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後，日本走上了以軍事立國、極力向外擴張的道路，成為亞洲乃至世界戰爭的策源地。而伴隨日本每次對外侵略的是橫徵暴斂與嗜血屠殺。日本為什麼如此好戰嗜戰？究其根源就是，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把軍國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將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整個國民生活從屬於軍事及對外侵略戰爭。這成為日本窮兵黷武、發動侵略戰爭的罪惡之源，並給中國、亞洲乃至世界人民帶來極大傷害和深重災難。

　　(一)

　　日本統治者推動對外侵略擴張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雖然日本是個小島國，但是統治者野心甚大、膽子甚大，為達目的敢以小博大甚至不惜以國運相博。特別是豐臣秀吉的擴張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達到空前程度，其侵略擴張思想被後來的日本統治者繼承下來。

　　日本統治者很早就開始對朝鮮半島等亞洲大陸垂涎三尺，一直有強烈的征服占領欲望。早在日本古代，就有所謂的神功皇后三次用兵征討新羅大獲全勝的傳說。後來的日本統治者均大肆宣揚其開疆拓土之戰功。公元391年，日本通過出兵侵略一度確立了對百濟、新羅等朝鮮半島南部國家的宗主權。從8世紀開始，武士逐漸發展成為日本社會重要的軍事力量，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以武力作為權力基礎和維持統治手段的武家政治，這更強化了日本統治者的戰爭欲望。到了16世紀末，豐臣秀吉統一日本並拋出了所謂的“豐臣三策”，提出征討朝鮮、進占中國、印度，稱霸亞洲的狂妄計劃。他先後三次出兵朝鮮，以慘敗告終，但其思想及慾念被日本統治者繼承下來。

 
　　豐臣之後，日本統治者及許多思想家，不斷鼓吹其計劃、宣揚其思想，致使日本對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間延綿不絕且日益猖獗。特別是明治維新進一步激發了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野心。從18世紀八九十年代起，日本統治者逐步形成了以利為本、開疆擴土、崇尚功利、以力服人、強而不安、富而不足、耀威海外、謀求霸權的對外擴張和以鄰為壑的畸形思想。明治政府推行“強兵富國”路線，使日本工業化的實現過程，與其對外侵略戰爭相伴隨。1874年，日本藉口琉球漁民被殺出兵侵犯中國台灣。1879年，日本悍然吞併琉球國並設沖繩縣。1887年，日本正式制定《征討清國策》將矛頭直指中國。1894年的甲午戰爭，成為日本軍國主義野心的一次賭博式嘗試。日本急速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更與侵略戰爭緊緊聯在一起。日本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本質，使近代日本的發展，進入從戰爭走向更大戰爭的惡性循環之中。

    (二)

　　日本明治維新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變革來達到抵禦外辱、富國強兵的目標。在全面學習西方的過程中，日本片面地汲取列強們“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強盜邏輯，從思想與國策上為其崇尚武力好戰找到了現實樣本。

　　日本明治維新前後，正是西方資本主義在世界各地的擴張期，與這種擴張相伴隨的是西方列強動用堅船利炮所進行的殖民掠奪。日本也曾一度淪為西方列強共同的殖民地。明治維新之後，懷着奮起直追心理的日本政府很快派出大型使節團到歐洲列強那裡去“取經”。在德國等列強的“言傳身教”下，日本得出片面的結論：即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只有適者才能生存，只有強者才能不被欺侮，也只有勝者才能有資格與西方列強並駕齊驅，“強權即公理”。從這時候起，日本便確立了“脫亞入歐”、向西方諸列強看齊的發展方向。日本的所謂“脫亞入歐”，不僅包含有成為世界強國一員的強烈意願，同時也確立了通過複製歐美以武力征服落後國家而發展自身的殖民擴張發展模式。

　　這一時期東亞地區國家普遍處於落後的封建時代，日本看到有機會和可能走西方殖民國家的發展模式。這種外部環境為以進攻和征服為特徵的日本軍國主義打開了便利之門。特別是近鄰中國國勢衰微，正處於清末民初極度動盪之中。“清朝未能充分掌握和使用西歐技術，從而被日本趕上並拉開距離形成落差”。日本軍國主義抓住了中國的這個弱點，將侵略的矛頭指向中國，趁勢屢屢出擊。雖然此時日本國力並不強大，但它在英美的卵翼下，打着“脫亞入歐”的旗號，利用列強爭奪遠東的矛盾和其所占地緣優勢，充當英美帝國主義者的“遠東哨兵”而從中漁利，同時將步步為營、得寸進尺的漸進擴張政策與孤注一擲、突然襲擊的軍事冒險政策結合起來並僥倖取勝，從而攫取利益。

　　(三)

　　日本國民被統治者以神的民族和天皇的國家為主要內容的皇國史觀長期洗腦，對天皇有着畸形的信仰和服從，對“大和民族優越論”有着畸形的狂妄和自負，民族性格中狹隘、狂傲、殘暴的一面極易被轉化為對外戰爭的狂熱性。

