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中國亞非發展交流協會理事曹辛的文章，題為《中美不搞G2，還真的不好辦》。文章稱，G2概念最初的定義為“中美共管世界事務”，但是這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中美應該被賦予全新的內容，通過權力的轉移和分享，實現利益共享、責任共當。

  以下為文章全文： 

  “中美是否已是G2？說聯盟，當然不是；但是從影響力講，當之無愧。”

  
這是2009年中美首屆戰略與經濟對話召開時，一位從事能源外交的中國高級外交官對筆者的評論。正是在這一年，首次訪華的奧巴馬正式對中國發出了G2的邀約，但遭到中國總理溫家寶的嚴詞拒絕。而今八年過去，中國的周邊環境和中美雙邊關係風波不斷、日益惡化，而這一切都由中美關係引起。

  
美國總統特朗普新近就職的當下，回顧這8年來中國外交的坎坷就會發現：中美不搞G2，還真的不好辦。不過因為情勢的變化，這種G2在今天的實質內容應當是：通過權力的轉移和分享，實現利益共享、責任共當。其中責任的擔當可以是議題，也可以是地區性分片包幹；雙方事前先劃定底線。這種狀況可以稱之為“新G2”，而不是原來定義不清、表述不當的“中美共管世界事務”概念。

  安倍試圖美日共同主導亞太 

  為什麼中美必須“新G2”呢？當下就有現實的迫切性，從最近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對美國的訪問就可以得出結論。我們先來看在安倍的推動下，美日雙方如何界定新形勢下的美日雙邊關係、特別是美日同盟在亞太地區的定位的。

  安倍在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召開的聯合記者會上就美日同盟表示：“為了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日美兩國將繼續發揮主導作用。”

  而特朗普則回應稱:“日美同盟是亞太地區穩定的基石。”

  而在兩國發表的聯合宣言中，明確規定“穩固的日美同盟關係是亞太地區實現和平、繁榮和自由的基礎。”

  “在亞太地區日益嚴峻的安保環境中，美國將加強地區存在感，日本將在同盟關係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和責任。日美繼續實施並擴大防衛合作。” 這可以被理解為要日本為美日同盟買更多的單，當然也有對日本放手、給其更大行動自主權的意思。

  這說明，在美日的設計里，亞太的安全格局是由美日同盟來主導的，中國被排擠在外，並可能是敵人。

  在經濟上，安倍同樣試圖甩開中國由日美單獨主導亞太。安倍在會談後的聯合記者會上明確表示：“將通過日美的領導能力在亞太地區建立自由公正的市場”，並不點名地要求中國“不能以基於國有企業的國家資本為背景干涉市場”。

  在東海（釣魚島）、南海等敏感的亞太地區熱點問題上，安倍的立場也被特朗普接納了，雙方獲得了完全的一致。

  整體來看，這實際上是一個在安倍大力推動下產生的、排斥中國並由美日主導亞太政治和經濟格局的雙邊政經TPP，儘管安倍政府在這裡地位不高，基本上是“納貢者”的角色，但安倍深諳遠交近攻的道理，他寧肯如此也不能接受中國的崛起。

  面對如此境況，中國該怎麼辦呢？
  
在安倍的此次訪美中，日美雙方在雙邊經貿和日元匯率問題上的問題沒有解決。在特朗普剛剛宣布退出TPP以及他高度關注匯率導致美國經濟損失的背景下，日美同盟的基礎很不牢固。日本媒體記者告訴筆者：“安倍這次訪美，對特朗普還是很不放心。”而且，安倍給特朗普送的在10年內往美國基礎設施領域投資1500億美元、解決70萬人就業的所謂“大禮”，可以輕易地被中國超越。馬雲訪美時就向特朗普保證：他就可以通過自己的網絡平台為特朗普的基本選民提供100萬人就業。但問題是，中國絕不能這樣做，否則就正中特朗普下懷，中國就會變成爭寵者，中國將被挾持，中美之間的矛盾可以暫時的、局部性得到緩和，但無法解決結構性問題，而且會損失巨大。

