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奇的是這兩篇文章能存活多久， 算是存檔吧， 也與網友分享

郭松民|“忠王不終”的林彪

　　李秀成(1823—1864)出身於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在金田起義參加太平軍後，他作戰機智勇敢，很快從一名普通士兵晉升為青年將領。天京之變後，他與英王陳玉成力撐危局，取得了二破江北大營、三河大捷、二破江南大營等勝利。被天王洪秀封為忠王，稱“萬古忠義”。

　　1864年6月，湘軍攻陷天京，李秀成被俘後在獄中寫下數萬字的自述，追述自己的經歷和太平天國歷史，其中也有對曾國藩阿諛和求饒的內容。8月7日，李秀成被曾國藩殺害，年僅四十二歲。

　　關於李秀成的爭論，源自戚本禹發表於1963年第四期《歷史研究》的一篇文章《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在此之前，羅爾綱等太平天國史的研究“大家”多認為李秀成寫下自述是“偽降”，委曲求全的敘述是保存實力的一種手段。而戚本禹則認為“自述”完全是一份背叛太平天國事業的自白書：“詩詞化為長江的波濤，也洗不淨這一頁投降變節的可恥記錄”。

　　戚本禹的文章敢於挑戰學術權威、著名教授，在當年“一石激起千層浪”。時任萱萱掌門人的周揚以及史學界由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鄧拓等著名專家組成的研討會，都對文章持批判態度，戚本禹一時壓力極大。

　　逆轉形勢的是毛主席對於李秀成是否投降變節的十六字批語：“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戚本禹開始聽到口頭傳達時還以為是“忠王不忠”，後來才知道是“忠王不終”，意為晚節不保。

　　現在看來，毛主席確實是文章大家，遣詞造句具有極高的準確性，用“終”而非“忠”，等於只否定了李秀成被俘後的階段，並沒有否定李秀成的一生，這種評價完全符合歷史唯物論。

　　之所以想起這場公案，是因為在剛剛過去的“九一三”前後，關於如何評價林彪，又出現了激烈爭論。總有一些人想重新全面肯定林彪，或者用各種離奇的猜想，把林彪說成是某種陰謀的犧牲品。

　　我認為這些說法都不準確，還是用毛主席評價李秀成的四個字“忠王不終”來評價林彪比較準確。

　　林彪的人生軌跡和李秀成有驚人相似。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林彪曾為革命做出過重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後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在最後的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他卻出了嚴重問題，最終晚節不保，是為“不終”!

　　在烽火連天的戰爭年代，林彪表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這一點很少有人質疑。紅軍時期，他在四年左右的時間裡從連長晉升為軍團長不是偶然的，確實是“能打勝仗”的結果。同時，林彪的迅速成長也和毛主席耐心細緻的輔導分不開。毛主席在1930年1月5日撰寫的論述中國革命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寫給林彪的函授教材。這份教材公開發表後，也教育、鼓舞了無數革命者。在解放戰爭時期，許多在林彪身邊工作過的人或他麾下的將領如吳法憲、李作鵬等，都描述過這樣一個細節：林彪隨身帶着一個挎包，裡面裝滿了毛主席著作的各種單行本，很多都被林彪反覆閱讀過，上面滿是圈圈點點。

　　林彪能打仗，也和他善於總結經驗教訓有關。比如在平型關戰役之後，他連日軍的鞋底硬，不利於爬山都注意到了。解放戰爭開始後，他到東北指揮大兵團作戰，很快就總結出了“六項戰術原則”，包括“一點兩面”、“四快一慢”、“三猛戰術”、“三三制”、“四組一隊”、“三種情況三種打法”，這些戰術原則非常實用，是毛主席的軍事哲學思想在戰術領域的具體體現。被推廣之後，東北我軍的戰術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使經過美軍教官訓練的、前身為“中國遠征軍”的國民黨王牌部隊新一軍、新六軍、71軍等都瞠乎其後，先後被全殲。

　　新中國成立後，林彪長期養病，但也有不少亮點。比如林彪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毛主席當時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九一三事件之後，多認為這是林彪的政治投機之作，現在看來，這未免是因人廢言。

　　林彪的這篇講話，正確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充滿了辯證法精神，扭轉了大會前期瀰漫的失敗主義情緒，增強了黨的團結，對團結全黨戰勝困難起到了重要作用。更為重要的是，林彪的這篇講話並不僅僅是林彪個人的看法，也代表了黨內許多高級幹部和軍隊高級將領的看法。

　　1959年廬山會議後，林彪接任國防部長，成為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開始狠抓政治工作，提倡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軍隊建設進入了我軍最好的歷史時期之一。我軍影響力最大英模雷鋒，就出現在這個時期。其中林彪歸納總結的“四個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 ，政治工作第一 ，思想工作第一 ，活的思想第一 。體現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規律，在今天也有很強的借鑑意義。

　　1963年11月16日，毛主席提出：“自從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軍隊的軍事、政治工作都有一個新的發展。”翌年2月又提出“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接着毛主席又說：“我們以前是靠解放軍，以後仍然要靠解放軍。”並發出了“全國人民學解放軍”的號召。

