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蘇軍小戰士給戰友們表演節目。

　　俄羅斯《導報》6月22日發表康斯坦丁·蓋沃龍斯基的文章《為何蘇聯紅軍比德軍損失更多？》稱，76年前的6月22日，蘇聯衛國戰爭爆發。然而，時至今日，對於蘇軍和德軍的人員損失比例，仍無定論。蘇聯政府給出的蘇軍陣亡數字886.84萬人也一直備受詬病。總體來說，最符合真相的數字大概是紅軍死難人數是德軍的1.5-3倍。為什麼數字不是顛倒過來的那樣，紅軍緣何損失更加慘重？跟所有重大問題一樣，此處不存在簡單的答案，而是若干主觀及客觀因素的綜合作用所致。

　　彈藥

　　在戰爭片中，主人公多是被子彈擊斃。若是真實地重現二戰，65%至70%的死亡是彈片造成的，所以說炮彈才是罪魁禍首。這一最致命的武器恰是蘇軍的軟肋所在。在芬蘭之役結束後，斯大林便曾表示：“我們不能吝惜彈藥……如果捨不得地雷、炸彈和炮彈，而不顧惜人命，只會有更多人喪命。”然而，良好的意願是一回事，國家軍工業的製造能力這一嚴峻的現實擺在眼前。

　　1939年，蘇聯工農紅軍擁有的炮筒數量較之1930年增長了7倍。然而，彈藥生產卻跟不上了。跟槍炮本身的製造相比，彈藥的重要性同樣不容忽視，非但如此，彈藥的質量和數量甚至是衡量一國軍工業總體水平的更為準確的指標。儘管蘇聯化工行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在二戰前並未企及德國的水平。雖然武器數量出現了增長，但彈藥的供給率仍然停留於1914年的水平。以152毫米榴彈炮為例，一戰初期時每門搭配609枚榴彈，1941年6月時為690枚。

　　無論是一戰還是二戰，無論是沙皇軍隊還是蘇聯紅軍，在戰爭打響半年後，都遭遇了彈藥匱乏的窘境。1942年2月，擔任西方面軍司令員的朱可夫便向斯大林匯報說：“每門炮只剩下1至2枚炮彈。”

　　如果說沙俄時代尚有條件擴大彈藥的生產，那麼二戰中的蘇聯則不然，當時正在進行大規模的撤退疏散，部分工廠無法正常工作。除1945年外，莫斯科在整個二戰期間的彈藥生產都遜色於納粹德國。在TNT和其他炸藥的生產方面同樣如此。多虧美國國會通過的租借法案，蘇聯才獲得了12.7萬噸火藥和部分TNT炸藥，這相當於1944年全年的生產水平。歷史學家阿列克謝·伊薩耶夫指出，蘇聯彈藥中使用的半數火藥都來自於此。租借法案令蘇聯受益最大的正是火藥和TNT，而非坦克及戰機。

　　即便如此，蘇軍與德軍的差距仍然非常大。1942年時，德國炮兵共發射了1800萬枚105毫米榴彈，而蘇軍76毫米炮彈僅發射了1000萬枚。至於152毫米以及更大的炮彈，雙方差距更為懸殊，蘇聯是232.2萬發，德國則高達484.6萬發。在重型炮彈數量上的差距一直延續至戰爭結束。即使是在1944年蘇軍炮彈數量達到370.1萬發時，德軍還有755.3萬發。

　　彈藥荒導致在一些次要戰線上，紅軍無法集中使用炮兵對敵軍防線展開有效的火力突擊，給步兵、坦克的衝鋒開道。1944年9月14日，解放波羅的海的戰役打響。蘇聯官方歷史書上寫到：“由於彈藥配給不足，炮軍部隊在炮火準備階段的火力壓制縱深極其有限：波羅的海沿岸第2方面軍僅推進了700至800米、波羅的海沿岸第3方面軍推進200至300米，只有第1方面軍推進了3至4公里。”200至300米是什麼概念？即只壓制了第一道塹壕。事實上，面對波羅的海沿岸第3方面軍的進攻，德國人構築了2處防禦陣地，每個陣地各2道塹壕，每道塹壕還有交通壕與防禦縱深相連通。毫不誇張地說，蘇軍簡直是以血肉之軀在向前推進。

　　二戰結束後，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成員捷列金中將承認：“在華沙-羅茲-波茲南-波美拉尼亞戰役中，我們的隊伍遭遇嚴重削弱，物資幾乎耗盡，我們開始這場戰役時，彈藥嚴重短缺，這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是在過去，我們絕不會在後勤保障如此糟糕的情況下鋌而走險。”

　　人員

　　幾乎每位蘇軍將領在回憶錄中都會抱怨彈藥短缺。然而，抱怨下屬的段落卻很難找到。相反，將軍們時常對中下層指揮官所表現出的英雄主義精神大加褒揚。然而，保留至今的相關文件說明了一切真相。

　　頓河方面軍在1942年9至10月發動的一系列進攻行動皆遭遇滑鐵盧，事後該方面軍特別處撰寫的一份詳盡報告寫明了原因：“無論是中層還是上層指揮團隊，在戰術上都相當無知，無法準確判斷地形，失去了對部隊的有效作戰指揮，我們的步兵完全沒派上用場，步兵不擅作戰，這是一切失敗的根源。”頓河方面軍司令員羅科索夫斯基並非無能之輩，但他在絕望當中竟然也下令步兵去進攻阻攔部隊。