中國需要站在歷史的、全球性的視野上，在頂層設計一個中美關係的新框架，以定性和規範兩國關係，從根本上解決兩國關係矛盾的根源。就目前以及可以看的到的未來看，“新G2”是一個現實可行的做法，至少方向應該是這樣的。中國是大國，經濟總量和綜合國力是客觀存在，客觀上具有這樣的影響力，具備和一心要“讓美國偉大”的商人總統特朗普交易的本錢。

  中美相互需要 

  “新G2”可行，還在於中美實際上強烈地相互需要。

  回顧一下特朗普當選以來中美雙方的表現，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美雙方一直在跳着小步舞，即：保持距離，互動良好。

  
先是特朗普當選，習近平主席與他通話，緊接着他又犯大忌，接台灣蔡英文的電話，受到美國國內批評後，他又把“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經貿掛鈎，再次受到美國國內和歐洲盟國的批評。在這一事件的整個過程中，中方對此表現出罕有的克制，除媒體外，官方避免對他進行嚴厲批評，表面上的理由是他還沒有正式就任總統，但實際上可以理解為中方不願意在他還沒就任總統時就把關係徹底搞僵，更何況他毫無從政經歷，他拿台灣當交易籌碼的發言實質，連台灣人都批評他。

  隨後他又就一系列涉及中美經貿、匯率等話題批評中方，中方同樣表現出極大的克制。

  但與此同時，特朗普還是粗中有細的。

  今年春節，他史無前例地沒有給華人拜年，但年初五時，他女兒來到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參加春節活動，不管這是不是如網上傳的那樣，是中方運作的結果，但她在中國人非常重視的年初五造訪中國駐美使館參加春節活動，一定得到了已經就任總統職位的特朗普的肯首。

  緊接着，在安倍訪美前夕，他給中方發來賀電祝賀元宵節，於是順理成章，習主席也在安倍訪美前一天致電特朗普，除了其他議題外，雙方公開確認了“一個中國”的原則。 

  中美雙方在這一博弈過程中的顯著特點是：美方製造矛盾，但有節制，而且越到後來越是如此；中方則堅持原則，外交手腕老練，斗而不破。這一切說明：中美雙方都非常看重彼此，不敢小視對方。

  而在後來安倍訪美過程中，特朗普的表現應該被明白無誤地理解為：向中國發出交易的邀約。

  
在美日首腦會談後的聯合記者會上，只有安倍暗指中國，點明了“東海、南海和印度”這幾個地區的敏感性，而照着手下人給他寫好的發言稿一字不差地念的特朗普沒有點這幾個地方的名字；另外特朗普沒有說“釣魚島”，而代之於“日本施政下的地區”，這本身就近乎語焉不詳了，因為中國的公務船也經常去釣魚島海域巡航，誰在“施政”呢？

  
特別是在回答幾乎被稱為安倍機關報的《產經新聞》記者要求他評論匯率、東海和南海局勢問題時，特朗普乾脆不予回答，並直截了當地說：我剛和中國主席進行了很溫馨的談話，我們談得很好，正處於建立良好關係的開始。中美關係好了，對日本也好嘛。一名日本外務省前高級官員說：這是特朗普要安倍和中國搞好關係。

  這一切，是特朗普向中國發出的交易邀約，也說明他在避免落入安倍挑撥中美關係的圈套。

  特朗普在安倍訪華這幾天的表現說明，中美之間已經具備交易的強烈願望、時機以及主、客觀條件。此時討論“新G2”，恰逢其時。

  G2是客觀力量的反映 

  各國外交，基本上都是現實主義主導，並為世界所認同。G2是客觀實力使然，世界上反對的人不多，也無法反對。

中美“G2”的這種客觀性，為高度尊重現實主義原則的美國傳統盟友歐洲所尊重。早在2009年奧巴馬首次訪華向中國提出這一概念時，歐洲國家內部就已經準備自己的立場了。一位歐洲高級外交官當時告訴筆者，這個立場是：承認並尊重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兩國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關係的現實；這種關係不應該損害第三方利益；歐洲應該成為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平衡角色。

