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今年8月公布的“新南亞政策”中，用罕見的強硬口吻抨擊巴基斯坦庇護極端主義組織。這份報告雖然對於印度着墨不多，但仍重點強調了與美印戰略夥伴關係，並邀請印度在阿富汗發揮更大的作用。

　　10月18日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出訪南亞之前，在華盛頓著名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表題為《確定下一個世紀我們與印度的關係》的演講，除了將“印太自由開放（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作為主題外，也把印度同日本、澳大利亞一道列為美國區域戰略的支點國家，同時也賦予了印度在其南亞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儘管印度並沒有出現了特朗普亞洲之行長長的行程單上，但這並不影響美印兩國媒體和智庫對於美印“新蜜月”憧憬和期待。

　　在這種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印太自由開放”的提法究竟體現了什麼樣的戰略認知變化？這種變化會怎樣影響美印之間的共同利益？多年不溫不火之後，美印戰略夥伴關係如今能否有所突破？

　　“印太自由開放”是“亞太再平衡”的“南亞加強版”？

　　2010年10月11日，前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標誌着美國“印太再平衡”戰略粉墨登場。在此文中，希拉里明確指出美國已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投入過多資源，而亞太才是美國最需要關注的區域，因此美國必須“重返亞太”。

　　在這一論斷的背後，其實是華盛頓對於美國主要威脅的判斷變化：對於美國利益和安全構成主要威脅的已經不再是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而是國力不斷上升的中國。正是在這種邏輯下，奧巴馬政府做出了在中東戰略收縮，制定伊拉克、阿富汗撤軍時間表，並圍繞中國加強在東亞的防務投入和經濟協調的決定。

　　如果說奧巴馬時期的“亞太再平衡”是把美國的焦點從中東、中亞移到亞太地區，那麼包括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內南亞地區就是“亞太再平衡”的最大盲點，並因此在域內不可避免的產生了許多矛盾和扭曲。例如，雖然“亞太再平衡”戰略已將中國視為美國最主要的競爭者，但是印度作為美國對抗中國的重要潛在夥伴，奧巴馬時期的印美關係與布什時期相比不升反降。與此同時，巴基斯坦“美國反恐主要盟友”的地位也沒有因為“亞太再平衡”而被動搖，反而因為美國的阿富汗撤離和重建計劃而受到更多關照。

　　與其說“印太自由開放”是特朗普政府對於奧巴馬“亞太再平衡”的反動和顛覆，不如說是繼承和加強。“印太自由開放”繼承了“亞太再平衡”將中國視為主要威脅的判斷，只是在如何應對這一威脅的問題上，特朗普政府將奧巴馬忽視的南亞因素也考慮在內。換句話說，特朗普政府希望通過“印太自由開放”，使其南亞政策能更好服務於美國主要戰略任務：平衡中國崛起。因此，美國南亞政策焦點也自然從巴基斯坦偏轉到印度——在印巴對立難以調和的背景下，與其支持與中國親近、且和極端組織關係曖昧的巴基斯坦，美國不如支持與中國齟齬不斷、且堅決反恐的印度。

　　自阿富汗反恐戰爭以來，美國對巴基斯坦施以數以幾十億美元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但特朗普認為巴方不僅對境內極端組織的清剿不力，還與阿富汗極端組織保持曖昧聯繫。因此，在維持巴基斯坦不崩潰成為恐怖主義新策源地的基礎上，美國希望在援巴問題上及時止損，並希望中國對於巴基斯坦的援助能夠幫助保持巴國內穩定。

　　目前，中國已經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對巴基斯坦開展了可觀的援助，這大大減輕了美國對於巴基斯坦國內局勢的顧慮。根據與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南亞事務主任約書亞·懷特的訪談，中國對巴援助客觀上使得美國得以從巴基斯坦抽身轉向印度，而不必過於擔心巴基斯坦國內秩序崩潰。

　　因此，可以說同“亞太再平衡”戰略相比，“印太自由開放”着力理順美印關係，使其南亞戰略得以從孤立的國別政策，轉變為美國全面區域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

　　美印戰略協調的三大基石

　　平衡中國、反恐和阿富汗是美印戰略協調的三大基石，也是“印太自由開放”背景下美國南亞政策向印度偏轉的推動力。目前，在這三個問題上華盛頓和新德里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戰略共識。

　　首先，對於美國和印度來說，平衡中國的共同利益顯而易見。美國擔心中國在經濟、軍事、外交上挑戰其在亞太、乃至全球範圍內的霸主地位。而印度不僅擔心中國在其邊界造成壓力，還擔心中國勢力不斷向中亞、南亞、印度洋地區擴張，壓縮其戰略空間。就具體舉措而言，美印簽署然《後勤保障協議》、美國同意幫助印度增強軍、擴大情報共享等都體現了雙方對於這一共識的信心。目前，已經就先進戰鬥機、無人機、航母技術等技術採購達成意向，還有可能從單一採購向共同生產、共同研發的深度合作方向發展。

