟的黨組織的價值方面，而且在接受資產階級關於在戰爭危機之後資本主義經濟的不斷加強的穩定性的理論方面，他們都是一致的。

但是，共產黨的政治職能愈益明顯而有效地展現出來並得以發展，因為實際上，只有它能號召建立起一種組織，這種組織同時超越了狹隘的政黨組織和工會組織的限制，並實現了工人階級在更大範圍的團結，即實現了對政治鬥爭的準備，在這場鬥爭中工人階級將回到戰場上自動地嚴陣以待，既反對法西斯資產階級，也反對民主的和自由的資產階級。這種組織是由“工農委員會”為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而準備的。

在意大利運動史上要發現與“工農委員會”類似的組織，就必須回溯到1919年和1920年的工廠委員會和由此而產生的運動。在工廠委員會中，階級團結的問題以及它的推翻資產階級秩序的革命活動的問題，都是同時考慮和同時解決的。工廠委員會實現了所有工人的組織上的團結，同時使階級鬥爭加劇，以致無法避免最大的衝突。不僅關於合作的寓言和社會和平的空想，而且關於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獲得資產階級准許的組織發展，直到這種組織超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界限並逐漸失去了自己內容的這種愚蠢的無稽之談，都在工廠委員會中得到了徹底的否定。工人階級的團結是在革命領域中，自下而上地打破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組織而實現的。

一度由工廠委員會履行的革命職能，今天能夠由工人和農民委員會貫徹到怎樣的程度呢?《新秩序》在它存在的初期曾特别致力於發展有關工廠委員會運動的提綱，井促進這類有機體的自發的建立和發展，現在則正在把自己的宣傳和鼓動工作放在共產黨今天為之獻身的這另一問題的基礎上。無論在工廠委員會和工農委員會之間有着怎樣相同和不同之點，這兩者之間的連續性在於努力引導廣大群眾的復甦運動以—種有機的形式使它表現出來，並在其中找到我們要建立的事物新秩序的萌芽。只有在這種努力產生了結果的情況，法西斯主義和民主主義之間可憎的交替和卑鄙的分工才能告終。

載於《新秩序》1924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