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深信美國理應獨霸世界的美國人來說，今天的中國使他們猛然醒悟到大事不妙。唐納德·特朗普似乎把自己算作了新保守主義者，中國恰好是他們最忌憚的東西。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為對付其主要競爭對手，實施了一套“大戰略”：一旦某國試圖挑戰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美國就會想方設法削弱對方，用實力迫使其臣服。如今特朗普種種謀篇布局，都是在根據這套傳統照章行事。一段時期以來，可以說美國的大戰略獲得了成功，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奏效的。 　　然而近年來，這套戰略卻遭遇了失敗。在面對中國時，如果美國還試圖故技重施，必將一敗塗地，世界也將承受災難性後果。美國追求超然地位的大戰略，起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期。當時英國是美國的盟友。當英國首相丘吉爾懇求美國從希特勒的魔爪下拯救歐洲“舊世界”時，羅斯福爽快地答應了，但他卻毫無拯救大英帝國（或法蘭西帝國）的打算。為打敗希特勒，美國用放貸的方式向英國提供資金與武器，卻在戰時以及戰後對其加急催逼，確保其在金融上依賴美國。眾所周知，制定戰後全球金融規則的是美國而不是英國，它正是靠這樣鞏固了自己世界最大債權國的地位，在與諸多債務國（英國、法國以及二戰戰敗國）的往來中牢牢占據上風。 二戰結束後，英國和法國百廢待興，無力應對風起雲湧的殖民地獨立運動，因而逐漸從海外撤回國內。此時，美國正摩拳擦掌與新的競爭對手蘇聯一較高下。從冷戰開始的那天起，美國就在經濟與科技領域遠遠領先於蘇聯，但蘇聯的體制使其隨時可以把國家大部分資源傾注到軍事工業混合體當中，因此它能在軍事上與美國分庭抗禮。兩國隨即展開軍備競賽，差點在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中把全世界拖去陪葬。 　　在冷戰過程中，美國與蘇聯都曾錯失終止軍備競賽的機會，在雙方好戰分子的挑唆下，兩國差點把全世界變成焦土。1963年，美國總統肯尼迪提出和平倡議，並推動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締結，可謂終結冷戰的最佳契機。然而此舉導致美國右翼分子強烈不滿。有人認為這正是肯尼迪遇刺的真正原因，這種說法似乎不無道理。 　　最終，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意識到軍備競賽給經濟造成了毀滅性打擊，蘇聯人民理應過上更高水平的生活。美國新保守主義者聲稱，正是因為里根總統在80年代前期致力於建設新的軍事實力，戈爾巴喬夫才被迫接受了蘇聯軍備競賽必敗的現實。不論歷史上真實原因是否如此，戈爾巴喬夫決定解除武裝，對國內不滿情緒未加以鎮壓，最終導致蘇聯於1991年底走向解體。    新保守主義者從冷戰中汲取的歷史經驗是：既然擁有了舉世無雙的實力，只要美國認為自身利益可能受到威脅，隨時能夠把自身意志凌駕於他國之上。由此，美國的大戰略開啟了兩條分支：第一，推動北約向俄羅斯邊界東擴，先把東歐和波羅的海國家納入美國領導的軍事聯盟，接下來就是吸納接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第二，推翻或試圖推翻中東地區（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威及美國利益的國家政府。 　　然而事與願違，這兩條策略都產生了巨大的反作用。2008年前後，北約試圖拉攏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舉動最終在格魯吉亞引發了戰爭，並導致俄羅斯占領克里米亞。自1990年以來，美國為推動中東政權更迭而發起的戰爭未能達成戰略目標，不但沒有建立親善穩固的政權，反而激發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和恐怖主義。 　　上世紀70年代有一段時期，日本的經濟實力使美國如臨大敵。二戰後，日本以驚人的速度復甦，60年代其晶體管電子技術高度發達，到了70年代許多企業與經濟學家都預測，未來世界的經濟命脈將掌握在日本企業和資本手中。我還記得80年代早期，有些學者看到日本經濟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高增長、高儲蓄，便天真地推測這些趨勢將持續下去，美國將在長期競爭中輸給日本。 　　從里根時代開始，美國外交政策建制派把日本列為了制衡目標。一開始是指控日本進行不公平交易、操控匯率、政府對企業不正當資助等等——這些指控顯然是美國添油加醋，甚至憑空捏造出來的。接着，美國開始實施新的貿易壁壘，強迫日本同意“自願”限制出口，以此壓制日本對美出口貿易。1985年，美國堅持迫使日本大幅度調整（增加）日元匯率，以削弱日本的競爭力。日元匯率翻番，從1985年的1美元比260日元變至1990年的1美元比130日元，結果就是日本被美國活生生擠出了世界市場。到90年代，日本出口增長停滯，進入長達20年的停滯期。