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至5月1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終於實現來華訪問，提出希望改善兩國關係。而王毅外長“聽其言，觀其行”的話音未落，岸田文雄就轉戰泰國等東盟國家，鼓動其在南海問題上和中國對抗。

　　“在這幾年時間裡，中日關係波折不斷，一再陷入低谷，其中的原因日方自己最清楚。”不認清歷史，就無法把握未來。讓我們隨《文匯報》記者鄭薇、溫瀟的筆端，再次重溫一段中國善待和遣返日本僑俘的歷史：

　　——時任解放軍東北行轅日僑俘管理處處長李修業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剛剛散去，仍有一百多萬日僑俘滯留在我國東北地區。是年5月7日18時30分，從遼寧葫蘆島港口啟程的兩艘遣返船，滿載 着2489名日僑俘，前往日本佐世保港。在其後的3年裡，從葫蘆島港遣返的日僑俘總數達1051047人，史稱“葫蘆島百萬日僑俘大遣返”。

日本僑俘遣返之地紀念碑（鄭蔚/攝）

　　日本僑俘遣返之地紀念碑述說的是中日關係史上極為特殊的一頁：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剛剛散去，仍有一百多萬日僑俘滯留在我國東北地區。是年5月7日18時30分，從遼寧葫蘆島港口啟程的兩艘遣返船，滿載着2489名日僑俘，前往日本佐世保港。在其後的3年裡，從葫蘆島港遣返的日僑俘總數達1051047人，史稱“葫蘆島百萬日僑俘大遣返”。

　　回首當年被遣返的往事，多年前重返故地的立石節子女士說：“自己能活着回來，真是不可思議，是我的幸運。當年在中國，如果沒有中國人的幫助，說不定我已經死了，能活着回來真是我的幸運。”

遣返難民的船“白山丸”

　　“東北地區的百萬日僑俘大遣返，說明中國政府和人民認真履行了《波茨坦公告》。其中第九條規定：‘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其返鄉，得有和平及生產生活之機會。’70年前，中國政府和人民盡其所能幫助百萬日僑俘回國，體現了受盡戰爭苦難的中國人民的博大胸懷。”曾潛心研究這段歷史的遼寧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志坤說。

　　在人類的戰爭史上，善待戰敗國的僑民和俘虜，尤其是曾深受侵略者禍害的勝利者能有此人道主義善舉，迄今為止並不多見，這同樣不應被後人遺忘。

　　時光回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戰敗投降。給全世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落幕。

　　“當時，滯留在海外的日本人約有660萬人，其中日本軍人（含隨軍家屬）和民間人士約各為一半。這其中，滯留在中國各地的日僑俘多達350萬人，占日本滯留海外總人數的50%強，這350萬人中還不包括被蘇軍押往西伯利亞的59.4萬日軍俘虜。”遼寧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關亞新告訴筆者。

日本占領東北期間掠奪了大量東北農產品運往日本本土

　　1945年9月29日，重慶中美聯合參謀會議提出備忘錄，要求“儘快制定遣送日人計劃”。10月25日，在上海舉行的中美第一次遣送日僑俘會議，制訂了《中國戰區日本官兵與日僑遣送歸國計劃》，該計劃明確了遣送日僑俘“先關內後關外”的原則，以及由中國政府負責陸路向港口集中與輸送、美軍組織船隻負責海上輸送的實施辦法。

　　1946年1月10日，軍事三人會議的中共代表周恩來、國民黨代表張群和美國代表馬歇爾共同商定，設立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三人小組，由中共代表葉劍英、美國代表羅伯遜和國民黨代表鄭介民，協調負責東北日僑俘遣返。

　　“國策移民”，戰敗後形同棄民

　　“為什麼中國境內的日僑俘數量如此之多？”張志坤說，“1905年9月，日本取得日俄戰爭的勝利後，從沙俄手中攫取了中國東北旅大地區的租借權和從長春到旅順的鐵路及其附屬地。為了加強殖民統治和進一步擴大侵略，日本統治集團提出了‘滿洲移民論’。日本陸軍大將兒玉源太郎就竭力鼓吹‘滿洲移民’。首任‘滿鐵’總裁後藤新平稱：‘經營滿蒙的訣竅，在於實現滿洲移民中心主義……我們在滿洲應占有以客為主、以逸待勞的地位。’為此必須‘第一經營鐵路，第二開發煤礦，第三移民，第四畜牧，其中以移民為最’。1908年6月，後藤新平向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建議：‘進入滿洲之我國移民，以今後十年為期，至少為五十萬人，若有可能則應超過一百萬人’。”

