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洞朗地區爆發的中印兩國新一輪邊境摩擦，在經歷了半個多月的對峙後，不僅沒有像以往的類似事件一樣偃旗息鼓，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跡象：

　　從印度國防部長公然宣稱“現在早已不是1962年”，到印度媒體一再叫囂“此次絕不撤軍”，再到真實性有待於考證的“印三個山地作戰旅出現異動”，都昭示出印度方面的某種迫不及待，預示着事件可能走向我們“不想看到”而又“不得不面對”的方向。

　　說我們“不想看到”，是因為最近二十年來，中印邊界雖然因為印度的“祖傳手藝”——蠶食推進政策而時有摩擦發生，但總體上這種摩擦都發生在雙方的未定國界線上，也並未給兩國的國家關係與經濟文化合作產生根本性的影響。今年的一部《摔跤吧，爸爸》風靡全國，就是兩國文化交流的明證，再如因為此次衝突而關閉的乃堆拉山口，就是印度藏傳佛教信徒進藏朝聖的主要孔道。

　　目前我軍還處於“脖子以下”軍事改革的關鍵階段，美前總統小布什對於軍事改革有這樣一句評價：“好比在一部時速一百八十英里的車上換發動機”。在我軍目前指揮體系、隸屬關係、兵力編成、裝備換代都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到底有沒有足夠的把握和足夠的能力去遂行中央軍委賦予的任務，僅僅依靠全國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是遠遠不夠的。

　　我們的國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需要和平，只有和平才能集中精力完成社會改革的任務，只有和平才能保證生產力的不斷進步和產業的持續升級，只有和平才能把我們的資本、我們的設備、我們的產品、我們的人才送到絲綢之路的沿線國家，並確保幾條能源線的安全。

　　總而言之，在這個節骨眼上發生的洞朗地區對峙，是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想看到、也不願意看到的情況。

　　“大氣候”和“小氣候”

　　但是畢竟，現實並不以我們的主觀意願為依據，更何況從印度本國的內部和外部條件來看，用一句話形容，此次事件是“國外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的共同作用下，遲早要來的一次風波”。

　　我們先說印度面臨的“大氣候”，正如目前部分學者表述的，印度政府在地緣政治領域正在從傳統的“不結盟”均衡外交路線，逐步轉向向美國的亞洲戰略方面靠攏。這一靠攏落實下來，主要體現在美國方面對印度行為方式的極大寬容與諒解，以及美、印兩軍頻繁的軍事互動上。

　　就以今年來說，美方就同印度達成或者執行了至少三筆意義極大的軍事合作合同：一是向印度山地部隊交付了2門M777型155毫米輕型榴彈炮；二是同印度達成了一筆出售20多架MQ-9B無人攻擊機的合同；三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大的一項合作，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預備將F-16型戰鬥機的生產線及全部技術資料移交給印方，雖然這一行為被很多軍迷嘲諷為“集齊所有三代機可以召喚神龍”，卻是實實在在的有可能改變地區現狀並導致印度實現產業升級的合作。

　　而印度方面在美國的默許或者縱容下，行為方式也變得愈加激進和不可控，似乎擺出了一副要和我國在亞洲範圍內乃至一帶一路沿線一較高下的勢頭。就在本次對峙事件事發之前，美國的特朗普總統剛剛完成和莫迪的會談，而筆者寫這篇文章的同時，印、美、日三國的航空母艦組成的龐大戰鬥群正在印度洋上進行規模空前的軍事演習。在這種節點上發生這樣的事情，儘管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但是特朗普總統給了莫迪某種政治保證，或者莫迪想通過搞事給本已暗通款曲的美國方面再納上一份投名狀，或者是美日印對中國實施戰略制衡的一次試水，是可以預料的事。

莫迪訪美，與特朗普“熊抱”

　　談過了“大氣候”，我們再談一談印度國內的“小氣候”。自然，從執政能力和執政成果來看，印度總理莫迪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自己是一位較有魄力、較能決斷的領導人，這體現在他對人民黨的集權主義建設上，體現在他對印度國防領域大刀闊斧的改革上，體現在他力圖打破行業與部門壁壘的手腕上，更體現在他基本不計後果“魯莽”推進的經濟改革上。這一經濟改革在去年以換鈔行動為主要的表現形式，今年則在難度上更升一級，以打破各邦之間的關稅壁壘，實現中央的稅制和財政統一為根本目的。如果說去年的換鈔行動中，地方實權派理論上可以通過信息不對稱的優勢大撈一筆，那麼今年的稅制改革就是理清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重分地方實權派的蛋糕的更深層次改革，這叫“改革進入深水區”了。

