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

55h55 按: 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是趙永夫一手造成的。但其根源和幕後總指揮是葉劍英、劉少奇、鄧小平一夥。 他們還在全國各地製造武鬥流血事件。 其目的是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轉移鬥爭的方向與目標。他們還組織所謂的“造反派”實現打、砸、搶、抄家、等殘酷手段對付支持革命群眾的幹部。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且嚴格要求“要文斗，不要武鬥”。 因為文斗才能解決思想靈魂的問題，而武鬥只解決皮肉的問題。

    1967 年1月，黨中央、毛主席發出“人民解放軍應當積極支持革命的左派群眾”的號召。1月22日，青海省軍區司令員、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因召開省軍區常委會，討 論支持西寧地區群眾組織“八一八”的問題，而受到另一派群眾組織“捍衛隊”的圍攻批鬥。當時，造反派（包括一些軍區機關幹部）把省軍區黨委常委們都拉到一 起，強迫表態，並野蠻地動手拔領章、帽徽，罰跪武鬥。只有副司令員趙永夫一人表態支持“捍衛隊”，因此受到造反派們的歡迎，並享受坐在椅子上的待遇。

    劉賢權迫於無奈，於24日凌晨又召開常委會議，研究如何穩定局勢、扭轉混亂局面的問題。大家一致認為，現在無論表態支持哪一派都難以穩定局面，於是決定，把原來支持“八一八”的提法改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考慮這樣提法籠統些，比明確支持某一派更好解釋。

    這個新的決定，並沒有使各派群眾組織滿意，相反，事態越發嚴重。同時，省軍區機關造反派也借勢上街鬧事，並在機關內部擅自將劉賢權軟禁起來，不許他與外界接觸，這實質上也就是篡奪了省軍區的領導權。

    劉賢權深感問題的嚴重，心急如焚，擔心如此鬧出大事來無法向中央軍委交代。於是，親自起草了一份電報稿，要向中央軍委和蘭州軍區報告情況。但機要員將電報稿退回，稱：“趙副司令不同意發”。

    1月25日，蘭州軍區指示，不同意由軍隊接管“青海日報”社。省軍區機關造反派認為是劉賢權報告的，於是以此為藉口，抄了他的家，撤了他的電話，並派武裝戰士看守，實際是將他關押起來。

    1967年2月5日，趙永夫召集機關造反派頭頭開會，造出輿論說，“八一八”手中有七、八百支槍，並以自己劃線，將省軍區領導都劃成了“敵人”。

    此時的趙永夫利令智昏，將自己封為青海省軍區第一把手。他親自主持召開了黨代表大會，會上由他宣布撤消劉賢權黨內外一切職務，並將其正式關押。他的這一切活動，事先事後都未向蘭州軍區請示報告，完全是一種非組織活動，性質非常嚴重。

    這 里還要說一下，文革初期在西寧地區，圍繞着倒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保第二書記王昭和保楊倒王的鬥爭，西寧的群眾組織分成了“捍衛隊”和“八一八”兩大派， 對立情緒非常大。現在，省軍區的機關造反派也加入了進去，致使局面更加複雜混亂。楊植霖、王昭看到形勢嚴重，省委難以控制局面，便先後藉故離開了西寧，使 省委工作完全處於癱瘓狀態。

    由於趙永夫在省軍區機關造反派的支持下，奪了司令員劉賢權的權，又改變了支持“八一八”的決定，因此引起“八一八”群眾組織的不滿，每天都開着宣傳車到省軍區大院門口叫罵，趙永夫對此十分惱火，便藉口由“八一八”控制的“青海日報”社有林彪漫畫的所謂“反革命”事件，要軍事接管報社。

    由 於趙永夫請示蘭州軍區遭拒絕，便擅自派出部隊強行進入報社進行接管，激化了“八一八”群眾的對立情緒，相互形成對峙。趙永夫再次電報請示蘭州軍區，要用部 隊強行接管報社，蘭州軍區態度明確，堅決不同意。趙永夫十分不滿，派出副司令劉XX率領十幾名機關造反派，連夜到蘭州軍區辦公樓絕食靜坐，脅迫還困身在 “四大”餘波中的我和張達志撤消不同意他們軍事接管報社的批示。

    儘管當時我和張達志同志自身處境還很困難，但我們還是堅決表態：批示不能改變，軍隊不能接管地方報社，更不能強行進入報社，並且對他們這種無組織無紀律的作法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劉XX等人看到我們態度堅決，只好返回青海，向趙永夫匯報。趙永夫根本不予置理，仍一意孤行，於2月23日晨親自指揮部隊，武裝占領“青海日報”社，並截斷了與外地的一切通訊聯絡系統，還採取措施，斷絕了由西寧通向蘭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車輛通行。

    23日下午1時，趙永夫下令部隊向阻攔的群眾開槍，這樣，一場流血慘案終於發生。在十幾分鐘的時間內，打死打傷群眾三百餘人，現場慘不忍睹。報社內驚恐的群眾四處躲藏，沒有死傷的抓到就投入監獄。這就是曾經震驚全國的1967年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

    事 件發生後的當天下午二時，總參作戰部打電話問及蘭州軍區青海西寧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軍隊、地方電話都打不進去？此時，我們還不知道西寧發生了這樣的事 情，便立即給青海打電話，根本打不進去。最後，只好通過蘭州軍區空軍系統的電話才接通了青海省軍區的電話。接電話的副政委王文英當時還不太了解情況，經他與趙永夫聯繫後，回話說：“西寧市‘八一八’群眾組織發生武裝暴亂，首先開槍打死打傷幹部戰士，軍隊為了自衛，實行了還擊，現已平息暴亂。”

