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希拉里被西方媒體界修飾為一名深具韜略、經驗豐富的外交家，但實際上情況很可能並非如此。畢竟，西方媒體對政治人物的無知和錯覺由來已久，就像曾經被他們大肆吹捧的英國首相張伯倫、法國統帥甘末林一樣，殘酷的災難最終證明，這兩者不過是思維過時、行動蹣跚的庸人。

　　今天的希拉里，同樣如此。從過去希拉里的外交作為，以及其外交思維繼承者奧巴馬的行動來看，這位媒體筆下政績斐然的前國務卿，其實恰恰是美國外交秩序的破壞者。此種認知，絕非虛妄。

　　首先，希拉里與奧巴馬激進的意識形態外交，嚴重損害了美國地緣秩序的根基。

　　2011年，中東爆發阿拉伯之春。在前國務卿希拉里的強烈堅持下，西方展開了對卡扎菲政權的轟炸，而後者此前不斷努力地向西方靠攏——對此，任期恰逢利比亞內戰的美國前防長蓋茨，2016年1月在接受雅虎新聞採訪時曾經表示，在決定武力推翻利比亞卡扎菲政權一事上，希拉里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蓋茨說，“總統告訴我這是他作出的最艱難的決定之一”，如果不是希拉里的堅持，或許奧巴馬就不會敢於利比亞戰爭。

　　在埃及動盪的關鍵時刻，奧巴馬政府不顧保守派的疑慮，公開鼓動開羅街頭暴動，於2011年1月29日，派遣前駐埃大使威斯納面見穆巴拉克，強迫穆巴拉克下台並深陷囹圄——而穆巴拉克政權是美國30年來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幾乎對華盛頓言聽計從。

　　任何試圖構建穩定地緣秩序的大國，都必須首先建立賴以信任的外交原則。喪失這一原則的大國，則無法帶給區域國家足夠的安全感，也就喪失了區域秩序穩定的根基。就像偉大的奧地利外交家梅特涅，在拿破崙最為鼎盛的時期卻清醒地預見到拿破崙秩序的不可能成功及最終失敗，

　　“奧斯特里茨戰役，讓世人知道與拿破崙為敵是危險的；耶拿戰役，讓世人知道對拿破崙中立意味着災難；西班牙的毀滅，則讓世人知道與拿破崙友好是致命的。他的每一場勝利都在製造着更多的恐懼和敵人，因為事實將迫使列強明白，除非徹底消滅拿破崙，否則任何人都將無法倖存。”

　　梅特涅比拿破崙更清醒地認識到，地緣秩序的穩定，不僅僅在於實力，更在於賴以信任的原則。然而，美國的政治領袖希拉里和奧巴馬，顯然未能領會到這一點，其對利比亞和埃及的干涉，實際上將產生極其危險的後果。”入侵伊拉克，讓非西方的國家意識到與美國為敵是危險的；消滅卡扎菲，讓非西方的國家意識到對美國的善意中立無異於災難；推翻穆巴拉克，則讓非西方的國家意識到依靠美國甚至結盟都是致命的。“

　　這種美國戰後累世奠定之信任原則（從羅斯福到里根）的崩潰，實際上是美國戰後非西方區域地緣秩序崩解的開始。關於這一點，在推翻穆巴拉克時就疑慮重重的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曾有過這樣的表示：”30年來我們（穆巴拉克與美國）一直是最緊密的盟友，而如果你現在背信棄義，那會將在整個地區產生巨大的影響。“

　　果不其然，隨着穆巴拉克的倒台，美國幾乎永久性地喪失了中東地區盟國（以色列除外）的信任，2011年以後，沙特、土耳其等傳統盟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開始急劇冷卻，沙特開始強化海合會，土耳其則試圖與中俄接近，類似的效應，近年來甚至蔓延到菲律賓和泰國，總之，美國地緣秩序的根基，在希拉里和奧巴馬的錯誤政策下，遭到了重創。

　　按照前美國國務院負責阿拉伯國家過渡的協調人科夫曼·威茨的說法：近年來，美國與最重要的傳統非西方盟國土耳其、泰國、沙特等之間的關係，急劇疏遠甚至惡化，源於奧巴馬和希拉里在阿拉伯之春中對盟友穆巴拉克的致命一擊，使得盟國無法再真正信任美國的保證(圖源：新華社)

　　其次，希拉里與奧巴馬基於意識形態的對俄外交，正在破壞對於美國利益至關重要的全球地緣均衡。

　　儘管希拉里不斷鼓吹俄羅斯的威脅，但作為一個人口、經濟、科技全面萎縮的大國，俄羅斯既沒有力量也沒有意願去對抗美國，他甚至召集不到足夠的士兵以守衛廣袤的邊境。對於急劇衰落的俄羅斯來說，他最大的企盼就在於能夠維持國家目前的地位，而非擴張。然而，西方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地區的政治策動迫使俄國不得不採取軍事措施來應對，因為俄羅斯承擔不起烏克蘭投入西方環抱引發的多米諾後果。

　　儘管希拉里和奧巴馬下意識里將俄羅斯視為敵人，但事實上，作為跨越歐亞的大國，俄羅斯對伊斯蘭和中國勢力的擴張起着極大地抑製作用，前者是西方愈演愈烈的安全威脅，後者則是西方最強大的商業對手。正是由於俄羅斯的存在，中亞各個伊斯蘭世俗國家才能勉強抵禦極端宗教勢力的不斷衝擊，高加索地區弱小的基督徒國家才能在伊斯蘭擴張力量的威脅下存活下來。同時，也正是由於俄羅斯的制衡，中國始終不能將自己的政治、經濟觸角深入到中亞和西伯利亞地區。