　　其次，美印同受中亞、南亞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勢力威脅，因此反恐也是兩國合作的重要基礎。特朗普在恐怖主義問題上對巴基斯坦採取了空前嚴厲的口吻，指責其為“窩藏恐怖主義的天堂”，這一說辭無疑與印度指責巴基斯坦長期支持“跨界恐怖主義”論調相契合。無論莫迪和特朗普在反恐問題上會對巴基斯坦採取什麼樣的實際政策，印美至少在輿論口徑上面對巴基斯坦占據了道義制高點。此外，目前美印在反恐問題上着力構築的這種道義制高點，也常常被兩國用來指責中國“袒護”巴基斯坦。

　　第三，阿富汗也是美印兩國潛在的合作領域。在阿富汗重建問題上，特朗普明確希望印度進一步介入，這正精確契合了印度對於插足阿富汗事務的渴望。在今年8月份公布的美國“新南亞戰略”中，特朗普表示更願意在阿富汗採取一種“開放式結果”，既通過“增加利益相關方”的方法，規避美國在阿富汗問題上面臨的潛在風險。

　　印度則希望介入阿富汗事務，進一步利用阿富汗國內對於巴基斯坦的不滿和積怨，對包括普什圖民族主義者、地方實力武裝、阿富汗政府等施加影響力，繼而在阿富汗培養親印勢力，企圖達到從北面擠壓巴基斯坦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宣布投資的伊朗恰巴哈爾港今年10月底運送了第一批物資前往阿富汗。顯然，美印在阿富汗存在共同利益，但由於伊朗與美國關係並不明朗，恰巴哈爾港如何在美印協調中發揮作用目前仍有很大不確定性。

　　客觀而言，美印戰略協調的三大基石中，“平衡中國”具備的是戰略層面的重要意義，而其他兩者則更多在戰術層面上。正因如此，決定美印關係走向的關鍵就是雙方圍繞“平衡中國”展開的博弈。

　　美國提出印太戰略，但至少美印得同心協力

　　美印戰略關係的局限性

　　雖然在“印太自由開放”的大背景下，美國南亞政策重心已經明顯向印度偏轉，且美印關係進一步拉近，但是這離兩國進行實際的戰略協調還有很長的距離。

　　美印之間存在對於彼此的戰略預期差，這可能也是兩國之間最難以逾越的合作障礙。美國希望印度能夠直接發揮牽制、制衡中國的功能，但是印度卻不甘心做美國的棋子，而印度希望美國將其視為平起平坐的大國夥伴。這一戰略期待差的直接結果就是美國對於其對印政策的成果轉化機制產生了懷疑，不願貿然推進其的對印親善政策：

　　一方面，如果美國向印度大肆讓利（如布什時期的美印民用核協議），印度往往不會感恩戴德投桃報李，而是顯出一副照單全收的“大國”架勢，令美國無功而返，顏面掃地；另一方面，如果美國不對印度進行讓利，印度由於國力差距很難發揮主動性，因此美印之間所謂的戰略協作就只能流於口頭。這一矛盾在布什和辛格、奧巴馬和辛格時期都沒有解決，而今在錙銖必較的特朗普與強硬堅定的莫迪之間，解決戰略預期差可能性並不高。

　　印方對於美國策略可靠性也滿腹狐疑。雖然特朗普上任初期大量印方評論對其寄予了極高期待，認為強硬的特朗普能夠在安全、貿易等多個方面奉行對華強硬，扶印抗中的政策，但是特朗普的商人特性使他不但在貿易問題上對中國軟化了立場，而且還不顧印度對於“G2”的敏感性，在訪華期間還大談“中美聯手可以解決世界上大部分問題”。

　　無疑這些表現都使印度感到顧慮，畢竟美國手中對中國可打的牌遠多於印度，因此印度在處理對華問題上必須要比美國更加謹慎，貿然跟隨美國可能會在不經意間成為犧牲品。例如，一些印度媒體就注意到，雖然美國和印度一開始都表示不會參加今年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但美國在最後關頭卻“背信棄義”，仍派出官方代表團參會，這就使得印度成為少數缺席高峰論壇的大國。

　　值得注意的是，美印之間的戰略預期差與戰略信任問題並非不可調和。理論上說，在美印勢力對比不發生逆轉的情況下，只要美國純粹支持印度而不求回報，或印度心甘情願和日本、澳大利亞一樣讓渡部分主權成為美國的馬前卒，那麼就自然消除了對於戰略預期和信任的不確定性。

　　然而，這兩種情況在短期內發生的可能性都不太高：一方面，除非遇見緊急情況，歷來奉行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的印度不會放下大國矜持而淪為他國附庸，成為尼赫魯口中不屑一顧的“二流國家”；另一方面，自詡“交易高手”特朗普也自然不甘心做美國做單方面向印度讓利的冤大頭。由此可見，“印太自由開放”雖然理順了美國南亞政策和其主要戰略任務之間的關係，為美印深度協作做了一定的鋪墊，但兩國關係因此發生根本性改變的可能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