　　那麼，對於印度這樣一個客觀上土邦林立、地方實權派勢力巨大、利益盤根錯節、宗教民族階級衝突此起彼伏的國度，如何在改革進入深水區的時候保證國家的巨輪繼續平穩前行？筆者認為擺在莫迪面前的選擇是很明顯的：用印度民族主義這一“最大公約數”來凝（hu）聚（you）人心。最簡單的方式，製造一個假想的敵人。無論因為這個敵人收穫了一場失敗還是一場勝利，都是穩賺不賠的買賣：如果是前者，“就是你們這群壞淫不好好改革，我說了吧，不改革死路一條”；如果是後者，那麼莫迪在印度歷史上的個人威望基本已經可以與甘地或者尼赫魯相提並論了，何樂而不為呢？

　　試想，從印度國內的“小氣候”來看，還有哪一個假想敵比中國更合適呢？畢竟1962年的恥辱還沒有報，1967年乃堆拉山口衝突又吃了虧，新仇舊恨加在一起，五十五年的“臥薪嘗膽”是為了啥？從此次印度在事件開始之初的赤膊上陣、蠻橫無理，再到事件發酵之時的傲嬌自大、目空一切，莫迪如同普法戰爭之前的拿破崙三世一樣急着找回場子、出一口惡氣的想法幾乎呼之欲出。

　　再從國外的“大氣候”來看，既然域外國家指明了讓我懟的對象，那麼我還能懟誰？懟尼泊爾嗎？行了，域外國家已經欽定了，這黑鍋你中國就背着吧。

　　就這樣，在印度的“大氣候”和“小氣候”的共同作用下，這塊板子可以說是既偶然、也必然地打到了中國身上。說它偶然，從此事發生的直接原因看，不過是我國軍隊沿多卡拉山脊線我方一側向洞朗地區修築公路的行動，雖然僅僅是將以往的步巡改為車巡，強化邊境實控，降低執勤難度的一般性舉措，既沒有改變中印邊界現狀，也沒有威脅到印度本土的安全。

為了轉移國內改革矛盾，莫迪急需樹立一個假想敵

　　說它必然，從此事印度方面的策略選擇和行為方式來看，不失精明和審慎：在戰略的層面上，印度選擇了在我國最需要和平的時期突然發難，而且甫一開始就選擇了不留餘地，不留後路的強硬對抗模式，通過加快事件的進程迫使中國在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反應、前期占據優勢保證在事件預後上可以坐地起價的意圖相當明顯；在戰術層面上，印度顯然看到了洞朗地區雖然我軍處於地勢高位，但是落實到戰術地圖上，我軍反而在印度駐防部隊的下方，一旦爆發小規模衝突並不占優勢的特點，故而將預設戰場選擇在了這裡。

　　平心而論，就此次事件而言，印度人基本上做到了戰略意圖比較明確，戰術選擇比較恰當，對於這樣一個國家而言，已經算是超常發揮了。

　　留給印度隊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雖然本次印度方面的非法入侵行動，本質上是為了國際和國內的政治局面而服務的，但以目的而論，筆者並不認為印度方面僅僅會滿足於在政治層面和戰略層面上獲取比較寬泛的優勢與利益。相反，印度軍隊很可能並不只是想“打打嘴炮”，逞一時口舌之快，也很可能並不僅僅是想繼續玩他們的“祖傳手藝”，把無爭議國境線變成爭議線，把爭議線變成蠶食的對象，而是很有可能想來一場實打實的軍事勝利的。往小了說他們可能想再製造一起鐵列克提事件，往大了說也不完全排除印度陸軍可能實施的旅一級甚至師一級的戰役進攻。

　　筆者一直以來有一種感覺，那就是印度軍隊的“過於自信”：一是印度對其常規兵力的“過於自信”。儘管印度軍隊在錫亞琴冰川和幾次印巴戰爭中表現尚可，但是短板也同樣嚴重：機械化程度低下，組建的所謂新銳山地部隊還停留在輕步兵到摩托化的階段，師團一級火力支援力量相當孱弱；裝備自給率較低，武器型號雜亂，備件通用化程度不高。這支軍隊執行的低技術水平的治安鎮暴或印巴邊境摩擦戰，同我國在八十年代的兩山輪戰中把越軍吊着打比較類似（儘管戰鬥表現比我軍遠遠不足），是一種低水平的重複作戰，對實施現代戰爭並無太大的助益；二是印度對其核威懾力量的“過於自信”，儘管印度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突破真正的熱核武器技術，洲際導彈/中遠程導彈的技術水平又在事實上比朝鮮高不了多少，印度卻始終認為自己“有聲有色的核大國”地位相對穩固，並有以此為後盾同中國打一場常規戰爭的打算。地形上的不占優勢加上印軍自己的過於自信，打上民族主義的雞血和復仇主義的惡臭，筆者認為，印度方面是完全有可能來一場不計後果的軍事冒險的。