　　1942年時，蘇聯步兵的典型進攻方式如下：在炮火準備階段後，德軍的某些火力點再度開火，進攻者迅速臥倒不動。其實，壓制德軍機槍進攻的手段是足夠的：大炮、迫擊炮、重機槍。但無人指揮使用上述武器，從連到團的環節斷了聯絡。正如報告中寫到：“現有的無線電台由於報務員水平不過硬、指揮人員水平有限，得不到有效利用。”

　　遭遇火力攻擊，步兵只能匍匐前進，損失非常慘重。而司令部則要求再次進攻，但每次進攻的效果只會越來越差，傷亡人數不斷增加。

　　無論是朱可夫還是羅科索夫斯基，對此都無能為力。他們策划行動時想得跟曼施泰因和克萊斯特一樣完美，但蘇軍由於各個戰術環節的失利，戰場變成了絞肉機。

　　1944年8月，朱可夫致信紅軍組織部負責人，直言不諱地抱怨“文化程度低下”“在文化水平上，我們的軍官達不到現代戰爭的要求……由於幹部的無知和沒有文化，導致我們在技術裝備和有生力量方面頻繁遭遇重大損失，難以有所斬獲”。無論是排長、師長和軍長，還是預備役軍官，都成了他批評的對象，“我們的幹部培訓體系未能輸送出優秀且具有威信的戰場指揮官”。

　　然而，在當時的蘇聯到哪裡去找這麼多“有文化”的指揮官？大家或許對《軍官》這部電影記憶猶新。影片真實地再現了20世紀20年代紅軍指揮官家庭的日常生活：逼仄陰暗的住所、捉襟見肘的收入，柳芭一邊煮紅菜湯一邊掉淚，因為“妻子沒資格吃肉”。阿列克謝出去找柴火了，每月發的23盧布燃料費什麼都買不了，一車木頭就要200盧布。

　　要麼對軍人這一職業極為熱愛，極具使命感，要麼將從軍視為升官的階梯，才能一直堅守下來。因戰爭而一貧如洗的國家，不可能富養自己的軍隊，所以稱其為“工農紅軍”可謂名副其實。直至1936年，軍校才開始大規模招生，情況日漸改善。中將葉夫根尼·馬拉申科回憶到，1941年5月，他決定報考軍校，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人曾好奇地問他：既然是優等生，為何不考大學而偏偏想進步兵學院？

　　1938至1941年，蘇軍人數增長了4倍，單是步兵師就從98個增至229個，每個師下轄9個營。遺憾的是斯大林時代的大清洗，令指揮骨幹驟減。

　　1940年12月，紅軍最高指揮部舉行會議，提到從排到連、營、團，各個環節都問題纏身。有記錄為證：“指揮官們在戰爭中無法明辨形勢，對敵人情況缺乏了解……營長的指揮水平明顯不足……最薄弱的環節就是營級。”其實，這批指揮官還受過一定的培訓，但不少人在德軍最初的閃電襲擊中殞命，其繼任者的水平更不敢恭維。

　　斯大林

　　1941年，德國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即斯大林授意簽署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從北方、中央、南方3個方向，發起了對蘇聯的閃電襲擊。蘇軍一路潰敗，損失慘重，除客觀原因外，《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這一主觀原因不容忽視。

　　曾任德國陸軍總參謀長的古德里安曾如此描述過1939年德軍進攻波蘭時的情形：“人們對於進攻命令毫不知情。炮兵營的觀察員坐在步兵隊伍里，無所事事。誰都不知道敵人在哪裡，前線也沒有偵察人員……”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安東尼·比弗筆下參與諾曼底登陸的美國新兵也是同樣的“懵懂”：士兵們一遇射擊就臥倒並匍匐前進，淪為迫擊炮的攻擊目標。指揮美國第一集團軍的奧馬爾·布雷德利將軍不得不下令軍官和中士“面對攻擊不能臥倒，因為整個排都會馬上效仿”。

　　然而，1941年時的德軍跟進攻波蘭時絕非同日而語，他們經歷了2場大型軍事行動的歷練，即波蘭和法國之役，還有不少中小戰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所以在蘇德戰爭初期可謂勢如破竹。相比之下，由於《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蘇聯紅軍放鬆了警惕，主力都是新兵，習慣了和平年代的安逸，最初簡直潰不成軍。後來，蘇軍的士氣、作戰水平才逐步提升，官兵們以生命和鮮血為學習代價，慢慢成長起來，作戰形勢得以扭轉。

　　1943年春，不可一世的德國人開始哀嘆本國步兵水準的“災難性滑坡”“50%甚至比例更高的損失並不鮮見，指揮官培訓不足，無法正確地搭配火力與進攻……他們無法在戰爭中隨機應變，士兵並未兵分多路，而是蜂擁而上，對方的子彈呼嘯而來”。這似乎是1941至1942年蘇軍窘境的重演，只是此刻面臨人員不足，只能將從未受訓的年輕男子倉促派上前線的是德國。蘇聯的彈藥、坦克、大炮、飛機補給逐步跟上，官兵越戰越勇，在斯摩棱斯克、列寧格勒和基輔之役中摧枯拉朽，雙方的傷亡差距開始縮小，從戰爭最初的3比1到1945年的1比1甚至低於德軍。然而，由於初期人員損失過大，這一比例最終未能扭轉。勝利的代價是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