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談判中的毛澤東與蔣介石（資料圖）

　　本文摘自《紅牆知情錄（三）：共和國外交軼事及兩岸風雲》，尹家民 著，2010年10月

　　從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的一年 間，人民解放軍從重點防禦轉入全面進攻，戰爭形勢如同長劍刺破青天，瞬間天翻地覆，毛澤東步步緊逼，蔣介石節節敗退。毛澤東的指揮部不停地朝前挪，蔣介石 能夠伸縮的範圍越來越小，只剩東南一隅了。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於1948年3月東渡黃河，4月11日到達晉察冀邊區黨政機關所在地阜平縣城南莊。當時 的毛澤東就有過去趟蘇聯的打算，以便同斯大林交換意見，爭取他們的支持。但是，全國解放戰爭形勢發展之快，連領袖們也始料不及，軍情萬變，所有大事都離不 開毛澤東的決斷。他簡直一步也離不得。等到1949年年初，三大戰役告勝，更複雜的事情又出現了。

　　1949年1月8日，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請 求蘇、美、英、法調停國共內戰，企圖贏得時間，伺機再起。中共中央觀望片刻，很快表示了拒絕調停的態度。但是，代表蘇聯政府的駐華大使羅申卻同代總統李宗 仁達成了蘇聯調停國共內戰的三項條件，實際上支持了李宗仁“劃江而治”搞“南北朝”的企圖。這種情況，對斯大林來說，是有他的想法的。正如後來毛澤東所批 評的，第二次國內戰爭後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戰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裡來的。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准革命，斯大林說如果打內 戰，中華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這個批評至少說明，當時在蘇共和中共之間，存在着一些歷 史的隔閡。

　　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派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來中國。陪同來訪的還有蘇聯在東北鐵路局的顧問格瓦洛 夫、翻譯瓦寥夫和警衛員共四人。他們是從大連乘機抵達石家莊的。中共方面派出中央警衛處長汪東興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師哲到機場迎接。米高揚以俄羅斯式 的熱情和機場的每一個人擁抱，汪東興告訴他：“毛澤東同志派我們來迎接蘇聯同志，你們遠道而來，先休息一下。西柏坡離這裡還有90多公里，還要坐幾個小時 的汽車，很累的。”

　　米高揚揚起雙臂，以示他的身體很好：“我們不累，可以立即上路，我們盼望早些見到毛澤東同志。”

　　於是，賓 主很快登上吉普車，朝着西柏坡方向前進。路況很差，顛簸得厲害。米高揚卻興致很高，像拉住韁繩一樣拉着座椅的把手，像騎馬一樣搖來晃去。只是路上行人極 少，使他有些掃興。車子路過村莊時，他要求停車，要到老鄉家看看。同車的師哲勸他：“米高揚同志，為了你的安全，還是免了吧。”

　　米高揚有些誤解：“反正人家都會知道的，消息很快就會傳遍全世界，人家會說：‘蘇聯鬼子到中國進行破壞活動了’，反正保不了密，豁出去了。你知道，雖然這會給我們的外交和國際關係帶來一些麻煩，但是我們做了應付最壞情況的準備。你瞧着吧，我的中國之行，會轟動全世界！”

　　師哲難以理解他的想法：“我想不會，你們此行一定是名副其實的秘密訪問，不會給你們帶來任何外交上的麻煩。”

　　米高揚有些失望：“真的嗎？外界真的不會知道？”

　　米 高揚不肯相信，扭過臉朝車窗外望去，他想發現田野里朝他們招手的人們，哪怕有些行注目禮的人也行。可是，除了沒有融化的冰雪殘跡和閒置的農田外，只有幾個 雙手推着手推車，嘴裡叼着煙袋的壯年農民在趕路，對幾輛駛過的吉普車只是看了一眼，讓了路。米高揚難以置信，正是這些滿身泥土的農民扛起槍，由毛澤東指揮 着，竟打敗了全副武裝由美國人支持的蔣介石的正規軍。毛澤東比蔣介石的高明之處究竟在何處？

　　蔣介石，米高揚是見過的。

　　兩年 前，他作為斯大林的特使，到過南京。斯大林想讓他通過蔣介石了解中國內戰的現狀與未來，以便商量對策。斯大林好像是把蔣介石當作中國的代表，實行“國際 法”的準則，像在抗戰時一樣給予蔣介石援助。毛澤東對此是有意見的。米高揚帶回了蔣介石請求軍事政治全面援助的信函，斯大林的大煙斗在嘴裡拔進拔出，顯出 他的矛盾心理。他完全明白，現在不是抗戰，而是內戰，支持蔣介石就意味着打擊共產主義盟友。所以他的理想結局是毛澤東和蔣介石再次坐在一起，如重慶談判那 樣，組成一個聯合政府。同時斯大林覺得如此貧窮又如此龐大的中國，託付給誰都是沉重的負擔。關於這一點，只有美國能做到，蘇聯做不到，英國也無能為力。