  而臨近小國就更是如此。一位東南亞重要國家的外交官當時也對筆者評論說：我們東南亞小國當然希望中美兩個大哥搞G2。因為被迫在兩個大哥之間選邊站隊，是我們最大的忌諱。而且現在的客觀情勢也是在朝這個方面在走，道理是這個道理。

  目前的現實是：中國在軍事上無法主動威脅美國，不輸出意識形態，自身經濟發展對全球的帶動作用明顯，加上美國需要中國配合才能解決的問題又越來越多，因此美國也未必不需要G2，尤其是在特朗普要使“美國偉大”的背景下。

  另一方面，實力也是決定國際關係發展和國際格局演變最重要的因素。頭，不是想當就可以當，想不當就可以不當的。實力到了一定程度，想不當都不行。第二，當頭是有付出的，甚至有時候，在一定具體問題上可能還會失大於得，但這是基本的國際義務，美國也是如此。

實施G2，中國肯定有得有失，但是綜合來看，在涉及中國順利崛起、國內和諧的根本利益上，肯定得大於失。一旦G2，起碼中國周邊的安全局勢會比現在有一個很大的改善，甚至“一帶一路”的實施，都會順利的多。這也是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實力因素變化的必然結果，而美國從來是非常現實主義的。

  
如果中美兩國能夠確立一個“新G2”框架，哪怕是初步的、地區性的，則雙邊矛盾可以迎刃而解，起碼能得到很大的緩和。畢竟決定國家關係的是國家利益；再則，只要在一個框架內，雙方的差異和矛盾不會導致毀滅性的衝突，而是會沿着“衝突—妥協—進步”的軌道發展，這就是個磨合問題了。

  不G2，中國政策選擇餘地不大 

  不G2,會有什麼結果呢？就目前情況看，中國基本上只有兩種選擇。

  一是在亞太地區和美日公開為敵。

  考慮到此次美日聯合聲明里談到日本要承擔“更大的責任” 
“更重要的角色”，一旦中美關係陷入對立，以安倍的狂熱看，日本將比以前更加大膽地在東海、南海問題上對中國挑釁。屆時要不中國退讓，而日本則會得寸進尺；要不中國將直接和美日對峙，考慮到美國的全球性影響，中國在世界其他地區也將面臨麻煩。僅以周邊來說，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規律性現象：中美關係陷入低谷時，中國同第三國的爭端就突出，周邊安全環境也開始惡化。釣魚島問題、半島問題、中國同東南亞關係問題、南海問題等等，便一一凸現出來。中美關係對中國安全環境的連鎖作用表現十分直接。

  二是選擇以經濟力量吸引美國，以中國的市場和投資改善雙邊關係，這樣可以一時地、部分地緩和雙邊矛盾，也能壓倒安倍的氣勢，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美雙邊關係問題，因為中國作為美國客觀上最大的競爭者地位沒有任何改變，也改變不了，這是中國的國力發展決定的。

  
此外，中國目前在國內還面臨不少問題，一是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存在着不相適應，在一定時期、在具體問題上，情況還較為嚴重，迫切需要進一步改革。然而今天中國的現實狀況是，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位居世界第二，成為世界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也是唯一超級大國最大的債主。這種改變世界既有力量格局的歷史性事件必然引起世界不安，特別是原有世界強國的焦躁。出於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文化的差異，出於維護自己原有利益的現實需要，這些國家對中國國內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狀況不僅廣泛批評，行動上也必然會充分利用。

  
正如1956年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深刻影響了中蘇關係，並對以後中國國內政局進一步向左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一樣，今天中國國內的進一步改革，同樣會受到中美關係發展走向的巨大影響。在一個全球化和互聯網的時代，中國根本不可能關起門來獨自搞改革。假如沒有G2，中國能夠順利進行下一步變革嗎？

  其次，中國尚未完成國家的統一，這同樣是大軟肋。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對外關係一定程度的緊張有利於國內相關問題的解決，反之亦然。但對中美關係而言，這樣做在操作上難度很大，不好控制，須慎之又慎。

  G2與否，答案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