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家軍事指揮系統節點略圖

　　冷戰時期，美國武裝力量為高效管理其龐大的戰略核武庫，按照高度集中統一的原則構建了一套中心化、樹型結構的戰略核力量指揮與控制體系。兩極格局瓦解後，全球戰略形勢顯著變化，在核領域，美國面臨更加不確定且模糊的威脅。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核戰略界反思了承襲自冷戰時期建立的核力量指揮與控制模式，重新思考以往高度中心化的核指揮與控制體系能否確保國家及武裝力量決策層對戰略核武器的高效控制，並避免對此類力量實施指控時的混亂。對此，美國在2001年《核態勢評估》（NPR）報告中提出，可能需要對現有核指揮與控制系統（NCCS）框架進行調整，使其能夠將響應非核戰略性襲擊和主動戰略導彈防禦行動，納入現有戰略核力量指揮與控制系統框架中。此後，負責直接指揮控制戰略核力量的戰略司令部（STRATCOM）提出對核指揮與控制系統實施去中心化改造，形成分散化的戰略核力量指揮與控制框架。但目前，美軍高層仍未對構建分布式、網絡化的戰略核力量指揮與控制模式形成共識，相關試驗和實踐也未真正付諸實施。

　　總體看，美軍戰略核力量的指揮與控制系統，其系統構成、決策和指控流程仍沿用自冷戰時期形成的成熟框架，新世紀以來美軍對此類指控控制系統的完善主要聚焦在相關流程和具體工具層面。在此，將從美軍戰略級核指揮與控制系統（NCCS）的構成、現狀，以及近期現代化改造項目等角度，闡述該主題。

　　一、美國戰略級核指揮與控制系統的構成

　　行使對戰略核武器的作戰運用的指控與控制，是美國總統作為美國武裝部隊總司令的獨有權力。為確保總統正確、高效行使此職責所建立起的軟、硬件支撐體系或能力，被稱為“（戰略級）核指揮與控制”（NC2）；而構成的具體機構（平台）和流程則被稱為“（戰略級）核指揮與控制系統”（NCCS）。此系統具體包括：設施、裝備、通信系統、流程、相關人員和建築等所有用於為戰略核力量部隊籌劃、指揮和控制戰略核作戰行動所必需的要素。它是總統行使其對戰略核武器最終控制權的中介與工具。

　　（一）戰略核力量指揮與控制機構與平台

　　在美國的戰略級核指揮與控制系統框架下，最主要的機構要素是美國國家軍事指揮系統（NMCS），它是美軍全球指揮與控制系統的中樞，為美國國家指揮當局（NCA）和參聯會主席（CJCS）提供對全球美國武裝力量（核及常規部隊）的指揮與控制支持。下圖所示，是美國國家軍事指揮系統在本土的主要指揮節點和支撐節點結構。

　　下面分類闡述上圖中各類指揮節點情況。

　　國家軍事指揮中心（NMCC）。該中心位於五角大樓地下，是美國國家指揮當局日常履行對所有武裝力量（包括戰略核力量）的主要場所。中心內保持全天時警戒值班狀態，負責戰略核態勢監控的值班團隊由一名（上將級）高級軍官領導（常被稱為“deputy director for operations”）。除履行對全球美軍常規作戰行動的戰略指導職能外，該中心還負責監控全球戰略核態勢及美軍戰略核力量的情況。

　　國家空中作戰中心（NAOC）。如位於五角大樓的國家軍事指揮中心因襲擊喪失功能，國家空中作戰中心將接替前者的指揮控制功能。國家空中作戰中心以經特別改裝的波音B747-200B型飛機為載機，機隊主要部署於內布拉斯加州offutt空軍基地，隨時確保1架飛機處於跑道待飛警戒狀態。戰時，每架飛機標準配置114人，可空中受油並持續位於空中巡航。該機配備有極高頻（EHF）和甚低頻（VLH/LF）數據鏈路，相關通信設備都經抗電磁脈衝（EMP）強化。通常，空中作戰中心機隊由戰略司令部提供日常運維和人員配置。