彌榮村開拓團

　　據《滿洲開發四十年史》記載，1902年時，大連地區僅有日本人300餘人；到1915年，增加到84572人，並在金州大魏家屯建立了第一個日本移民村“愛川村”，全村由19戶日本移民組成。為建立這個移民村，關東都督府強行沒收了中國農民已經開墾的水田，轉交日本移民耕種。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以向中國東北移民“是解決起因於‘土地飢餓’的日本農村問題的唯一出路”為由，制定了《滿蒙移殖民計劃》。日本關東軍還強調移民是“滿洲建國的根本性課題”，必須使大量的日本移民“真正成為新國家的核心”，並制定了《屯田兵制移民案綱要》等文件，將原來的“普通移民”改稱為“特別農業移民”，即“武裝移民”，目的是“充實日滿兩國的國防，維持滿洲國治安”。1933年2月，第一次日本武裝移民團入殖黑龍江省樺川縣永豐鎮，建立“彌榮村”移民團。1936年4月，日本制定了《滿洲農業移民百萬戶移住計劃案》，廣田弘毅內閣正式宣布將把向中國東北移民作為日本的“七大國策”之一。截至1944年9月，日本在東北的移民人數達到了166.2萬人。

關東軍向蘇軍投降

　　在1945年蘇軍即將對日宣戰前，這些日本移民的命運如何呢？張志坤告訴記者，1945年7月，蘇軍對日開戰在即，關東軍卻確定其防線為“新京（長春）至大連一線以東、新京至圖們一線以南”，這就將絕大多數日本開拓團移民置於防線之外。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8月14日，日本政府還向其駐外公使館發出訓示，強調各地日本移民“現地定着”，實質上等於是“就地拋棄”。

　　“日本戰敗後，近百萬日僑從東北各地逃亡到哈爾濱、長春、瀋陽等大城市，陷入缺衣少食的困境。當時的日本人會向東京連發3份電報，哀告‘眼看冬季降臨，約八十萬難民擁擠在南滿一帶，無食物、無住處、無錢，陷入絕境’。但這些電報如泥牛入海，毫無回音。時任東北日僑救濟總會會長的高碕達之助只得派員攜密信回日反映危情，可日本政府依舊沒有撥來一分錢。”關亞新說。

樺川縣永豐鎮移民團頭目

　　滿目瘡痍，國共協力遣返日僑俘

　　從“日本移民”到“現地定着”，揭示了這些移民在日本統治當局眼中不過是侵略工具和炮灰。

　　大多數日本移民是日本的下層民眾，他們也是日本侵略戰爭的受害者。戰爭後期，因為日本的兵員嚴重不足，移民中45歲以下的成年男子均被征入關東軍，開拓團剩下的幾乎全是老弱婦孺。關亞新說，我們在查閱當年的資料中發現，不少倖存的日本僑民講述了他們的親人被死硬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集體槍殺、放火燒死或逼迫自殺的事件。她舉例說，《滿洲開拓史》記載，綏稜縣長山鄉瑞穗村是日本武裝移民所在地，當時共有開拓團員820人，1945年9月17日，代理團長下令全體成員自殺，共有495人當場服毒。當時有的日本婦女不忍心殺害自己的孩子，帶領孩子逃進了山林，最後有52名婦女和孩子得以倖存，有的孩子送給中國百姓收養。而村里監督他人自殺的開拓團幹部放火燒了村莊後，卻逃到山上躲了起來，之後逃回日本。

日本版《東北導報》

　　在偽三江省樺川縣板子房（今黑龍江省集賢縣豐樂鄉東風村）開拓團本部，也發生了屠殺事件。後被中國人收養的倖存孤兒王桂英回憶說：“當時我們按照本部開拓團的通知，只帶最簡單的衣物去本部集合。可萬沒想到，幾個日本兵和開拓團的男人把我們二百多婦女孩子趕到東板子房，先要我們自殺，逼得好幾個人跳了井。然後，又將不肯自殺的婦女孩子驅趕到學校里，將門反鎖，便在四處點着了火。一些不肯進校的婦女孩子，直接被射殺了。一顆流彈飛進窗里，直接把我姐姐腦袋打穿了，她只慘叫一聲，就死了。我媽抱着姐姐被人群擠得都倒不下去的屍體，放聲痛哭……突然有人從屋子裡砸開後窗戶，接二連三又有些人跳了出去。這時候我媽媽也來了一股急勁，擠到窗口，先把哥哥和我抱起來放到窗外，隨後拎着妹妹也跳到外邊。我們深一腳淺一腳地往附近的莊稼地里跑，什麼也不顧了，什麼也不要了，抹黑鑽進一塊苞米地。為了不被別人發現，我們連口大氣也不敢出。”