　　日本自古就是單一民族，海島國家，各地習慣風俗相近，沒有經歷過像中國和美國那般的多民族融合過程，也沒有遇到過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間如何共存並處的問題。而且，早在古代日本列島的統一過程中就已逐漸形成了很強的共同體意識。維繫這種情感和意識的重要紐帶，就是日本的“神道”宗教信仰。在一個家族共同體中，主宰家族命運的主神就是其祖先的靈魂，每一個家族成員都與它血脈相承，都被看作是它的分靈，這個成員死後，他的靈魂又會與祖靈合而為一。與無數個家族共同體並存的最大的命運共同體是邦國，主宰邦國命運的主神則是天皇家的主神。與此相對應，天皇在日本具有神威地位，被視為“國家神道的核心”。

　　為適應侵略戰爭需要，日本統治者利用日本家國同構、忠孝尊皇的民族傳統對本國人民進行洗腦。從明治政府成立到1877年，日本確立和鞏固了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政府，天皇制集中體現了日本濃厚的封建制度文化。日本統治者提出日本是皇國，皇國就是神國，神國就應該統治全世界，這是上天賦予的使命，並把這些思想灌輸給日本國民，從意識形態上催生和強化了軍事封建帝國主義。日本政府宣稱：愛國與忠君同源、與敬神崇祖一致。在此種道德標準下，凡是“為國捐軀”者，都被奉為“忠君愛國”的典範。明治憲法規定：天皇不但是國家元首，而且是主權所在。就這樣，崇拜天皇思想深深銘刻在日本國民的靈魂之中，是一種宗教性的觀念意識。基於上述意識形態提出的“皇國至上，天皇極尊，四海萬國皆為臣僕”的對外侵略口號，把日本民族引向對外侵略擴張的罪惡之路、毀滅之路。

　　(四)

　　通過對外武力擴張和戰爭掠奪來實現國家發展目標，是日本進入近代社會的顯著特徵。通過長期預謀和精心備戰，日本在一次次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上不斷收穫着“戰爭紅利”，這反過來進一步刺激了其爭霸世界的野心。

　　日本近現代發展史，實質上就是一部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擴張史。明治政權1868年一成立就提出了“征韓論”;1874年借端出兵台灣;1875年炮擊朝鮮江華島炮台。其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又進行了三次大的武力擴張：1894年發動甲午戰爭，1904-1905年進行日俄戰爭，參加1914年開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僅明治天皇在位的44年間，平均每7年多就發動一次侵略戰爭。日本從一次次侵略戰爭中嘗到甜頭。通過甲午戰爭，日本獲得了第一塊海外殖民地台灣，並從中國索取到相當於日本當時年財政收入4倍的巨額賠款，為日本近代工業、教育、基礎設施建設掘到了第一桶金，軍力得到倍增。通過日俄戰爭，迫使俄承認其獨占朝鮮半島，並與俄瓜分中國東北，取得南庫頁島。通過參加“一戰”，日本取得了德國在中國的利益。這些侵略戰爭，推動日本迅猛發展與社會轉型，經濟上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債務國轉變為債權國，而且上升為世界五大海軍強國之一。

　　得益於當時特殊的國際條件，日本對外侵略，屢屢冒險卻大多能夠輕易得手，從對外武力擴張中不斷受益。這反過來刺激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野心，使之更加信奉以攻為守、武力征服世界的戰略。早在日俄戰爭後，日本統治集團的代表人物、日本陸軍的創始人山縣有朋就毫不隱諱地總結說：“維新大業成就以來已有40餘年，細想起來國運的發達主要依靠武備的力量”“戰爭畢竟是區分宇宙間一大原則即優勝劣汰的惟一審判方法”。20多年後，日本陸軍更是直截了當地宣稱：“戰爭是創造之父，文化之母”。1927年，日本根據其“東方會議”精神，出籠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鼓吹“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其征服世界的野心暴露無遺。此後，日本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戰爭策源地，就是沿着這一路子走的。但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邏輯，是多行不義必自斃。當日本沉迷於對外侵略擴張不能自拔時，其遭遇可恥的失敗也成為歷史的必然。

　　歷史是一面鏡子。自明治維新算起，軍國主義在日本已經存活了一個多世紀。日本雖然在二次大戰中戰敗，但是戰後的日本軍國主義罪行並未被徹底清算、軍國主義土壤並未被根本剷除。今天的日本軍國主義仍然陰魂不散、妄圖捲土重來。必須正視的是，日本曾經是世界重要戰爭策源地，至今不肯為侵略歷史道歉並企圖翻案，一再突破和平憲法限制，仍有一些人挑戰公理正義的底線並頑固迷戀昔日“帝國榮光”。對這樣一個國家，國際社會特別是長期深受日本軍國主義侵害的中國和許多亞洲國家，不能不深刻銘記歷史的教訓，不能不高度警惕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決不能讓戰爭的歷史悲劇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