　　但遺憾的是，林彪未能善始善終，像周恩來總理那樣時刻提醒自己“保持革命晚節”，終於在文革中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現在一些庸俗的、甚或別有用心的歷史研究者，總是希望把毛林之間的鬥爭描繪成無原則的政治鬥爭，這是差之毫厘謬之千里。

　　毛主席和林彪之間的鬥爭，根本上是路線鬥爭、政治鬥爭。路線鬥爭、政治鬥爭往往包含了權力鬥爭，有時甚至體現為權力鬥爭，但權力鬥爭並不等於政治鬥爭。比如今天西方的選舉，雙方並無本質的政治分歧，甚至相互抄襲政策論述，這種選舉其實已經淪為無原則的權力鬥爭。

　　毛林之間的分歧，主要是關於文革的看法。關於毛主席的文革理念，我曾經有專文論述【點擊閱讀】，概括起來說，毛主席是希望通過“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的升級換代，建立一個能夠落實“人民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原則的人民社會主義。

　　而在林彪看來，文革的意義就在於奪權，這一觀點在他著名的“五一八講話”中體現的十分明顯。既然被他視為奪權主要對象的劉鄧在文革中已經出局，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已經確立，那麼文革就應該結束了，所以在準備九大時，他授意陳伯達搞了一篇核心觀點是“唯生產力論”的政治報告，但被毛主席否決。

　　考慮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艱巨性、複雜性，所以毛主席對那些跟不上自己的腳步，不理解文革的老幹部是寬容的，基本上採取了批評、教育、等待的態度，比如對待小平同志和捲入“二月逆流”的老帥們都是這樣。

　　林彪反對文革，如果他能夠公開亮明自己的觀點，毛主席應該也會像對待小平同志那樣對待他，林彪的歷史定位也會和現在截然不同。但問題在於林彪選擇了用搞陰謀的方式搞政治，這就犯了政治大忌。

　　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以堅持“稱天才”的方式挑起爭論，目的是要用清君側的方式先清除文革的骨幹力量，再達到否定文革的目的。換句話說，張春橋不是林彪的目標，文革才是林彪的目標。

　　毛主席對這一切明察秋毫，洞若觀火。在毛主席看來，你有不同的政治主張，如果提出來公開辯論是可以的，但用搞陰謀的手段來推行，這就證明你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問題是嚴重的，原則性的。而毛主席“對原則問題一向抓住不放”。

　　在戰爭中使用謀略，兵不厭詐、借刀殺人、假途伐虢等都沒有什麼問題，因為是欺騙敵人。但在政治鬥爭使用這類謀略，就是在欺騙那些信任你的人。

　　林彪沒有意識到，政治必須是光明正大的，必須是陽謀，不能是陰謀。一切策略手段都只能在亮出自己政治旗號的前提下才能使用，而政治旗號本身是不能作為謀略手段來使用的，否則就等於蓄意欺騙黨和人民，等於自證自己是政治騙子，等於公開宣布自己政治人格的破產。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南巡途中提出著名的“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就是針對林彪在廬山搞陰謀講的。

　　儘管林彪已經暴露出了如此嚴重的問題，但毛主席在處理林彪時仍然表現出了驚人的耐心和寬容，從九屆二中全會到南巡，整整等了他一年，希望他能夠覺醒並主動檢討，主動下台階，但林彪始終採取了抗拒的態度。被他寵愛、信任的“老虎”林立果，反而試圖通過暗殺——一種更加極端惡劣的陰謀來解決問題，最終導致在溫都爾汗折戟沉沙。一代名將，暴屍荒野。

　　林彪為什麼不肯走下毛主席為他設好的台階，通過主動檢討來擺脫政治困境?這讓很多人感到困惑。在我看來也很簡單，因為林彪是用搞陰謀的方式搞政治，承認自己的錯誤，等於承認自己在搞陰謀，這等於政治自殺。

　　毛林之間的矛盾，本質是路線鬥爭，任何其他解讀都是錯誤的。在九屆二中全會上，黨內所有反文革的力量都站在林彪身後，所以毛主席可謂力挽狂瀾，林彪集團的失敗，標誌着文革的繼續深化。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忠王不終”的林彪留下的最大歷史教訓，就是毛主席概括的“三要三不要”，林彪違反了這三條原則，導致了他最後的失敗。

　昨天寫了《新中國人物論之：“忠王不終”話林彪》一文，網友反應很熱烈，也提了不少問題，我盡己所能，嘗試回答一下。

　　一問：林彪對文革的態度究竟如何？

　　答：林彪對文革的反感，不亞於黨內其他老幹部，實際上也不亞於劉鄧。這從他私下裡稱“文化大革命”為“文化大要命”就可以看得出來。最近這些年來，林彪的“四大金剛”中的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都出版了回憶錄，都證明在1966年底批判資反路線，劉鄧出局之後，以林彪為首的軍人集團成為抗拒文革的主要力量。

