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愛波斯坦
當中國紅軍從中國南方向遙遠的西北進行萬里“長征”時，它在福建、江西和安徽留下了一些部隊。這些部隊人數太少，不足以繼續控制以前蘇區任何重要的地盤。它們的任務是建立新的運動中心，並保持人民的革命傳統。這些堅強的戰士分成許多小股游擊隊，以幾省邊界一帶人跡罕到的山區為根據地，使中華蘇維埃的旗幟繼續飄揚在中國東南和中部各省許多分散的據點上。
盧溝橋事變使中日兩國公開宣戰。在反對入侵敵人的鬥爭中，共產黨被正式承認為國民黨的盟友。一向主張聯合一切武裝力量共同抗日的中國紅軍置身於全國軍事力量總司令的指揮之下，改編為中央政府第八路國民革命軍。在中國東南部和湖北北部的紅色游擊隊得到命令，他們也要編入統一的中國軍事系統中。於是，他們從各自的據點下來，集結在各處進行改編和訓練。
把分成小組，戰鬥在長江兩岸山區的15000名游擊隊集中起來，是很困難的。許多地方，人跡罕至。重新建立統一戰線的消息和政府的命令傳到那裡，是需要時日的。在某些情況下，當他們下山接受改編時，反而遭到省軍事當局的襲擊並收繳了他們的武器，因為他們不相信內戰已經結束了。有些游擊隊長期同外界隔絕，不理解黨的新路線。一直到了1月份，這些游擊隊才最後完全集中起來。
根據中華民國全國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他們改編為新四軍。
葉挺將軍被任命為新四軍軍長，他是1925—1927年國民革命中著名的“鐵軍”的卓越將領之一。雖然他參加的起義最後導致紅軍的建立，但他並不是共產黨員。在中日戰爭爆發以前的10年中，他過着隱居生活。而擔任副軍長的項英，工人出身，早在1923年平漢鐵路大罷工時就參加了黨的活動。他曾當過蘇維埃政府副主席。當紅軍開始向西北長征時，他是留在華南的最重要的共產黨領導人。
1938年1月，我在漢口採訪了葉挺將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司令部設在以前日本人的住所里，地上鋪着日本式稻草墊，炭火盆抵擋不了長江冬季寒氣的侵襲。這位身材魁梧的廣東人，臉龐豐潤，生氣勃勃，以勇敢過人而聞名。他在房間踱來踱去，講述了這支新的軍事力量的性質及其重要性。
“我們的人都是老戰士，過慣了艱苦的生活。面對武器裝備處於優勢的敵人，已經習以為常了。過去這些年，他們常常挨餓，有時不得不吃草充飢。但是，不管在什麼情況下，他們都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繫。這就是他們能夠生存下來的秘密。
“新四軍的建立是作為一支在長江兩岸進行游擊戰的流動部隊。戰士們正集中在這裡進行訓練和調整，然後開赴前線。作為一支軍事力量，新四軍同八路軍沒有任何聯繫。這兩支軍隊都接受全國軍事委員會的直接領導。當然，我們的許多指揮員和戰士由於是共產黨員而同八路軍有聯繫。”
早春季節，偶爾可以看到這支新軍的小股部隊行進在漢口街頭。這些戰士久經風吹雨打，赤腳露膝。他們行動敏捷，象全世界的山林英雄一樣邁着大步。他們穿着灰色土布軍服，沒帶任何符號。他們邊走，邊喊口號或唱歌。
5月初，當日軍圍攻亳州的時候，新四軍奉命在皖東的長江兩岸作戰。它被限制在這個地區。這是顧祝同將軍管轄的第3戰區，即皖東南的一小部分。長江以北的地區多山，適宜於進行游擊戰，而長江以南的皖南是一個大平原，水道縱橫，湖泊雜陳，實在不是游擊戰士的用武之地。這裡沒有天然屏障可以隱身。平坦的地形使日軍的汽艇和機械化陸上運輸工具實際上可以到處暢行無阻。日軍的飛機可以發現並摧毀游擊隊任何明顯的集結，可以偵察到他們的根據地，進行不停的騷擾。新四軍70%的兵力就是集中在這樣一個危險的地區。它的主要基地、訓練學校和醫院全都建立在這裡。過去一年間，它在這裡每天至少同敵人交戰一次。這種經常不斷的戰鬥往往使它打到距上海、南京這些大城市不遠的地方。