　　而且，俄羅斯受自身實力所限和對歐洲嚴重的經濟依賴，其既缺乏力量，也不具備動機去入侵西方的歐洲盟友。

　　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實際上是西方地緣安全不折不扣的穩定器。恰恰是由於俄羅斯的存在，才使得極端仇視西方的伊斯蘭極端勢力擴張得到抑制，同時也極大地局限了中國的地緣影響力。一個強有力俄羅斯的存在，將起着無可替代的地緣制衡作用，是全球特別是歐亞均勢的關鍵部分，這對於美國的國家利益至關重要。

　　況且，一旦俄羅斯真的在奧巴馬或者希拉里主導的政策壓迫下崩潰，西方在混亂之中幾乎不會有任何收穫，與之對應的是，伊斯蘭的極端宗教力量肯定將在高加索和南俄地區取得真正成功，中亞伊斯蘭國家脆弱的世俗政權也將很快崩潰，這將催生無數不可控類似於ISIS的西方死敵；而中國則將輕易地控制廣闊無垠的西伯利亞，通過支配豐厚的資源，徹底鞏固自身工業的獨立性。

　　這才是西方難以承受的真正噩夢——以一個潛在盟友的崩潰，最終換取無數極端死敵的誕生並極大地加強經濟競爭者的優勢。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希拉里和奧巴馬的近年來對俄的擠壓政策，實際上正在摧毀對於美國利益至關重大的歐亞地緣均衡。

　　腐朽、落後、野蠻的奧斯曼帝國備受英國知識分子的鄙夷，但英國的政治家依然致力於維持奧斯曼帝國的存在，這是因為奧斯曼將極大地限制俄國勢力向中東蔓延（圖源：VCG）

　　最後，希拉里和奧巴馬的外交政策，熱衷於輸出革命摧毀穩定政權，扶持不可控的政治軍事力量，實際上將嚴重損害西方的地緣安全。

　　在當前的核武背景和絕對的西方武力優勢下，傳統的威權政權已經不可能對美國造成威脅，這些政權的領袖不論是阿薩德，還是卡扎菲，其最關心的並非希特勒那樣去征服世界，而是維繫自身政權的穩固。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此類政權即便不是西方的朋友，也絕非敵人。事實上，真正會威脅西方的，恰恰在於這些政權崩潰之後的不可控力量，阿薩德政權虛弱之後產生的ISIS，卡扎菲政權崩潰之後催生的極端宗教組織，以及穆巴拉克下台之後混亂的西奈半島和穆斯林兄弟會，這些不可控力量遠遠比先前的獨裁者更敵視西方，更敢於對西方動武。ISIS誕生後，層出不窮的恐怖襲擊席捲西方世界。而混亂造成的難民潮，更深遠地破壞了西方自身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穩定。

　　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希拉里和奧巴馬外交政策，本質上都在損害西方自身的安全利益。“Youmeanpissed？Gotheldbywho？Hillary.God.Herinstinctsaresuboptimal.”在10月中旬的維基解密中，希拉里的幕僚以極其輕蔑的口氣，評價老闆的判斷力。（2011年10月18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乘美軍飛機抵達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進行事先沒有宣布的訪問——事實證明，這位前國務卿在阿拉伯之春中的決策是一場災難）

　　事實上，希拉里和奧巴馬之所以在外交上激進求成，犯下重大過失，一方面是因為選戰政績的需要，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緊鄰來年的大選，這迫使民主黨政府必須做出外交成績；另一方面，美國冷戰期間為了打垮蘇聯構建的”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手段，今天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逐漸演化為美國外交的目的，這種手段目的之錯位，實際上廣泛存在於美國特別是民主黨的外交決策圈，就像奧巴馬總統助理本·羅茲所說的那樣：”如果我們在這件事情上支持穆巴拉克，那麼與我們所一貫堅持的支持民主就背道而馳了“——這種對意識形態的追求，已經完全忽視了由此引發的對美國利益的嚴重損害。

　　毫無疑問，當代西方的外交家的水準正在急劇滑坡，很多時候，他們更重注媒體的評論而非現實的考量——這嚴重背離了基本的外交政治原則。

　　1813年，偉大的外交家梅特涅，在寫給俄皇亞歷山大的信中，這樣評價自己外交的精義：”我對任何抽象的概念都不感興趣，我只尊重並接受既定的事務，並在此基礎上思考，從而努力防止自己產生超出現實的幻想。“梅特涅的一生都在追求對於地緣秩序至關重要的信任原則、權力均衡和政治合法性，並締造了拿破崙戰敗後漫長的維也納和平。這種對勝利衝動的克制、對意識形態狂熱的警惕，以及對地緣均勢的追求，實際上也是黎塞留和俾斯麥這樣的大外交家超出凡人的地方。

　　可惜，希拉里這樣的美國當代外交決策者，儘管備受西方媒體的吹捧，卻屢屢在關鍵時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地緣外交的基本常識。如同腓特烈大帝所言，”很多時候，莊嚴寶相只是庸人的裝飾，而非精明的象徵。“這句話，用來形容希拉里，真是再恰當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