　　“R點位”（Site-R）。該場所位於馬里蘭州里奇堡（fortRitchie）地下，通常情況下此指揮機構位於維護待命狀態，是國家軍事指揮中心（NMCC）功能喪失後接替其指控功能的備選指揮場所之一。

　　戰略司令部全球作戰中心（STRATCOM GOC）。該中心位於歐福特（offutt）空軍基地的地下深處，是美國國家軍事指揮系統（NMCS）的重要備份。該中心還可作為戰略司令部指揮官的指揮中心，是其行使對美軍戰略作戰力量的日常管理與指揮的主要場所。緊急情況下，戰略司令部指揮官在獲得美國國家指揮當局的授權後，也可在該中心行使對戰略核力量的指揮控制。該中心深藏地下，常年處於戰備值班狀態，擁有充足的人員和物資配給可執行長時間的戒備任務。

　　戰略司令部空中指揮所（STRATCOM ABNCP）。如果戰略司令部全球作戰中心無法履行其指揮功能，由E-6B型飛機改裝的空中指揮所（ABNCP）將接替其功能。該型空中指揮機由波音707改裝，每架指揮機配備22名人員。在履行戰略核力量的指控任務時，如果地面設施指揮功能喪失，該機擔負着將發射密碼中繼、傳輸至地面洲際彈道導彈（ICBM）發射設施的使命。同時，該型空中指揮所還擔負着為海軍彈道導彈核潛艇提供“控制及中繼”（TACAMO）支持。該機可裝載長達2.5英里長的尾曳式長波天線，通過此VLF/LF通信系統可向水下戰略核潛艇傳輸控制指令。除VLF/LF通信能力外，該機還配備有UHF或EHF衛星通信系統。目前，該機隊部署在俄克拉荷馬州丁克爾（tinker）空軍基地，由於擔負着對潛基核力量的指控任務，海軍戰略通信第1聯隊常年向該機隊派遣有值班人員。

　　戰略司令部機動式加固指控中心（MCCC）。此類機動式加固指控中心由大型卡車改裝而成，可沿公路或野外機動部署，是戰略司令部全球作戰中心和空中指揮所的重要備份指控機構。

　　（二）戰略核力量指揮與控制流程

　　戰略核武器指揮與控制系統及其運行流程，是美國國家戰略指揮系統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冷戰時代，美、蘇兩國都曾竭力強化其自動化戰略核武器指揮與控制系統的可靠性，甚至構建了應對最為惡劣情況的“死手系統”，即首腦指揮機關遭敵方先制核突擊消滅或喪失指揮能力的情況下，其核武器系統仍可在判明遭襲後獨立自行向戰略核部隊發出核密碼及核打擊指令，自動打擊預設好的敵國戰略目標，或者將其他核武國拖入核大戰。核大國的戰略核指揮系統強調應對敵方全面核突襲的可靠性，最極端的情況下無需人力介入就可直接自動激活。

　　根據現有美軍核作戰條令（2005年版JP 3-12），戰略核武器的指揮與控制流程涉及以下三類要素：指揮關係、指揮與控制和指揮職責。

　　指揮關係。在涉及戰略核武器的指揮活動中，美國總統始終是處於金字塔尖的唯一決策者，他有權就核武器的運用或行動終止做出最終裁斷。當然，現代核危機決策的高度複雜性和急迫性使總統無法單獨完成此類使命，他需要獲得國防部長和參聯會主席的諮詢建議支撐，行使作為戰略核武器運用最高決策者的使命。從指揮鏈角度看，涉及運用戰略核武器的指揮關係高度單一、簡潔。