八路軍擁有數十萬兵力，主要是在它從日軍手中收復的地盤活動。新四軍則不同，它的活動被限制在一定的地盤內，要受在它來之前早已建立的軍政當局的管轄。在華北的許多地區，八路軍和自己組織起來的游擊隊是單獨作戰的。新四軍則是東戰區諸種軍事力量中的一種。它必須接受戰區司令部的命令，仰賴它的財政和給養。在兵源的補充方面，它沒有華北游擊隊那種自由。在爭取群眾支持方面，它不能像邊區政府那樣，實行民主政治改革，或下命令減租減息，減輕人民負擔。新四軍只能通過自己的言教和身教，向人民表明日軍是可以打敗的，它教給人民提高生產和增加收成，並為他們免費醫療。當租金和利息過份高，而地主和高利貸者又拒絕減少時，新四軍鼓勵農民救國會進行抗租抗稅鬥爭，理由是，戰爭的負擔本應由各個階層平均承擔，但富人並沒有承擔自己應有的份額。
訪問過新四軍的中國人和外國人都說，新四軍通過這些活動，贏得了人民群眾全心全意的支持。但這裡的民主改革、群眾組織、戰時教育和群眾參加抗日等工作，都處於較低的水平，趕不上晉察冀邊區，後者在真正貫徹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口號方面堪稱模範。
由於東戰區限制民主抗日群眾組織的發展，結果這裡土匪猖獗，長期得不到解決。而這個問題，北方早已成功地解決了。在主要戰場西移後，長江下游一帶留下了大批半匪半兵的“游擊團伙”。他們往往受僱於日本人，雖然偶爾也打一下日軍，但必然是危害人民群眾。新四軍認為，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必須立即着手解決這個問題。它採取行動的頭幾個月，對土匪和日軍同時發動了一些進攻。像北方的八路軍一樣，它也開始採取政治手段，分化瓦解土匪，爭取其下層投向人民。但是新四軍在這方面幾乎沒有取得什麼成果，主要原因是群眾組織沒有普遍建立起來；其次一個原因是，長江下游一帶的土匪團伙並不象北方那樣是一大批散兵游勇，而是由大城市敲詐勒索的流氓領導的人數不多、組織嚴密的匪群。新四軍在它活動的區域內迅速地鎮壓了或趕走了這些匪群。但在東戰區的其他地區，土匪仍然猖獗。
在新四軍內部，也碰到了許多困難。“我們最大的成功之處，”我首次採訪葉將軍一年後又見到他時，他對我說，“是我們把許多小股游擊隊融合成一支統一的軍隊。我們的戰士多年來小股活動，分散作戰，什麼事都是大家說了算。人人都互相熟悉，計劃是一塊兒討論的，實際上沒有什么正式的紀律。改編為新四軍後，游擊隊員們必須識別不同的軍銜，服從他們不認得的人的命令。他們的日常生活受到嚴格的軍事紀律的約束，這是他們以前不習慣的。大部分戰士是農民，大規模組織的概念對他們是陌生的。在老戰士中，有許多人反對這種‘侵犯民主’的現象。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全軍從上到下開展了一場政治宣傳和教育運動。政工人員向每個戰士解釋，從內戰時期那種小規模游擊戰術過渡到組成大規模抗日流動部隊，在我國革命中是一個進步。每個戰士的革命職責是使自己適應這種新的組織形式。這種方法是非常成功的。我們的紀律不是機械式的，不是獨斷專行的，而是建立在我們戰士的民族覺悟和階級覺悟之上的、自覺自愿遵守的。”
“不過，”他說，“還不能說我們已經完全克服了過去打游擊時的那種習氣。我們仍然存在問題。”
當我要求他更詳細地談談這些問題以及準備如何解決時，葉挺望着我笑了。
“你看過《夏伯陽》這部影片嗎？”他說。“我們就是那麼做的。”
新四軍連以上的所有單位都設有政委或政治部。他們的這個制度同北方八路軍和游擊隊是一樣的。政委是他所在部隊的組織者和教育者。他的責任是，保證這個部隊成為有覺悟的、戰鬥的機體。他不僅有權監督戰士，也有權監督司令員。作戰方案都是在他參加之下作出的。他既有很大的權力，也有重大的責任。一旦定出作戰方案，軍事指揮員就下命令。
政委對它的執行負有責任，必須帶頭貫徹。