　　二問：既然如此，為什麼林彪給人以支持文革的強烈印象呢？

　　答：這是因為文革初期的主要目標，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林彪的軍人集團並不處於地方上的“當權派”位置，所以不是造反派衝擊的主要目標。並且，隨着地方“走資派”的相繼垮台，軍隊開始“三支兩軍”，反而獲得了接管地方政權的機會，成為文革的受益者，這也是林彪在文革初期高調支持文革的深層次原因。

　　但林彪表現出對文革的支持，並不等於他真正理解、認同文革的目標(如前文所述，這就埋下了後來分裂、失敗的種子。

　　三問：毛主席是不是從文革一開始就是利用林彪，準備在打到劉鄧後再打到林彪？

　　答：許多秉持反毛立場的陰謀論者，在這個問題上製造了大量謠言，實際情況當然不是這樣。

　　雖然從林彪1966年的“五一八講話”之後，毛主席就明白林彪理解的文革和他的本意有差距(在致江青的一封信中寫的很清楚，並且這封信也給林彪看過)，但並不認為這是無法克服的問題。

　　1967年武漢“七二0事件”之後，毛主席意識到文革的全部目標不可能一蹴而就，以後可能還要進行多次，九大最重要的功能是要肯定文革的意義並鞏固文革的成果，所以毛主席確定的主題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誰和誰的團結呢?從廣義上說，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從狹義的角度說，就是林彪及軍委辦事組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團結，如果林彪堅決執行了九大方針，當然不存在打到他的問題。

　　九大通過的黨章，以白紙黑字的方式寫上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這在黨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從現在披露的資料看，這一條是康生、江青、張春橋力主寫上，毛主席同意的。寫上這一條，是中央文革小組希望和林彪集團加強團結的重要表示，只有從鞏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角度，才能明白為什麼要寫上這一條。

　　但在這種情況下，林彪性格的狹隘性，以及反文革的政治本能頑強的表現出來了，他不僅沒有主動採取措施加強團結，反而在選舉時默許軍委辦事組成員故意不投江青的票，把分裂暴露在全黨面前。後來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更是率先發難，要揪張春橋，迫使毛主席不得不反擊，最終導致了林彪自身的覆滅。

　　1970年10月14日，毛主席在吳法憲的檢討上用痛切的語氣批示：“（軍委）辦事組各同志（除個別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記了九大通過的黨章”，“又找什麼天才問題，不過是一個藉口。”

　　1970年4月15日毛主席在葉群的檢討上批評葉群：“當上了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線拋到九霄雲外。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風”。“不聽我的話，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除了陳待審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

　　毛主席這裡指的就是他們破壞團結的行為。最後一段講政策的話，是毛主席當時的指導思想，後來的事實證明，毛主席主要是要讓他們認識錯誤，仍然希望挽救他們。

　　縱觀歷次黨內鬥爭，我們會發現一個基本規律：毛主席從來都是後發制人，從來沒有主動的去“整”什麼人。

　　以作為林彪命運轉折點的九屆二中全會為例，如果不是林彪率先發難，一度搞得像是要“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那麼一切也就風平浪靜的過去了。所以毛主席經常感慨樹欲靜而風不止，“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四問：林立果的出現意味着什麼？

　　答：林立果的問題，有一個發展的過程。當時的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在林彪的授意下對林立果採取了極不負責的態度，把林立果捧為“超天才”，1969年10月18日，在任命林立果擔任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兼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時，又擅自把空軍的指揮權交給林立果（即：今後空軍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匯報，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調動、指揮），把林立果推上了自我毀滅的快車道。林立果身邊的人也吹噓說，“林立果的出現，解決了我們黨第三代接班人的問題”，林彪要培養自己的兒子當“太子”的意圖昭然若揭。

　　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林立果的問題逐漸暴露，這也迫使毛主席必須重新考慮接班人問題。試想，中國革命付出了如此重大犧牲，如今又搞了文化大革命，難道最終竟然是為了建立一個林家世襲王朝嗎？這個結果是毛主席和人民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的。所以林立果的出現是林彪最終出局的重要因素。

　　林立果在林彪集團內被捧為“太子”，也表明這個集團是一個帶有法西斯色彩的軍事-封建集團，毛主席粉碎了這個集團，避免了中國歷史的大倒退，這是毛主席對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現在一些反毛反的發昏的人，把林立果捧為改革開放的先驅，那只能說是貽笑大方了。

　　至於林立果組織“聯合艦隊”，陰謀暗殺毛主席。這個陰謀是不是來自林彪直接授意，目前沒有看到更有力的材料，這裡不多談了。但林立果之所以如此有“能量”，當然是和林彪長期縱容、扶持分不開的，作為回報，林立果則親自把林彪送上了那架飛往地獄的256號三叉戟飛機。這對林彪而言，也算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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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郭對林彪的軍事才能與貢獻都評價過高。 林彪的軍事長處是戰術總結和戰術練兵， 短處是缺乏大視野， 是共軍將帥中唯一不能大規模作戰以弱勝強的元帥。 原因可能是因為他缺席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