　　具體而言，總統在參聯會主席的建議下，通過國防部長向相關作戰指揮官（CCDR）發布正式的戰略核打擊命令。此處所稱的作戰指揮官，涉及兩種情況，在大多數情況下，它特指戰略司令部的職能作戰指揮官，後者直接控制着空、海軍的核戰略核武器系統（空軍第20航空隊、第8航空隊，海軍第17潛艇中隊、海軍第20潛艇中隊），獲得總統授權後，戰略司令部將具體完成核打擊任務的計劃與執行；其次，如果行動涉及非戰略核武器（低當量核武器），作戰指揮官則特指“戰區作戰指揮官”，戰區作戰司令部指揮官負責制定戰區本級使用核武器的行動目標及計劃。由於目前美國的全球戰區中，僅歐洲司令部具備核打擊能力（除本土外，美軍迄今仍在歐洲儲備有數百枚核武器），因此其他戰區司令部如涉及遂行核行動計劃時，計劃制定過程將更多地得到戰略司令部、國防威脅化減局以及聯合參謀部、國防部相關戰鬥支援機構等部門的協助。

　　指揮與控制。現代戰爭的高節奏，尤其在涉及戰略核武器運用的籌劃和決策場景中，尤其需要精簡和優化，使其精準、及時地控制核作戰部隊按決策層意圖展開行動。為此，總統在國防部長的協助下調用全球美軍的ISR和通信資源，用於實現及時準確的態勢感知和行動指揮。必要時，總統將採取越級指揮的方式，直接向一線任務部隊下達調控指令。

　　指揮職責。在具體遂行戰略核打擊任務時，戰略司令部指揮官擔負着最重大的職責，他擁有對選定實施戰略核打擊任務的具體部隊的作戰指揮權（COCOM），並負責核作戰部隊的具體作戰與支援保障協調。有時，戰區作戰指揮官可能被賦予對戰略核作戰部隊作戰行動的作戰控制權（OPCON），比如當戰略司令部指揮的核轟炸機需途經某個戰區前往目標戰區遂行任務時，途經戰區的作戰指揮官將負責協調任務力量在本戰區內的支援與保障行動。

　　（三）戰略核力量指揮與控制系統的功能

　　戰略級核指揮與控制系統的主要用途，在於保障和支撐總統有效掌握核武器系統。隨着新型技術系統廣泛應用，核指揮與控制系統（NCCS）的功能也有所拓展，可就戰略核力量的運用向總統提供建議和決策支持。其主要功能包括：

　　態勢監控（situation monitoring）。全球各地區、主要國家的政治及軍事態勢變化，以及可能的環境變化因素（如惡劣氣象會影響空基核力量的運用），都可能影響戰略核威懾力量的行動和運用，因此戰略級指揮與控制系統必須要能有效掌握實時戰略態勢，通過融合分析處理戰略級情報，指揮與控制系統將確保及時向決策層和總統更新最新的戰略態勢。核指揮與控制系統構成內的大多數中心裡都編設有專業情報小組，他們能夠隨時訪問機密級以上國家級情報系統獲得其信息支持。

　　戰略預警和攻擊評估（TW/AA）。探測並分析潛在的（針對美國的）戰略攻擊事件，是核指揮與控制系統各類功能中對時間最為敏感的一類功能。在日常值班中，戰略預警和攻擊評估功能要能夠快速辨識、分析並判定某種導彈或火箭發射事件的性質，並排除可能的虛警信號。如果一旦證實發射事件未經事前通報，核指揮與控制系統需判明其發射地點、規模和潛在的攻擊區域，輔助做出正確決策。要高效發揮戰略預警和攻擊評估功能，各級指揮中心需採取多重交叉驗證的方式探測、分析和辨識特定事件，即同時採取兩種以上不同的偵察探測手段（如預警衛星和遠程雷達）確定攻擊事件，以儘可能提供準確性。

　　決策（Decision Making）。依據現行戰略核作戰決策條令規範，緊急情況下總統在做出使用核武器的決策時，需諮詢參聯會主席（《美國法典》第10編第151條P.L。 99-533），後者是其在做出類似決策時的主要軍事顧問。當然，總統也可能選擇諮詢其他顧問人士。因此，核指揮與控制系統必須要能在各種情況下確保總統與其顧問和核部隊指揮官之間的通信與信息聯繫，使總統能夠及時更新掌握最新態勢，並根據最新態勢信息做出決策。