    趙永夫為了掩蓋事實真相，很快向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了加急電報編造假情況。晚八時許，有位軍委領導（葉劍英）給趙永夫直接打來電話，稱讚“打得好，是一個很漂亮的仗”，“軍委支持你”，並要他“徹底肅清殘餘的反革命”。趙永夫接電話後，對別人說是“林副主席”給他打的電話。

    24日上午，我和張達志電告青海，要省軍區領導立即來蘭州匯報，並派飛機將趙永夫、王文英及55師師長陳如意接來蘭州。在匯報中，趙永夫表現非常狂妄，根本不把我們放在眼裡。事後我和張達志為了證實軍委是否支持此事，曾立即向軍委發電報請示確認，但始終沒有得到答覆。

    在 西寧，趙永夫為了掩人耳目、欺騙群眾，將現場做了一些安排後，搞了個“屍體展覽”，讓群眾參觀，說這是“走資派劉賢權支持的‘八一八’犯下的滔天罪行”， 還押解着劉賢權、張江霖及其家屬到現場參觀、認罪。死難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幾歲的學生，屍體堆積如山，院牆上、木樁上、樹幹上到處是斑斑血跡，有的屍體 還在燃燒，發出薰人的惡臭。被丟棄的帽子、鞋子一大堆，但不見一支槍。

    趙永夫把“八一八”搞成反革命組織，在西寧市進行大清查、大搜捕，全市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一些群眾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冒着生命危險，逃離西寧，到蘭州和北京反映真實情況。

    3月6日，總政電話通知劉賢權、張江霖去北京，當時是全付武裝押送的。3月8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賓館，由於並沒有說明來幹什麼，劉賢權、張江霖被蒙在鼓裡，揣測不安地度過了十幾天。

    3月29日晚九時，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召集緊急會議，蘭州軍區是我和康健民同志參加，同時青海的劉賢權和張江霖也參加了會議。

    會議一開始，總理就親自宣讀了中央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決定大意如下：

    1、青海問題是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推翻了司令員劉賢權，篡奪了軍權；

    2、趙永夫對西寧“八一八”群眾組織進行了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群眾三百多人，逮捕群眾近萬人；

    3、趙永夫謊報軍情欺騙中央，經查，報社“八一八”群眾並無一槍一彈；

    4、此事件與原青海省委書記王昭直接有關。

    接 着，總理宣布中央的處理辦法：由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同志全權處理青海問題，蘭州軍區派負責同志協助；除獨立師、獨立團外，在處理青海問題上，再劃歸幾個野 戰部隊歸劉賢權指揮；向群眾宣布“八一八”為革命群眾組織，“二.二三”流血事件由趙永夫負責；籌備以劉賢權同志為首的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員會；趙永夫隔離 審查，張曉川、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

    周總理宣讀完中央決定後，當即命令北京衛戍部隊武裝戰士把趙永夫等三人拷走，會場立刻歡聲雷動，呼口號：“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決定！”周 總理同我、康健民、劉賢權和張江霖同志一一握手。散會後，又把我們留下具體研究安排了青海省如何貫徹中央決定的問題。我向總理報告說，蘭州軍區準備派康健 民副司令員去青海協助劉賢權同志處理青海問題，總理同意。中央對青海“趙永夫事件”的處理，當時還以紅頭文件告示全黨，人人皆知。

    十年後，周總理逝世，軍委葉劍英元帥曾經兩次指示我，讓我給青海的同志們做工作，把趙永夫從監獄裡放出來，給予平反。

    對於葉劍英的這個指示，我是想不通的。第一，這個案件是個關繫到三百條人命的大案，是個在全國也排名頭號的嚴重事件；第二，這個問題是周總理親自處理的，而且人民大會堂的會議葉劍英也是參加了的，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質和處理過程他應該是很清楚的。因此，我很為難。

    在 葉的一再催促下，我把他的原話向當時的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張江霖和政委宋長庚作了傳達，但青海的同志們卻有他們的道理：“趙永夫的事情是中央決定的，周總理 親自宣布處理的。這麼嚴肅的事情，沒有中央的重新決定，就憑葉劍英一句話，我們不敢放人，也無權平反。日後出了問題，空口無憑，我們去找誰負責？”此事不 了了之。

    1976年夏季，葉劍英又親自派遣總政的兩個 幹部來蘭州，向我傳達他的指示，要我出面把張江霖、宋長庚找來蘭州談為趙永夫平反的事，總政的來人也參加。在這種情況下，我請張江霖和宋長庚兩位青海的領 導同志來蘭州，並請總政的來人向他們當面傳達了葉劍英的指示：儘快把趙永夫從監獄裡放出來並給予平反。張江霖堅持沒有中央正式文件，僅憑葉帥個人一句話， 我們不好辦。我也覺得張江霖的話有道理，便提議總政的同志是否回北京向葉帥報告，最好請中央能下達個文件，便於下面執行，也好給群眾解釋。

    這 些意見我認為是合理的，也是符合黨的組織原則的，但卻直接觸犯了葉元帥的尊嚴。在1977年6月處理甘肅問題時，葉帥幾次提到我“不聽”他的“話”，“不 執行”他的“指示”。而肖華、韓先楚等也以此大做文章，不但將我打成“四人幫”在甘肅的代理人，張江霖也成了“四人幫”在青海的“掛帥人物”。可 嘆張江霖一個四方面軍出身的老紅軍幹部，在艱苦的青海地區辛苦工作幾十年，落下一身病痛，最後被作“退休交地方安置處理”。對此，連總政、解放軍紀委、蘭 州軍區後來的幾屆黨委都一致認為處理不當，但由於這是由“大人物”下的口喻，所以一直無法甄改。但願我們黨內這種“以言代法”的極不正常的現象不再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