　　所以，斯大林對於中共打過長江去的想法是消極的，至少不積極。

　　毛澤東在西柏坡會見斯大林秘密特使米高揚當吉普車將米高揚送到西柏坡，他第一眼望見緩緩走過來、伸出一隻手向他問好的毛澤東時，他便有了一個深刻的印象：毛澤東的確是代表“農民”的。雖然他穿的棉衣不舊，但其色灰暗，又鼓鼓囊囊，基本還是農民模樣。

　　米高揚一行被請到了毛澤東的辦公室。隨後，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也集合過來。米高揚通過翻譯說：“斯大林同志講，毛澤東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領導同志在殘酷的戰爭中，親臨前線指揮作戰，打了這麼多大勝仗，真為你們的勝利高興。向你們祝賀，向你們致敬。”

　　毛澤東的香煙一直沒有離手，他微笑着點頭：“謝謝斯大林同志的關心，謝謝斯大林同志派你們來和我們一起研究我們的意見。”

　　顯然毛澤東的話裡有話。

解放前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合影（資料圖）

　　米高揚也聽出來了，他解釋說：“我們是受斯大林同志委託，來聽取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意見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匯報。我們只帶了兩個耳朵來聽，不參加討論決定性的意見，希望中國同志們原諒。”

　　毛澤東不喜歡別人當說客，也不喜歡別人當聽客。但他認為這樣比指手畫腳的好：“我原想要到蘇聯去，同蘇聯同志談談，以便你們能很好地了解我們的情況。我等斯大林同志的答覆，現在斯大林同志派你們到中國來聽取意見，這樣安排也很好。”

　　米 高揚繼續說：“斯大林同志很關心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經過研究，認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正處在關鍵時刻，毛澤東同志不能離開指揮作戰的崗位。同時，中國境內 交通不便，還要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往返蘇聯的時間會很長，不安全，恐怕影響毛澤東同志的身體健康。所以斯大林同志決定派我們來這裡聽取意見。”

　　毛 澤東對這一番話不感意外，他建議大家坐下來好好談一談。他要把中共現在的情況和未來打算描繪給蘇聯同志聽。三天的長談，基本都是毛澤東唱主角，別人稍作補 充。讀到未來新政府，毛澤東的目光里閃着快樂：“這個政府的性質不是共產黨人清一色的政府，而是在共產黨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通向共產主義的。這一 點，希望兄弟黨的同志們了解和支持。”

　　毛澤東特別說明世人擔心的美國是否會出兵干預的問題：“我們的解放戰爭正在勝利聲中向前發展，到目前 為止，尚未遇到帝國主義的嚴重干涉和阻攔。小的衝突是有過好幾次的。例如，天津城外某地，山東青島市附近都發生過衝突。那都是他們出來試探的，一遭到我方 的抵制和打擊，就龜縮回去了，接着就逃之夭夭，索性撤走了。在長江以南會遇到什麼情況，還不知道。”

　　米高揚在本子上匆匆記下毛澤東的話。

　　毛 澤東換了一支煙，繼續說：“到現在為止的經驗是：美軍並不想直接捲入中國的內戰，只是間接干預，把軍火軍用物資大量供應給蔣軍，指望這些飯桶發揮作用。但 這些可憐蟲實現不了其美國主子的願望，只能起運輸隊的作用。其他帝國主義目前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誰也不願、實際上也沒有 能力出來冒險。目前，我們面臨的國際形勢就是這樣的。這也是有利於我們把解放戰爭進行至最後勝利的條件之一。這個形勢，在往昔，中國是難以得到的。我們絕 對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毛澤東由此發揮開來，向米高揚闡述共產黨初步形成的對外政策：“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它 的屋內太髒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虱子什麼都有。解放後，我們必須認真清理我們的屋子，從內到外，從各個角落以至門窗縫裡，把那些髒東西通通 打掃一番，好好加以整理。等屋內掃清潔、乾淨，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我們的真正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來，也可以幫助我們做清理工作，但別的 客人得等一等，暫時還不能讓他們進門。……這也是一種禮貌，不好麼？！我們的屋子本來就夠髒的，因為帝國主義分子的鐵蹄踐踏過。而某些不客氣、不講禮貌的 客人再有意地帶些髒東西進來，那就不好辦了。因為他們會說：‘你們的屋子裡本來就是髒的嘛，還抗議什麼？！’這樣我們就無話可說啦。我想，朋友們走進我們 的門，建立友好關係，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們又肯伸手援助我們，那豈不更好麼！關於這方面的問題目前只能講到這裡。但是我們知道，對我們探頭探 腦，想把他們的腳踏進我們的屋子裡的人是有的，不過我們暫時還不能理睬他們。至於帝國主義分子，他們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進來為自己抓幾把，同時 也是為了攪渾水。渾水便於摸魚。我們不歡迎這樣的人進來。”