　　核力量管理（Force Management）。決策層需要隨時掌握戰略核威懾和實戰力量的戰備狀態，尤其在重大危機期間，此類管理與監控數據更為重要。在協助總統完成對戰略核力量的管控和作戰運用時，此類數據包括各類力量的戰備狀態（是否可用於作戰）、其位置或維護保障狀態等。通過核指揮與控制系統的全球通信網絡，此類功能將幫助日常收集、分類和處理戰略核力量的各類信息，將其處理為容易理解的內容提供給關鍵決策者。

　　核武器控制（Weapon Direction）。此功能包含核指揮與控制職能的兩項主要內容：核武器安全（也稱為“負控制”）和核武器的“正控制”。前者包含一系列設計用於預防核武器非授權使用的系統、工具、流程和操作規程；後者則用於確保由總統發出的指揮指令，得以正確傳達至具體核作戰部隊。

　　由於擔負着至為關鍵的使命，核指揮與控制系統及其功能的發揮必須具備如下特點。首先，整套系統必須具有極端的高生存性（通過加固、機動、冗餘和隱蔽等綜合措施實現），它要能在核對決的末日環境下正確運作，確保總統能夠在任何情況下行使對戰略核力量的指揮控制權。其次，系統必須具有極端的高可靠性，它要能在任何環境中迅速建立總統與特定部隊、人員之間的聯繫，確保信息流轉過程中的準確性，防止虛警或虛假信息傳輸。最後，系統還必須具備高安全性，系統必須準確識別並驗證經授權的人員、指令對系統的訪問和運用，杜絕任何情況下的非授權使用，還應防止敵方攔截、偵聽並破譯此類通信信息。

　　二、美軍戰略級核指揮與控制系統的現狀

　　（一）新近納入至核指揮與控制系統的新功能

　　當前，美國戰略級核指揮與控制系統中的主要指揮中心和設施都起源於冷戰時期高強度核對抗和核戰爭的需要。例如，北美空天防禦司令部（NORAD）在科羅拉多州夏延山地下深處的指揮所掩體在1966年就投入使用，最初投入使用的E-4型國家空中作戰中心指揮機於1974年入役；戰略司令部在歐福特（offutt）空軍基地的地下指揮所則於1989年完工並投入使用。此類核指揮與控制節點，具有極為突出的抗毀和冗餘指揮能力。但冷戰後新的安全環境對國家核指揮和控制系統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2000年後美國國會和軍方多次召開聽證會和辯論，削減在核指揮與控制系統領域的投資。例如在1980年代，高度激烈的核對峙使美蘇都提防對方突然對己方首腦和決策層實施的“斬首襲擊”，因此雙方的核指揮和控制系統高度強調生存能力和信息傳輸的高可靠性。但隨着新世紀以來，美俄簽訂《莫斯科條約》將雙方的戰略核武器限制在1700~2200件之間後，冷戰時期那種激烈對抗的核危機已不太可能發生了。在此背景下，國會感到無需再耗費巨資維持高戒備狀態的核指揮控制系統。

　　據同期美國國會研究報告顯示，2000年後在核安全領域，除了類似中、俄這類傳統國家級核對手外，美國更關注可能擁核但行為模式更加不確定的朝鮮、伊朗等國，以及可能獲得核武器的非國家行為體，利用有限核武器發起的“孤狼”式恐怖核襲擊，及由此對美國國家和社會造成的災難性影響。例如，國會在2001財年的國防授權法案中就要求組建委員會，評估各種（核或非核）電磁脈衝攻擊（EMP）對國家的影響。儘管當前對此類問題的爭議仍在繼續，但對核指揮與控制系統而言，可能並不如冷戰中類似議題的影響那麼直接和顯著。

　　相較而言，新三位一體核力量體系的確立，使傳統的核指揮與控制系統（NCCS）需要擔負新的使命，具體包括使總統能夠監控和指導戰略級非核快速打擊和主動（導彈）防禦行動。這類挑戰，對現有核指揮與控制系統的影響既是系統性的，也是技術性的；畢竟在新的設想和規劃中，核指揮與控制系統不再僅限於涵蓋戰略核力量，戰略性的非核進攻和防禦力量和行動也將被納入到其體系之下。具體而言，更多單位或部隊將被整合到由總統主導的核指揮與控制系統和決策流程之中。