　　第二天上午，當地的中國人把幾十個大難不死的日本婦女和兒童收養起來，才知道那天屠殺總共殺死了280個開拓團民。

　　《滿洲開拓史》還記載了一起“大泉子事件”。那是在偽濱江省賓縣（今黑龍江省賓縣），是日本福井、富山兩縣組成的第八次開拓移民。1945年8月15日，從哈爾濱撤退下來的偽滿洲國軍一部占領了賓縣縣城。分散於賓縣境內的各開拓團奉命向大泉子集中。8月18日，聽說偽滿洲國軍開始向大泉子開拓團發動襲擊的消息，全孝村部落的120自殺身亡，隨後集結於國民學校的今野鄉部落133人，或放火自焚、或服毒自盡。此事件共死亡253人，僅有少數倖存者被賓縣警察署收容，也有部分婦女兒童被當地中國百姓收留。

　　就在東北日僑俘陷入絕境，翹首等待遣返之時，中國政府也正在積極籌備日僑俘的遣返工作。1946年初，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日僑俘管理處成立，處長由李修業少將擔任。根據北平軍調部三人小組的協商商定：除安東日僑75000人由東北民主聯軍負責組織，陸路經朝鮮、海路從鴨綠江口登船遣返，在大連日僑270000人由蘇軍負責遣送外，在東北的其餘日僑均經葫蘆島遣返。是年7月25日，中共代表李敏然（李立三）率東北民主聯軍代表團乘坐美軍專機飛抵瀋陽，就遣返中共控制區內的日僑俘與國民黨當局磋商，就日僑俘的交接地點、應遣人數、所需經費等達成協議。李敏然代表中共簽訂的《遣送東北中共管制區日人之協定書》明文規定：“保證日人自所在地出發，至葫蘆島登船，沿途不受到強姦、掠奪、侵犯、搶劫、勒索、恐嚇或其他任何不法舉動，其生命財產不受到侵犯。凡日人行經之處當地指揮官應負保護之責，凡有違反上列條款者，需從嚴處罰之。”

　　張志坤說：“無論是東北民主聯軍還是國民黨軍隊，都派出官兵護送日僑俘，每列運送日僑俘的專列都配備武裝警衛。在整個遣返過程中，日僑俘專列沒有發生過一起搶劫、強姦或槍擊事件。”

遣僑船滿載日僑俘正駛出葫蘆島港

　　7月30日，李敏然乘美軍專機回哈爾濱前，東北行轅日僑俘管理處財務組長王爾純將裝有6000萬元流通劵的箱子交給東北民主聯軍代表團。8月20日，中共控制區的日僑俘正式開始遣返。至10月，東北民主聯軍共遣返日僑俘28萬餘人。

　　為了保障日僑俘的遣返，在滿目瘡痍的困難情況下，中國政府和人民本着人道主義精神，從財力、物力和人力上給予了極大的支持。1946年東北行轅日僑俘管理處共支出遣僑經費1.47億元，並借貸東北日僑善後聯絡總處遣返經費1.74億元。1947年東北日僑善後聯絡總處支出遣返經費總計2.44億元，其中從中國政府借貸2.15億元。1948年的遣僑經費高達110億元，其中絕大部分也由中國政府墊支。為了將流落各地的日僑俘運送到葫蘆島，組織了1.3萬餘輛火車車皮。到1948年6月，東北遼瀋戰役即將打響，日僑俘管理處還利用空機返程的機會，將3871名日僑俘從瀋陽空運到錦州和天津等地。

　　寬大為懷，“沒有對日本人民族報復”

