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球還沉浸在法國恐襲的驚駭中時，伊斯蘭大國、也被認為民主化最為成功的土耳其發生軍事政變。

　　土耳其曾是長期馳騁歐洲的伊斯蘭大國，並在一戰後生死存亡之際，在民族英雄凱末爾的領導下進行了徹底的世俗化，以西方為榜樣建立起民主制度。從而使得土耳其成為整個伊斯蘭世界最具現代化的國家。也常常被視為非西方文明成功民主化的榜樣。

　　2012年時，英國金融時報刊登《土耳其文化革命何以成功》。還以中國為對照，肯定、分析土耳其的經驗。

　　但是，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不同，它沒有進行過宗教改革，沒有實現過政教分離。它甚至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無法剝離。

　　土耳其現代國父凱末爾以自己的權威強行推動激進改革的同時，也賦予軍方捍衛世俗化的責任。於是後凱末爾時代，出現了這樣的循環：文官政權執政後很快便導向伊斯蘭化，最後迫使軍方政變。但還政於民後，伊斯蘭化再度上演，軍事政變也就再起。這就是土耳其共和國歷史上著名的1960、1971，1980三次政變。當然，1997年的“軍事備忘錄”也起到了中斷土耳其民主的作用：軍方發布備忘錄，下令伊斯蘭總理和政黨辭職，終結政府，同樣被西方視為另一起政變。只是由於沒有解散國會和終止憲法，又被稱為“後現代”政變。

　　如果從1945年土耳其一黨執政時期結束算起，基本每隔10年左右就會發生一起政變。雖然政變目的是捍衛世俗社會和民主制度，但必須以軍事政變這種如此激烈和非法手段，足見這兩套價值觀衝突之激烈和不可調和性。所以今天土耳其再次發生軍事政變並不令人意外。如果看一下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從政經歷，世人不但不會驚訝政變的發生，相反會驚訝何以政變現在才發生。

　　埃爾多安大學畢業後，後加入主張政教合一的福利黨。1994年3月的地方選舉，他當選伊斯坦堡市長，任至1998年。

　　1998年1月16日，土耳其憲法法院取締了福利黨，埃爾多安與其他福利黨成員一同轉入新成立的美德黨，任伊斯坦堡黨部主席。1998年11月辭職。1999年4月他因在1997年12月公開朗誦一首帶有宗教涵義的詩歌而入獄，土耳其國家安全法院以“發表煽動宗教仇恨言論”為由判處埃爾多安10個月監禁（實際上他只被監禁四個月），剝奪其政治權利五年。2001年8月，美德黨被憲法法院取締，埃爾多安率領相對溫和的前美德黨新生派，創建正義與發展黨並出任主席。正義與發展黨走中間偏右路線，表面上親西方，但是實質上反西方。

　　2001年上半年，土耳其經濟出現崩潰，國家的命運面臨危機，政府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了巨額貸款。2002年正義與發展黨壓到性贏得大選，按照規定埃爾多安本應成為新總理，但由於他被剝奪從政資格（五年內禁止參政），因此由副主席阿卜杜拉·居爾出任總理。其後國會對相應憲法條款進行修改，從而恢復了埃爾多安的從政資格。

　　2003年他成為總理，一年之後就開始顯露本色：埃爾多安政府在2004年提出把通姦刑事化的法案，遭到歐盟強烈反對，最終土耳其政府撤回通姦刑事化的提案。

　　由於埃爾多安治理有方，民意支持率高漲，自認為權利鞏固的他開始對軍方下手：2010年土耳其修憲公投通過了新的憲法，限制了軍隊的權力，清洗了大量高級軍官，由文人掌管軍隊。

　　隨着埃爾多安地位的穩固，他開始逐漸推行社會的伊斯蘭化：限酒令、禁止公開場合接吻、他認為穆斯林家庭不應該節育。2014年批評在土耳其推行節育是叛國行為。他曾經呼籲婦女應該至少生育三個孩子，如果生育四至五個更好。他於2016年的一次演講中表示“土耳其將要生育更多後代，這是先知（穆罕默德）指引的道路”。

　　2013年蔓延全國的土耳其抗議運動，其根源就是宗教力量與世俗力量的對決。事件中，埃爾多安向數千名支持者們表示“除了真主外，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土耳其的崛起”。支持者們回應“我們可以為你去死，埃爾多安。”“讓我們把他們全粉碎”。其激烈程度令人震撼。

　　所以不管是埃爾多安個人原因還是宗教與世俗化的張力，都決定了政變不可避免。只是，這一次政變不管成功與失敗，也將和過去的四次政變一樣，無法解決問題。只要伊斯蘭教不改革，世俗化就難以避免挑戰和反覆，其移植於西方的政治制度就無法避免一再被推翻的命運：或者是伊斯蘭接民主搞伊斯蘭化，或者軍方政變終止民主。弔詭的是，如果政變失敗，伊斯蘭主義將失去任何約束力量，土耳其勢必加速伊斯蘭化，民主將會更快的消亡，而且再也無法挽回。

　　土耳其政變也將令西方尷尬萬分。一方是打着民主旗號的伊斯蘭主義者，一方是以非法手段捍衛世俗化和民主的軍方。或許深陷困境的西方也已經做不了什麼了。儘管他們也明白這次政變對他們已經飽受衝擊的制度的打擊。

　　土耳其建立共和70多年仍然無法做到長治久安，民主合法性的權威依然是海市蜃樓，其教訓和代價都十分慘重。

　　土耳其的政變和曇花一現的“阿拉伯之春”，對於正在探索適合自身現代化的各個文明來說，其最大的意義就是打破了西方民主的普世性。正如一位法國學者不久前對我講的，在伊拉克、阿富汗、埃及以及現在的中國搞西式民主就是犯罪。每一個國家只有立足於自己國情，積極探索適合自己的道路而不是惰性般簡單移植他人。假如軍方政變的目的不是簡單的捍衛世俗化，再次模仿西方民主體制，而是為了打破歷史循環，追求一種新的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那麼這一次的政變將不會是歷史的翻版而是走向新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