　　以具體場景而言，新的運行模式對指揮鏈的響應速度要求更高，比如導彈防禦行動對決策周期的時限要求更甚於冷戰時期的決策場景，而由最高決策當局指令實施的非核戰略級打擊行動（對敵方戰略目標實施的常規精確打擊，或運用信息、電子、定向能武器及特種作戰力量實施的“非動能”打擊行動），也需要設計新的指控流程加以實施。由於核武器運用流程設計有專門驗證總統合法授權的機制，但常規武器無論在技術上還是運用流程上並未設定有類似機制，因此要將涉及戰略級常規力量的指控流程融入到傳統核指控流程中的難度可想而知。

　　（二）對兩種新作戰決策場景的指控流程推定

　　由於資料所限，目前美軍理論界對於在核指控和指控系統中融合戰略級非核作戰系統指控流程的研究進展和具體環節仍未披露，但仍可做如下推定。

　　戰略級彈道導彈防禦行動的決策場景。由於以下兩類原因，使得判斷是否需要總統參與到具體的決策周期較為困難。一是導彈防禦行動涉及更多的常規作戰機構和部隊（包括戰略司令部、導彈防禦局、戰區司令部，反導及其支援保障部隊，這與核作戰決策時較單一明確的指揮鏈明顯不同），因而，當指控活動需跨越更多組織邊界時，各類各級機構的現有審核流程很可能影響高時限要求的決策活動，導致貽誤戰機。二是導彈技術正日益向全球各國擴散，朝鮮、伊朗等國的導彈射程與威力與日俱增，而相應的美國全球反導資源的增長速度卻難以滿足在全球保護美國本土及重要盟友的需要，因此在一些場景下，決策層可能需要有所取捨，即決定哪些地區需要重點保護，而哪些地區需要暫時放棄，此類決策顯著對最高決策當局的指控提出更高要求。

　　在高時限要求的反導防禦決策背景下，此類難題的解決在於迅速判定突發且敵對的導彈發射威脅等級，以及是否需要總統介入指控循環。對此，有專家認為現有戰略ISR能力（即能夠較準確判斷出需要由總統介入決策過程的特定導彈襲擊場景）仍未獲得更大提升前，總統不宜直接干涉具體行動的指控，應在參聯會的輔助下由其提供原則性指導和交戰規則（ROE），具體行動仍應交由戰區指控官（CCDR）負責，通過簡化決策過程來提升整個指揮鏈的運作效率。

　　戰略級非核打擊行動的決策場景。與上一種場景相比，戰略級非核打擊行動的決策時限要求較為寬鬆，因此總統是否介入行動決策周期並非緊要問題。2001年伊拉克戰爭以來，美軍在持續戰爭實踐中也經歷過多次由總統直接決策和指控的重要行動，例如，在中東和西亞戰場上利用無人機襲擊可能導致高附帶毀傷的人員目標，針對“基地”組織領導人的特種作戰獵殺行動等。因而在此類場景中，總統認為如有必要，或者參聯會主席認為需要總統介入決策過程時，總統及其軍事幕僚團隊可能僅利用其專屬核指控與控制系統發布指令，並在一線聯合作戰指控機構的協助下指導、監控任務部隊的行動。

　　對此，美軍理論界有意見認為，需要發揮核指揮與控制系統和資源在運用於其他民事—軍事行動時的次級效用（Secondary Uses），而且這也有助於此類系統的日常運維和有效性、可靠性檢驗。例如，國家軍事指揮中心（NMCC）對全球軍事行動的全天時監控能力，可供總統及其幕僚在危機事件時靈活運用；具體案例如2001年“9.11”事件後混亂的初期，總統就通過北美空天防禦司令部（NORAD）夏延山指揮中心和五角大樓國家軍事指揮中心（NMCC）的核指揮與控制系統，就事故初期恢復本土空中秩序與管理提供了具體指導。需要時，國家軍事指揮中心還將編成一個由聯合參謀部、國防部長辦公室或相關機構資深軍官及幕僚人員組成的快速響應小組或危機行動小組（CAT），幫助總統擬制行動指令、監控現場態勢和力量行動，以及準備簡報和發布會等事務。