著名的美國戰地記者傑克·貝登對新四軍一次典型的進攻作了這樣的描寫：“連長大聲發出命令。政治指導員拔出毛瑟槍喊道：‘跟我來。’於是他全速沖在前頭，戰士們緊隨其後……”政委為什麼要參加軍事決策？項英本人不是軍人，而是一個工人和工會組織者。他對貝登作了解釋：“革命者在其工作中學習的策略戰略類似於軍事行動中採用的戰術戰略。因此，一個出色的政治戰略家也可以成為一個出色的軍事戰略家。而技術專家只是在一定的範圍內工作，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戰略家。而搞政治的人可以很快地學會軍事戰略，不過，他必須向專家請教如何使用步兵和炮兵。
“我們是革命的軍隊，我們的領導人感到責任重大，急切地想盡到自己的責任，因此，他們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務。這就是為什麼軍事學校的畢業生不如我們能幹。他們是按照作戰方案行事的，成敗關鍵在於作戰方案，而不在於他們自己。”
據葉挺說，政府其他軍隊的軍官90%出身於富裕的、有知識的家庭，而新四國的軍官和政委70%是工農出身。這就是為什麼新四軍的官兵可以毫無困難地過同樣生活的主要原因。新四軍的軍餉每月為1.50元至5.00元。官兵每日的伙食標準都是一角錢。每月可領5元軍餉的，除最高級別的幹部外，還有一部分在新四軍宣傳部門工作的日軍戰俘。
新四軍從政府得到的財政補貼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們得到同別的軍隊同等的待遇，”葉挺說，“我們就會獲得兩倍於或三倍於目前的津貼。只是由於我們的軍隊來自勞動人民，我們才能勉強過日。政府的撥款僅夠伙食費和部分裝備費。政治工作、戰地醫院和後方醫院、教育等方面的預算由我們自籌。新四軍同當地行政當局沒有直接聯繫，所以不能從其稅收中得到一分錢。它的一些特殊用款必須依靠本軍士兵和中外同情者的自願捐獻。這方面的捐款數目是有限的。
新四軍不徵兵，來這裡的都是志願兵。有些申請者被拒絕了，其原因有三：他們來自別的軍隊；他們來自中央政府未授權新四軍接受兵源的地區；新四軍認為他們當兵不是出自抗日的真誠願望，而是別有圖謀。新兵進行徹底的身體檢查後，才能入伍。如果有人被發現身體不合格，則根據他們的健康情況另行分配適當工作。
新四軍教育每個戰士了解抗日的目的，決不可忘記為人民而戰的宗旨。
貝登把新四軍戰士守則譯成了英文。他根據自己的親眼觀察，他們的確是身體力行的。在3條基本守則中，第1條是：“抗戰到底，絕不投降，絕不妥協。”第2條是：服從命令。第3條是：新四軍的所有戰士必須像愛護自己一樣愛護人民，尊重他們的利益和風俗習慣。
6項規定要求戰士必須保管好自己的武器，愛護住戶的家具和瓷器，守秩序、有禮貌、勤快、乾淨。
新四軍的10項守則，象八路軍的守則一樣，是從紅軍繼承過來的。它規範了個人行為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10項守則如下：
“1.離開老鄉家時，把用作鋪板的門放回原地，收拾好各種東西，把墊鋪的草捆好，送還原主。
2.把地打掃乾淨。
3.說話和氣，不要大喊大叫。
4.買東西，照價付錢，不討價還價。
5.借老鄉的東西，要歸還。
6.損壞東西，要賠償。
7.大小便，必須去廁所。
8.洗澡時，迴避女人。
9.部隊內外，隨時隨地進行宣傳。
10.不殺俘虜。”
最後一點被認為十分重要，違反者要槍決。所有戰士都學會幾句日語口號，以便向敵人喊話，要他們投降。這些口號的內容是：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是兄弟；日本軍國主義者是我們的共同敵人；不傷害俘虜。新四軍有許多日軍俘虜。他們受到良好的待遇；他們的月薪和福利比許多中國軍人還要多。其中一些人用日文寫宣傳品和信件，勸說他們的同胞不要打中國人。
我們簡單地介紹了組建新四軍的前後經過、它的任務、困難和訓練情況。現在我們談談它是如何打仗的以及作為一支活躍的抗日游擊力量成立9個月來所取得的成果。