　　儘管作戰條件相對艱苦，而且諸多因素與我不利，筆者認為，我方在此次事件的處理中還是要秉持三個原則：一是不能讓它輕輕鬆鬆地抱上一條大粗腿，二是不能讓它隨隨便便就樹起一個敵人，三是不能讓它坐着就把錢給掙了。

　　說印度不能輕輕鬆鬆抱上一條大粗腿，針對的是此次事件背後的“大氣候”。印度既然要以此事為投名狀抱上美國的粗腿，美國也郎情妾意地想以此事為契機給印度的行為方式背書，我們就偏要打亂這一計劃。但是，雖然聽起來容易，這一目的反而是相當難以實現的目標：在中國崛起並在東亞地緣政治圈占據主導地位已快要成為既定事實的前提下，拉攏印度去實現從次大陸方向制衡中國乃至威脅我國的海上交通線，將成為美國在中長期的既定政策，且這一政策又和印度急於擴大自身在次大陸的影響力的目標相契合。這並不是這一次對峙打好或者打壞就可以輕易扭轉的了的。作為我國而言，進一步升級造艦計劃和軍備升級計劃，儘快爆出第三個、第四個航母戰鬥群比什麼都強，抓緊時間完善中巴經濟走廊與絲綢之路經濟帶更是具有戰略意義的一件大事。

　　說印度不能隨隨便便地樹立起來一個敵人，針對的是此次事件的“小氣候”。先前我們就已經分析過，本次對峙事件印度人來勢洶洶、咄咄逼人，急於占據上風、急於獲取優勢、急於坐地起價的意圖十分明顯，把我們樹立成凝（hu）聚（you）國內民心、推進國內改革的一個假想敵的目的也若隱若現，我們雖然在戰略博弈上失去了先手優勢，卻可以通過適當和審慎的應對策略，儘量地把這場對峙引入我方的戰略節奏，以此來獲取事件的轉機。

　　俗話說，話說三遍淡如水。印度越需要一場軍事上的勝利（或者說失敗），越需要一場政治上的上風，我們就越要反其道而行之，既不給它一場勝利，連失敗也不給它，在國際鬥爭和博弈上站穩立場，不給它任何趁虛而入的機會；它越想儘快打出一個結果，我們就越可以通過把對峙問題複雜化乃至有意扯皮的方式，拉長對峙的時間，使得印度方面找不到着力點，間接性地對印度國內的政局與改革局勢施加影響。畢竟對印度而言，如果此事不僅長期無法解決，甚至連個結果都沒有，對內又有一群虎視眈眈的地方實權派對着稅制改革上下其手，對莫迪而言，本來想急着立威卻煮了一鍋夾生飯，本來想儘快搞出一個結果，卻變成了久拖不決的一場鬧劇，無論如何，對他的內政而言，顯然不是一個多好的消息。

　　說不能讓印度坐着把錢掙了，其實表述不夠準確：領土是我們的，一分錢都不能給印度人掙去。儘管對於我們而言，多卡拉山脊對峙線上我們並不占優勢，甚至整個亞東突出部我們都不占優勢，但無論是從戰略意義上還是從戰術意義上看，手指地帶都不能丟：這是我們的國土，是藏傳佛教的聖地之一，一旦我軍撤出手指地帶，無論是因為被迫後撤還是主動後撤，沿亞東公路突入的印軍部隊將享有極大的行動自由：退可以在亞東以南的雪峰高原組織防禦，進可以通過亞東、帕里和江孜谷地走1904年英軍麥克唐納-榮赫鵬山嶽部隊的入侵路線，兵鋒直接威脅日喀則乃至拉薩，這對於我們而言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從純軍事觀點的角度，作為兩國博弈的堅強後盾，在亞東突出部儘快組織梯次防禦，在對峙線上掘野戰工事與半固定的碉堡火力點，儲備長期固守所需的糧食、彈藥都是極為迫切的需要。如果印度在狗急跳牆的情況下敢對我們搞軍事冒險，就一定要打好首戰，讓它有來無回。

　　總的來看，這一次的洞朗地區對峙事件，如果我國能做到在整個國家的層面上協同一致，通過彰顯軍事實力遏止印軍的冒險欲望，通過外交手段最大限度地揭露印度的霸權主義行徑，在戰略層面上選擇好合適的鬥爭策略和方式，最主要的是一線將士們同仇敵愾，筆者對這一事件有驚無險地解決是持樂觀態度的。

　　當然更樂觀的事情還在後面：我國實力的持續上升相對於還是期貨且交付時間遙遙無期的印度崛起，是顯而易見且毋庸置疑的事實。我們既要看到此次事件是因為修路而起，也要看到修路修通了以後，隨着我軍戰略投送能力的逐步提升，高原部隊大量換裝機械化裝備，加上我們基本上都位於瞰制地帶，“留給印度隊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在洞朗事件中，印度確實咄咄逼人了，可是更要看到，以後給它咄咄逼人的機會將越來越少。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總要看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