　　三、美軍的戰略級核指揮與控制系統現代化

　　考慮到國會及軍方對核指揮與控制系統功能拓展的共識，以及美國對未來多樣化、不確定性國家威脅的認知，2000年後國防部就指令編組專門委員會展開對“美國國家核指揮與控制系統的端對端審查”活動，前國家案例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擔任該委員會主席，對核指揮與控制系統所涉及的各類流程、事務（從國家指揮當局的運作，貫通至具體戰略級核/常武器的運用）展開審查，促進現有系統確保對“特定武器及系統授權使用安全運維，以及防止非授權使用”。通過審查，形成了對戰略級核指揮與控制系統展開後續現代化改造的需求及建議。

　　（一）冷戰後時代對戰略核力量指揮與控制系統的需求

　　核指揮與控制場所的生存能力問題。持續多年的審查發現的首要問題，是現有核指揮與控制系統的生存能力問題。儘管大多數核指揮與控制系統設計於冷戰時代，設計有大量確保人員生存能力的防毀傷強化措施，例如，高冗餘的生存和通信能力設計，地下加固建築設計等。但自柏林牆倒塌以來，20餘年裡這類強化加固設計並未獲得系統性的修繕維護，導致很多設施頻現安全問題，影響了其在高危作戰環境下的生存能力。對此，國防部認為應加強此類核指揮與控制設施與場所在全壽命周期內的管理與維護活動，提升其日常運維、使用單位的建議權份量。

　　核指揮與控制場所運維人員的短缺問題。審查還發現，隨着冷戰結束後戰略核作戰部隊因受關注程度降低，其編成內各級有經驗的操作人員呈持續流出的狀態。面對此類情況，核任務部隊不得不採取一職多崗、一專多能的策略，確保核武器系統處於較低限度的可運維狀態。在日常警戒值班狀態下，核指揮與控制系統的運維尚足以維持，但在危機狀態下經驗豐富人員的流失導致的流程運行遲滯卻可能影響整體系統的運轉。對此，委員會針對核指揮與控制系統的人力資源的統籌和長遠維持提出一系列建議。

　　核指揮與控制系統因編制調整導致的問題。冷戰時期，美國總統通過垂直且簡明的指揮鏈（總統在參聯會主席的諮詢建議下，通過國防部長、空/海軍戰略核力量指揮機構（如戰略空軍司令部[SAC]）行使對戰略核力量的指揮權。冷戰結束後，美軍組建新的戰略司令部（STRACOM）統籌空、海軍戰略核力量的日常運維、值班和作戰運用事務。但隨着2000年以後戰略司令部職能日益拓展，陸續新組建一系列具有戰略職能的下屬組成司令部，擔負更多戰略性軍事任務的戰略司令部逐漸發展成為一類去中心化、多功能的作戰司令部（CCMD），例如，當前戰略司令部下轄全球打擊、空間作戰、導彈防禦、信息作戰以及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等組成司令部，這些司令部在地理位置上相互分隔（雖然通過加密網絡確保各部分緊密相聯），但新形成的更為扁平化、協作性的指控流程，卻顯著有別於以往垂直單一的戰略級核指揮與控制流程。對此，2006年版《四年防務審查》報告強調未來核指揮與控制系統應能在爆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電磁或網絡攻擊行動時有效履行職能，並就此提出很多建議；包括更新以C-32型指揮機隊（由波音757改裝）取代E-4B國家空中作戰中心（NAOC）指揮機，取消車載式戰略司令部機動式加固指控中心（MCCC）等。