　　毛澤東這裡所說的“掃淨屋子再請客”，和後來闡明的“另起爐灶”、“一邊倒”方針，構成了共和國最初的外交原則。

　　連仍留在中國徘徊觀望的司徒雷登也勸告美國的執政者說：“應該感謝毛澤東，他空前清楚地說明了最高領導的立場，不必再從字裡行間來尋找他們實際執行的和公開申明的政策之間有何不同了。”

　　說到司徒雷登，還有一些趣事。

　　4 月23日午夜，解放軍攻下南京古城。24日天亮以後，市民湧上街頭歡迎解放軍進城。在市民迎接的車隊裡，有一輛由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派出的吉普車，正在 山西路口等候。當三野某師的偵察科長沈鴻毅帶領的入城先頭部隊到達時，司機主動將吉普車開上前去招呼。沈鴻毅不明究竟，在寒暄中匆忙登上了吉普車。開車的 美國人便以流利的中國話對沈說：“我是美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我們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請閣下到大使館談一談。”沈鴻毅一愣，因為他還不曾與美國人打過交 道，再說進城前也沒人交代要與什麼外國人聯絡。他頗有些緊張。但職業的敏感使他不但冷靜下來，還發出幾句頗有外交辭令的答覆：“我們不知道有什麼美國大使 館，我們只承認你們是居住在南京的僑民。”說着，他讓司機停車，下車走了。

　　當時南京城裡，出現了讓人十分費解的現象：代表共產主義旗幟的蘇 聯，它的駐華大使羅申不但沒有出現在歡迎隊伍里，卻反而遠離南京，跟着國民黨政府跑到廣州去了；與共產黨為敵的美國駐華使館卻按司徒雷登的指示，繼續留在 南京沒有動。英、法等西方國家的使館見美國人不走，也留下來靜觀事態的發展。

　　司徒雷登曾擔任過多年燕京大學的校長，解放軍里的黃華是他的學生。周恩來對在天津工作的黃華說，司徒雷登和許多國家的使節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處工作吧，除負責接管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外，可以同司徒雷登進行私人接觸。

　　毛澤東對此事也極其關注。就黃華同司徒雷登談話應注意的問題，親自給中共南京市委復電。電報說：

　　（一）黃華可以與司徒雷登見面，以偵察美國政府的意向為目的。

　　（二）見面時多聽司徒雷登講話，少說自己意見，在說自己意見時應根據李濤聲明。

　　（三） 來電說“空言無補，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這樣說法有毛病。應根據李濤聲明表示任何外國不得干涉中國內政，過去美國用幫助國民黨打內戰的 方法干涉中國內政，此項政策必須停止。如果美國政府願意考慮和我方建立外交關係的話，美國政府就應當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並斷絕和國民黨反動殘餘力 量的聯繫，而不是籠統地要求美國做更多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你們這樣說可能給美國人一種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國援助的。現在是要求美國停止援助國民 黨，割斷和國民黨殘餘力量的聯繫，並永遠不要干涉中國內政的問題，而不是要求美國做什麼“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國做什麼“更多有益於中國人 民的事”。照此語的文字說來，似乎美國政府已經做了若干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只是數量上做得少了一點，有要求它“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當。

　　（四）與司徒雷登談話應申明是非正式的，因為雙方尚未建立外交關係。

　　（五）在談話之前，市委應與黃華一起商量一次。

　　（六）談話時如果司徒雷登態度是友善的，黃華亦應取適當的友善態度，但不要表示過分熱情，應取莊重而和氣的態度。

　　（七）對於傅涇波所提司徒雷登願意繼續當大使和我們辦交涉並修改商約一點，不要表示拒絕的態度。

　　電文中所說的“李濤聲明”，是指1949年4月30日，中央軍委作戰部部長李濤受毛澤東委託，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發表聲明，嚴厲譴責“紫石英號”等英國軍艦侵入中國內河長江，炮擊人民解放軍的暴行一事。