新四軍完成訓練後，分成4個師，分別命名為：團結師、前進師、勇敢師和抵抗師，於1938年4月27日離開皖西穎水根據地，開赴前線。5月10，他們抵達南陵。5月16日，他們分成小股力量，沿南京—蕪湖鐵路潛越敵人防線，首次同日軍交戰。這一仗打得很順利。長江一帶的日本駐軍已經減少，調了許多兵力去增援徐州周圍進行的大戰役。日軍只占領了較大的城鎮，讓騎兵和摩托化部隊巡邏其間的公路和鐵路線。當新四軍滲入南京附近時，日軍毫無覺察。只是當新四軍的便衣人員潛入這個淪陷的首都，往牆上貼標語口號時，他們才意識到，他們對這個地區的占領受到新的嚴重的威脅。
從5月16日起，新四軍活動頻繁，同敵人天天發生小規模戰鬥，不斷向群眾進行政治工作。南京和蕪湖一帶遭到了難以描述的破壞，日軍無惡不作，生靈塗炭；土匪橫行鄉里，像惡狼一般，搶劫百姓。老鄉們只求安穩過日子。一見穿軍服的人，不管來自何方，只會使他們遭殃。新四軍花了很多時日，才使老百姓相信，它的確與眾不同，它真的是來為他們而戰，並教會他們起來自衛。它不是用美麗的空話，而是用實際的行動使他們信服的。當它的部隊到村里時，它不是吵吵嚷嚷，揮舞着武器，要食品，要住房，要勞役。它避免了軍民之間經常發生的摩擦：中國士兵打仗打得筋疲力盡，進村時飢腸轆轆，而老百姓則對他們關上大門，因為群眾的糧食也沒多少了，不是士兵挨餓，就是他們自己餓死。新四軍進村，卻不一樣。它先派一個不帶武器的代表去同群眾代表商談，說明它要的東西是會付錢的，而且果然言而有信。當群眾給指揮官送來豬、雞等慰勞品時，竟被謝絕，這是他們料想不到的。軍隊吃的東西，是出錢買的。而且部隊首長還請農民吃飯，請他們給隊部的行為提提意見。現在，老百姓是主人，新四軍是對他們負責的，而且要盡到自己的責任。
新四軍起初是零星地同日軍交火，後來轉而有計劃地襲擊敵人的運輸線和摧毀敵人的裝備。從5月份到10月份，它給自己確定的特殊任務是：阻撓敵人對徐州的大舉進攻。在我寫這篇報道時，我面前擺着一本油印的小冊子，封面上是一幅游擊隊員的黑白畫。這是新四軍司令部發表的關於這幾個月的正式報告。在第一頁有一張統計表，介紹了新四軍從1938年5月16日至9月27日的軍事活動情況。這些數字是根據各個部隊的報告統計出來的。
這個統計表，有3點值得注意。第一是，新四軍不斷地、無情地騷擾了敵人。葉挺對我說，新四軍實際上每天都在打仗。統計數字證實了他的話。在統計的130天中，同敵人交火108次。
第二點是，由於戰鬥局限在運輸線一帶的小衝突，所以雙方傷亡不大。新四軍採取了伏擊和突襲的戰術，它的傷亡比日軍更少。據統計，4個月中，日軍死892人，傷583人。
游擊隊的傷亡僅為日軍傷亡的1#10略多。
鑑於外國軍事觀察家認為華北游擊戰的傷亡比例就是如此，那就更沒有理由懷疑採取同樣戰術的新四軍取得相同的戰果了。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關於敵人物質損失的數字。這些數字令人信服地表明，對一支現代化、機械化的軍事力量採用游擊戰術，不僅可以造成它的人員傷亡，尤其可以摧毀敵人的貴重裝備，使它無法利用其優越的機械化力量，使這支打正規戰屢屢獲勝的軍隊無法在其占領的領土上行使有效的統治。從1938年5月份至9月份，新四軍破壞了敵人的兩列軍用火車、120輛卡車和運兵車以及6門發射裝置。它炸壞了64座橋梁，扒掉了5英里多長的鐵軌，破壞了50英里的公路。它繳獲了1，281枝步槍、47，000發子彈，大批鈔票、許多卡車的軍用物資，俘虜了590名日軍和偽軍。到12月份，貝登報道說，新四軍司令部軍官稱，單單是長江以北就破壞了150輛卡車，而我在1月份採訪葉挺時，他說繳獲了3，000枝步槍。
各個部隊的戰果是輝煌的。例如，“團結師”7月11日至16日在南京附近破壞了9座公路橋梁。7月30日，他們在高資擊潰了一隊日軍雇用的警察，並繳獲了他們的武器；炸毀了京滬鐵路的一段，以致鎮江和丹陽之間的交通中斷了3天。
8月12日，該師直接襲擊日軍的堡壘時，曾經進入句容這個離南京不遠的鎮子。8月24日，他們到了南京以南3英里的金陵門。直到敵人派了20輛擔克來迎戰，他們才撤退。次日，他們炸壞了一段公路，當日軍派少數工程兵來修路時，他們又襲擊，予以消滅。這個師後來不間斷地打這裡攻那裡。新四軍在5月份到10月份打了108次小戰役，“團結師”占了48次。