1990年之後，我曾在各種場合詢問過多名日本高級官員，為何日本不讓日元貶值以重新刺激增長。他們給我的答案里，我認為最可信的是：美國不允許日本這樣做。 　　接下來輪到了中國。美國至上主義者對中國膽敢挑戰“美國世紀”感到抓狂。《時代周刊》的著名編輯亨利·魯斯曾於1941年提出“美國世紀”這一概念，事實證明這個精明的說法對許多美國人深具吸引力。到目前為止，美國仍然是全世界最強大、最富有的國家。在過去幾十年裡美國很好地運用了自身實力和財富，創立了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大多數國家建立了開放的貿易關係，創立了國際援助與和平隊等志願服務組織，為對抗艾滋病貢獻了資金力量等等。 　　然而如今“美國世紀”尚未滿百年，中國便已似乎開始威脅美國的首要地位。中國雖然缺席了20世紀數十年的全球競爭，但這個後起之秀的崛起勢頭着實讓美國至上主義者寢食難安。舉個例子，198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中國的GDP僅占全世界總量的2.3%，遠遠落後於美國的21.9%；當時中國的人均GDP也僅為美國的2.4%。37年之後的今天，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測，中國經濟產出在全球占比18.3%，超過了美國的15.4%；中國的人均產出現在也已升至美國人均水平的39%。 　　許多美國至上主義者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有人聲稱中國經濟是個巨大的泡沫，很快就會像當年的蘇聯一樣破滅。這種說法並不正確。蘇聯經濟基本上是和美國主導的貿易系統脫節的，因此最後無法趕上世界經濟的步伐。而中國則不一樣，自1980年以來，它通過消化吸收全球技術、融入全球經濟，取得了驚人的經濟增長。另外，中國也已成為高度創新的經濟大國。 　　美國至上主義者認為，決不能坐視中國趕超美國，必須阻撓中國的經濟發展，發起新一輪軍備競賽，甚至破壞中美雙邊關係的基礎——“一個中國”原則。他們希望如此一來，中國就會經濟收縮，重蹈英帝國、蘇聯和日本的覆轍。有種傳播甚廣的說法是，特朗普希望與普京聯手，正是圖謀削弱中國。 　　我認為這種對華思路受到了巨大誤導，極其危險。它錯誤地假設了全球經濟是成王敗寇的戰場，而中美必有一戰。這個想法完全錯誤，因為它根本沒有考慮過，世界各國可以通過貿易與科技進步達成互利共贏。另外，將中國逼入困境的做法既不明智，也不可行。 　　特朗普把美國工人大量失業的困境怪罪到中國對美出口之上，卻不明白也不承認中美貿易給美國帶來的種種好處，比如美國外貿出口公司享受的高利潤和高工資，以及美國消費者購買中國產品的低成本。如果特朗普真的想幫助美國工人，他應該增加富人的稅負、重新分配社會財富，而不是向中國挑起貿易戰爭。 　　更何況，美國任何削弱中國的企圖都必將遭遇失敗。當年美國迫使英國放棄全球帝國時，英國正處於自身難保的境地，而且其人口只相當美國的三分之一；上世紀80年代美國給日本施壓時，後者的經濟規模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更別提日本的軍事安全還得仰賴美國。 　　而現今中國的經濟規模遠超當時的英國、日本，人口數四倍於美國，還是美國的債權國，而非債務國。中國與世界各國建立了日益緊密的貿易、投資、外交關係，而且由於美國的窮兵黷武，中國與世界的聯繫非但不會減弱，反而有望進一步鞏固。另外必須銘記的是，自秦滅六國以來，中國作為統一國家的驕人歷史已達2250年，比美國的225年長10倍。 　　除了誇大其詞甚至憑空捏造匯率操縱國、不公正交易等罪名構陷中國，最近又有美國人給中國扣上了“列強”的帽子，指責中國奉行擴張主義。然而在這方面，美國哪有資格批評中國？美國在全球70多個國家建有軍事基地，而中國僅在吉布提有個小型軍事基地；美國的軍事支出遠超中國兩倍；過去幾十年，美國接連不斷地參與海外戰爭，發起政權更迭行動，而中國極少捲入海外衝突，就算有，持續時間也很短暫。總之，中國絕非一個奉行擴張主義、富有侵略性的國家；反倒是美國一直在試圖建立天下無敵的全球霸權。 　　不過，美國雖無法控制中國，卻也沒有必要懼怕。的確，中國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美國，而且這種地位短期內不會發生改變，但按人均經濟指標來看美國人遠遠比中國人富裕，這種情況很可能持續整個21世紀。另外，中國的增長速度已顯著減緩——這並非因為中國經濟即將崩潰，而是因為它開始走向成熟。增長率放緩正是中國“追趕先進國家”取得成功的標誌。在此之外，中國社會正在快速老齡化，到本世紀中葉，中國人的中位年齡將超過50歲。這樣一個成熟的、老齡化的、增長放緩的經濟體，其人均財富水平又遠不及美國，根本談不上對美國的安全造成什麼巨大威脅。 　　相反，如果特朗普試圖挑釁中國，將其拖入新一輪軍備競賽或貿易戰爭，結果會是美國遭遇慘敗，同時對世界安全造成威脅。美國的福祉取決於政府能否做出成熟的判斷，與中國這一負責任的世界大國進行合作，共同承擔增進和平和可持續發展的重任。通過聯合國，中美完全能夠——也應該——彼此合作、與各國合作，預防和制止地區性戰爭，消除恐怖主義，攻克全球變暖和新疾病等人類共同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