　　在葫蘆島市龍灣公園裡，有一塊“恩”字碑，碑身後還有6棵銀杏樹。立碑和種樹的是當年從葫蘆島遣返的佐佐木宗春老人。

　　曾任葫蘆島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錢福雲對筆者講述了這位老人的故事：她24歲和中野義雄結婚，婚後沒幾天丈夫就應徵入伍去了東北。因為思念丈夫，她一人輾轉來到哈爾濱，終於找到了他，但只住了兩天，丈夫部隊又開拔了。兩年後，她才得知丈夫已被蘇軍俘虜並在押往西伯利亞途中死去。絕望的她，在葫蘆島海邊欲跳海自盡，意外地被當地的一位大嫂救下，大嫂還給她下了一碗麵，打了兩個雞蛋。回國後，她重新有了家庭，並取得了茶道教授資格。2008年，這位日本老人第三次重回葫蘆島，捐資立碑種樹。

龍灣公園裡的“恩”字碑

　　解放後曾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教員的東北行轅日僑俘管理處處長李修業回憶說，當時，我們遣送日僑一百多萬，而遣送的日俘不過數百人，這是因為日軍戰敗後，絕大多數日俘都已被蘇軍押往西伯利亞。但就是這些日俘中，仍有不少人有血債。我們在錦州、瀋陽、長春待遣站查出的經過受害人指認的有血債的日本軍人、浪人有三十多人。他們原本都換上了便裝，急於逃回日本，以免受懲辦。這些有血債的日本人被查實後，一律轉交軍事法庭。

　　但對一般日僑俘，中國政府的遣返安排不可謂不周到。關亞新告訴記者，為了讓日僑俘了解有關遣返的規定和日本國內的情況，日僑俘管理處還創辦了日文版的《東北導報》，從1946年3月17日至1947年9月20日，共在瀋陽、長春等地發行了790期，發行量最高達3萬多份。為戰敗國的僑民戰俘辦一份使用戰敗國母語的報紙，這在世界各國的報業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錢福雲告訴筆者，當時，葫蘆島和錦州的兩大待遣營地，均有齊全的生活設施，臨時的醫院、幼兒園、學校和商店一應俱全，婦產科能同時為30位婦女接生。據不完全統計，有120餘人在此安全生產，只有兩名胎兒因難產死亡。

　　在日僑俘開始遣返前，日僑俘管理處即將注意事項告知日僑俘：除了槍支武器、望遠鏡等軍用品，以及金銀首飾等不可攜帶外，可攜帶的物品為：毛毯（棉花被褥）一套、棉花被一條、冬季衣服三套、大衣一件、皮靴三雙，僑民攜帶錢款不分男女年齡人均1000日元；軍官500日元、士兵200日元；考慮到航程2-3天，還規定每人準備3天以上的食品、調味品及使用的炊具。雖然不允許攜帶圖文資料，但規定醫生必備的書籍和學生的教科書可以攜帶上船。

　　但當時不少日僑婦女得知日本戰敗，國內遭受原子彈轟炸，不願回國。尤其是失去丈夫的年輕婦女，大約有數千人選擇嫁給中國男人，留在東北，她們的條件是只要雙方年齡相差不太大就行。

　　值得指出，當時就有少數日僑俘不服輸，對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寬大為懷並不感恩，依然抱有軍國主義的惡念。李修業說，有一次召集各地日僑聯絡處負責人開會，他講話時日本人畢恭畢敬站着，幾次讓他們坐也不肯坐下，但散會後，他的日語秘書就聽到有日本人說：“我們不久還要回來的，到時再叫你們瞧瞧吧！”還有的日本人一登上遣返船，馬上從低頭哈腰變得凶相畢露，高喊：“我們一定要回來的，你們等着吧！”

　　當最後一艘遣返船離港時，李修業上船視察，所有的日僑俘立即站起身向他鞠躬敬禮，日僑聯絡總處負責人野村再三請他講話，他針對船上不服氣的日僑俘，語重心長地說道：“你們回去以後，要細細地想一想比一比，你們是怎麼對待中國人的，中國人是怎麼對待你們的？希望你們以後只帶友誼來，不要再帶刺刀來。否則，侵略之念再萌，未來的世界史上恐難找日本的名詞了！”

　　他說完後，日僑聯絡總處代表向他贈送了一面感謝中國政府的錦旗。

　　由日本人編寫的《滿洲國史》是這麼回顧中日關係史這一頁的：“戰爭後期，生活必需物資緊張，強制出勞工，強制繳農產品，中國人對滿洲國，進而對日本人的反感情緒不斷增長一事乃是事實。……但是，並沒有因此發生由於戰爭結束，一舉勃發共產革命，或者對日本人進行民族報復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國人、朋友們，同情日本人的悲慘處境，救濟危難，庇護以安全，或者主動給予生活上的幫助的事例層出不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