　　核指揮與控制系統因節點分布式網絡化導致的聯通問題。冷戰時代的核指揮與控制系統雖然也擁有基於互聯網協議的通信系統，但在形成了新網絡節點拓撲結構後，核指揮與控制系統的信息化網絡通信系統需要進一步完善。目前，因網絡的鋪設和檢驗運用仍在持續當中。無論美軍核指揮與控制系統最終能夠達成預期改造目標，但此類系統的通信容量卻自1991年後經歷了爆發性增長。例如，2001年至2010年，美國軍用衛星通信數量容量已增長了1000%，而至2020年時同類能力可能需要增長2500%。在此背景下，核指揮與控制系統的通信冗餘度和容量都將有巨大改善，高保真視頻和語音通信將廣泛地應用於核作戰指令傳輸。但問題正在於，此類無線衛星網絡在緊急狀態下運用並確保傳輸信息安全方面並未經歷殘酷檢驗9，加之考慮到它們對信息基礎設施的高依賴程度，因此其可靠性仍存疑。

　　（二）美軍核指揮與控制系統性能提升項目

　　針對上述問題，美軍自2006年以來啟動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其核指揮與控制系統適應未來安全態勢的性能提升項目。這些項目深刻地影響了其核指揮鏈的各個環節。當然，就整體而言，這類項目主要在於“修補”現有體系，而非全新的構架或項目。

　　應急最低必要通信網絡（MEECN）。應急最低必要通信網絡，是一類為確保最危急狀態下總統與值班狀態核部隊之間保持通信聯繫的鏈路網絡，它是多類應急通信方式的總稱。包括更新配備於E-4B和E-6B指揮機上的高數據率終端系統（改進型微型接收終端[MMRT]），原有系統仍是1960年代的產品。更新各指揮中心的保密計算機終端（被稱為“防注入接收緊急行動信息指控終端” [DIRECT]），此類終端被用於傳輸總統在應急狀態下向核作戰部隊發布應急行動信息（EAM）。提升現役配備於“民兵”彈道導彈發射控制中心（LCCS）的超低頻/低頻（VLF/LF）和極高頻（EHF）衛星通信（MILSTAR）系統。為擔負核作戰任務的戰略轟炸機和加油機加裝超低頻和EHF通信系統，替換其性能已無法使用的系統。

　　國家軍事指揮系統（NMCS）改進項目。拉姆斯菲爾德任防長期間，國防部啟動了一系列對國家軍事指揮中心（NMCC）及其接替指揮所“R-點位”的技術升級，還包括在五角大樓新設置兩處獨立的指揮中心：統一指揮中心（Unified Command Center）和資源與態勢感知中心（Resources and Situation Awareness Center），用於整合國家軍事指揮中心（NMCC）和各軍種涉及戰略核武器的情報感知和指控功能。這些新建的中心主要用於拓展原有中心對全球危機的監控能力，在需要運用核武器時則協助國防部長和參聯會主席向總統提供專業的軍事建議，貫徹總統做出涉及核武器的決定。除新建中心外，國防部還於2007年開始升級位於夏延山的北美空天防禦司令部指控中心和戰略司令部的全球作戰中心的導彈和攻擊評估（TW/AA）功能和系統。

　　機載指控與控制中心改進項目。自2006年起國會審批通過了軍方對升級機載核指揮與控制機的多個項目。包括E-4B型國家空中作戰中心（NAOC）和E-6B戰略司令部空中指揮所載機（ABNCP）升級項目。具體涉及機體結構檢測和強化、換用新型發動機、燃油系統、環境控制、電子設施和飛控安全系統等的升級。例如，將原機型上過時的模擬式語音傳輸和記錄系統升級為最新型的數字式系統，研製可供高級領導人在機上的全套辦公設施，完善機載局域網絡，將機載模擬式超高頻通信系統（用於與其他機型和地面設施的通信）升級為數字式系統，升級機載精確導航系統使其融入美軍的全球空管系統。

　　用於核指揮與控制功能的衛星通信系統項目。美軍計劃於2010年後採購並部署先進EHF（AEHF）通信衛星系統，它將取代臨近老化退役的MILSTAR EHF衛星系統。該系統星座由5顆分布在不同軌道上的衛星構成，危機時可用於核武器指揮與控制通信，非必要時也可由戰術空軍使用。AEHF星座可提供安全、強抗干擾且高數據率的通信能力。但同時，該項目與其他項目類似，也面臨着部署延期、預算超支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