8月份，“前進師”使敵人的一列軍車出軌，炸沉了一些汽艇，迫使2，000名日軍討伐隊退回基地，未能完成其懲罰任務。在它活動的地區，日軍在鐵路視線所及的範圍內砍倒了所有的莊稼，燒毀了所有的房屋，以消除游擊隊襲擊鐵路線的一切可能性。在採取這些“感化”措施時，他們槍殺了數以千計的農民，強姦了他們的妻子。“前進師”幫助這些被激怒了的老百姓組織起來，以便反擊敵人。訪問過新四軍的外國人說，農民們對他們講了這樣一些情況：“以前兩三個日本兵就可以來村里要女人。現在他們不敢來了，除非大批人馬帶着機關槍來。即便如此，我們也要好好收拾他們一頓。現在他們來的次數少多了。當小股日軍來時，農民自衛隊動用全部力量，包圍他們。當日軍來的人很多時，農民游擊隊便分成小組活動，分散敵人的注意力，使村裡的群眾有時間安全轉移，運走所有的食品和個人的財物。”
“抵抗師”的一部分在長江北岸活動。9月15日，它在安慶—合肥公路上炸毀了許多日本坦克。第二天，它又截住了一大隊運輸補給品的卡車，毀壞了其中的40輛。由於新四軍破壞了安慶—合肥、合肥—黃梅的公路運輸線，進攻漢口的日軍不得不把其右翼的攻勢推遲好幾個星期。新四軍後勤部門的一位高級軍官最近訪問香港時，對新四軍在長江下游一帶9個月的活動作了這樣的總結：“首先，有了一支強大的、組織嚴密的軍隊，隨時準備打擊日軍防務薄弱的環節，從而迫使侵略者不得不在交通沿線和戰略要地部署大量兵力，否則，這些兵力本來會沿浙贛鐵路西進的。其次，隨着我軍活動的擴大，當地村鎮居民被加以訓練，組成自衛隊，採取調查戶口等措施，使敵特漢奸無法來這些地區進行偵察。此外，由於當地人民全力支持抗日鬥爭，日軍儘管占領了一些地方，卻越來越難以在那裡組織偽政權，理由很簡單：如果鄉紳和財主上敵人的圈套，他們就會失去對當地的領導權。由此可見，雖然這個地區被日軍占領，但在政治上，它並不鞏固。第三，新四軍還擔負起領導群眾發展文教衛生事業的任務。各師的政治部保證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建立學校、掃除文盲的工作蓬勃開展起來，大大超過往年。新四軍醫療系統不僅為傷病員建立醫院，還促進群眾保健事業的發展。
“如果群眾愚昧無知，消極被動，在這樣的地區，游擊隊是無法有效地開展活動的。提高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就是加強戰鬥力，這樣最後勝利才有依靠。最後，我們的戰士勇敢無畏地堅持鬥爭，不顧長期的生活貧困和艱難險阻，不斷打擊侵略者，取得勝利，這深深贏得了附近地區友軍的欽佩。
我們締造了一支模範的軍隊，使其他軍隊可以得到鼓舞，從而有助於提高他們的戰鬥力。這種‘競賽’和對比的價值是難以估量的。”
新四軍確實是一支統一戰線的軍隊。它的富有戰鬥精神的隊伍主要是由以前紅軍游擊隊員組成的。它的輔助事業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軍隊的效力，使之能夠改造它所活動的整個地區，它們成為新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些輔助事業中，有四項是特別值得一提的。第一是軍隊建立的小工業群，這是上海工人和技術人員努力的結果，他們不辭辛苦，跋涉到內地，而不願呆在上海向民族敵人出賣自己的技術。第二是軍隊的培訓學校，他們培養了許多指揮員、政委、軍工人員和其他軍事工作者。在這些學校執教的不僅有新四軍自己的將領，而且有來自全國各地的進步教育工作者。第三是新四軍的政治工作隊，它們向群眾傳播了文化。它們是由男女青年組成的，其中大部分是來自大城市的學生。第四是醫療服務。在困難重重的條件下，一批富有獻身精神的醫生創建了被認為是中國最好的軍事醫療服務系統。
選自愛波斯坦著《人民之戰》
編輯：龍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