　　據 黃華回憶，當年5、6月間，他與司徒雷登有過三次接觸。倆人見面兩次以後，6月8日，司徒通過其秘書傅涇波向黃華提出，按慣例他作為老校長想去北平參加這 年燕京大學畢業典禮，並想與周恩來先生會面一次。黃華乃將司徒雷登的要求向北平作了匯報。北平方面考慮還是通過非官方聯繫較好，於是通過燕京大學校長陸志 韋往南京去信邀司徒雷登訪問燕京大學。（據說每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都要回燕大過生日。）6月28日，黃華第三次會見司徒雷登，面告他已獲北平來電，同意 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與北平當局晤面之事亦有可能。在此之前，司徒已經收到了陸志韋校長的英文信，信中說司徒先生如要求來北平，可望獲得當局同意，並轉達 了周恩來感謝司徒雷登的問候。

　　事後發表的司徒雷登日記，披露了他已經就北平之行做了事先的準備。可是事情發生了變化。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未能實現。8月2日，他離開南京飛回美國去了。

　　司 徒雷登之所以沒有完成北平之行，據後來解密的美國檔案披露，在黃華6月28日通知以後兩天，司徒報告美國國務院，說他擬作北平之行，並分析了此行的利與 弊。利的方面，可以藉會晤中共負責人獲得有關中共意向的最權威消息，及有可能影響中共不要傾向蘇聯。司徒指出的弊害是，此行可能使國務院在國內批評中處境 尷尬，美國的西方聯盟對此率先破壞反共聯合陣線的做法不滿；還考慮到此行可能提高中共與毛澤東在中國及國際間的聲望。為了抵消這些後果，司徒提及也作一次 相似的廣州之行；但是，他擔心這種雙重努力看起來可能像是干涉中國內政，而會激怒中共。司徒請求美國國務院早日給予指示。司徒的報告使美國國務院中主管遠 東事務的官員們意見衝突，有的贊成，有的反對，只好將矛盾上交。據國務卿艾奇遜的說法，將這個問題呈交“最高當局”，而最高當局決定不讓司徒成行，主要由 於怕招致國內的不良反應。7月1日，國務院當即將此決定電告司徒大使：“根據最高層的考慮，指示你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訪問北平。”

　　其實在此之前，毛澤東對於新中國外交“一邊倒”的政策已經形成，即使司徒雷登去了北平，也改變不了新中國倒向蘇聯一邊的政策，這是當時的歷史大背景決定的。沒有和司徒雷登見面的毛澤東，送給司徒雷登的禮物就是那篇措辭辛辣的《別了，司徒雷登》。

　　儘管毛澤東讓米高揚給斯大林帶了信，但羅申大使隨國民黨政府南遷的事實，勾起了毛澤東的警覺。看來，事情還沒有那麼簡單。如果能抽身，他一定親自去趟蘇聯，弄清斯大林的真實想法，現在只能由黨內第二號人物劉少奇代行了。

　　劉少奇訪蘇期間在莫斯科賓館的辦公室里他請劉少奇過來商議一下。

　　劉少奇同樣煙癮很大，一坐下先劃着火柴抽煙。劉少奇對蘇聯遷走大使館的做法評論說：“斯大林在走鋼絲。”

　　毛澤東接過話茬說：“那我們就請他從鋼絲上下來嘛，要他不走鋼絲走平地嘛。鋼絲不好走，一不小心，就會掉下來，會摔得很痛的。”

　　劉少奇會意：“根本問題是雅爾塔協議，為個協議捆住了他們的手腳。從1945年叫我們繳械進政府做官，到勸我們不要過江，都是害怕打破同美國在亞洲的均勢。當然，原則問題我們絕不能讓步，但是我們要盡力做工作，以取得蘇聯同志對我們的立場的理解和諒解。”

　　毛澤東欣然地緩緩點頭：“我們的意見一致，要做斯大林同志的工作。我考慮，從目前我們黨內同志的情況看，這個任務只有請你走一趟了。”

　　劉少奇撥開煙霧，很自然地允諾：“主席眼下不能分身，那麼我就去一趟。我是給主席打前站的，中蘇之間的一些根本問題，還要留待以後主席與斯大林同志當面親自決定。”

　　他們又一起商定了其他一些人選，劉少奇便回屋準備去了。

　　7月的一天，剛剛搬進菊香書屋的毛澤東，突然考問起身邊一個工作人員：“你說從台灣到大陸的海面，最近的距離是多少公里？”

　　這位工作人員未曾留意此事，一時答不上來。當晚他查找了資料，隨即報告毛澤東：“福建省離台灣最近的海面有整整130公里。”

　　毛澤東不做聲，抽着煙，對着空中靜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