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史鑑今，由對日本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成敗入手，分析了當今美國所面臨的安全挑戰，認為技術變革、“第四次工業革命”、技術的擴散和聚合、網絡、信息以及準軍事行動正改變着當前安全威脅的形態。作者認為，相對於的針對戰爭進行常規性軍事準備，美國更為緊迫的任務是以全新思維為信息化時代的全方位戰役而準備。文章編譯如下：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帝國海軍第一機動艦隊以6艘航空母艦突然襲擊了珍珠港，那時的日本軍隊顯然是為了這一場戰役進行了精心準備。當時，日本海軍是世界上唯一能夠同時以6艘航母作戰的軍隊。其航母艦載機聯隊擁有當時世界上性能最強的零式戰鬥機，還擁有經過嚴格訓練並在數年中日戰爭中進一步強化成長的飛行員。針對打擊珍珠港作戰開發的戰術可以說是打破了常規理念，如以往所認為的“魚雷無法在淺水環境中發射”等。而且，總體上可以說，日本海軍艦隊是成熟的作戰概念和戰術、技術發展、裝備採購以及殘酷的現實訓練的長期性、系統性整合的產物。他們的發展歷程，值得我們研究。

　　日本海軍作戰條令來源於殘酷的作戰經歷。帝國海軍的第一項戰役指導條令發布於1902年，是以中日戰爭的經驗教訓為基礎的。經過日俄戰爭之後，該條令數次修改，最後日本海軍將重心明確於以潛艇、各種輕型兵力以及後來的航空兵的支持，與美國海軍作戰艦隊進行一場決定性的交鋒。

　　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日本海軍精心定製了“攔截和消耗”戰略，用以對抗美國海軍的攻擊，並系統性地加以實施。此戰略的成果包括：遠程水面進攻能力的發展；魚雷中隊夜戰能力的完善；重型巡洋艦優化設計和建造的達成；“勝過”敵人戰術的發明；20世紀30年代快速戰列艦夜戰部隊的發展；海軍航空兵力的鍛造；作戰能力最強的戰列艦的建造。

　　日本海軍的戰術和作戰隊形也經過了精煉以支持作戰概念。他們在現實鬥爭中進行訓練，承受了其他海軍儘量避免的風險。

　　初期的作戰成果似乎證實了日本帝國海軍各項舉措的正確性。二戰頭兩年時間裡，日本和美國及盟友海軍部隊共交戰21次，日本取得了10勝6平的優勢戰果。但是，僅僅過了兩年時間，帝國海軍就退出了高效作戰部隊的行列。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雖然部分上是由於日本的工業基礎確實無法支撐他們與美國之間的全面戰爭，但其實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戰前的帝國海軍並沒有極注重後勤、情報和反潛戰（ASW），而且人員更新換代的渠道也是不恰當的。另外，日本的技術基礎並沒有開發出革命性的實力，如雷達、變時引信和先進反潛戰武器等。海軍同陸軍之間的爭鬥從戰略層面上對整個國家造成了傷害，使作戰效能受到衝擊。海軍航空兵始終被置於輔助性地位之上。整個海軍的心態一直停留在實施決定性水面作戰上，那些對正統教義形成挑戰的創新性思維並不受歡迎。當決定性水面戰役沒有成為現實之時，日本海軍無法轉換到其他途徑。

　　更重要的是，在戰略層面上，日本特別是帝國海軍的主要計劃目標是局部性有限戰爭，而不是實際上所參與的廣泛的無限製作戰。正如我們經常所說的，我們可以從低能的戰術甚至是作戰概念中恢復，但很少能從低劣的戰略中恢復。總之，1941年的日本帝國海軍準備參與的是他們所期望的一次戰役，而不是隨之而來的一場戰爭。

　　一、當前的條件

　　這種擔憂是否也是當今的美國所應當考慮的？美國和聯合部隊（特別是地面部隊）擁有着超過10年的作戰經驗。部隊裝備了性能良好的各種系統，而且聯合作戰被反覆強調；各種投資的目標也是為了重建戰備能力、解決短板問題、鼓勵新鮮觀點。在經歷了“9.11”恐怖襲擊之後，美國做了很多工作，一直在為複雜、動盪、迅速變化的未來而作準備。但是這些是否已經足夠了呢？

　　2016年未，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Ashton Carter）概括提出了一項旨在解決5項“緊迫但有明顯區別並不斷進化的挑戰”的寬泛戰略：

　　•對抗俄羅斯的侵犯和脅迫；

　　•管理亞太地區的歷史性變化；

　　•壓制伊朗，保護中東地區盟友國家；

　　•打擊恐怖主義，擊敗伊斯蘭國（ISIL）恐怖組織；

　　•準備應對不確定的未來。

　　最後一項挑戰包括此前所宣稱的“保持對未來威脅和未來敵人的技術領先地位”，如：

　　•培育“大量我們認為的將給予我們未來決定性作戰優勢的不同技術”

　　•使“我們的全志願部隊在作戰行動、組織結構和人才管理上更具創新性和靈活性”。

　　聯合部隊也在重建應用於“全方位作戰”的能力，第三次抵消戰略正在解決反介入/區域拒止等領域的高端挑戰。

　　總之，這些舉措強調的是戰略、戰役和戰術層次上多個方面的靈活性和創新性的重要意義。國防部領導人很清楚地認識到了減少直筒式思維、倡導集體思考的需要。然而，這些舉措可能依然不足以解決關重大的未來安全挑戰。

　　過去幾千年來，戰爭的內在人文本質並沒有發生多少變化。自遠古以來，影響作戰、發動宣傳、瓦解秩序、政治顛覆、心理作戰等等一直是軍事衝突的組成部分。儘管如此，“衝突連續統一體”中的戰爭特徵和戰略競爭始終以極其複雜的方式接受着外力影響。這些影響因素包括：

　　•技術變革的進程；

　　•“第四次工業革命”和經濟發展的社交性、社會性效應；

　　•“技術的擴散和聚合”，包括空中力量的民主化和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情報、監視、偵察（C4ISR）的商業化應用發展；

　　•現代社會對於網絡的日益依賴和“攻擊面”向網絡的迅速擴張；

　　•由社交媒體和全時新聞周期所產生的信息的容量、速率、精確度和價值（IV4）；

　　•多維、混合形態戰爭和在脅迫對手、削弱潛在敵人方面的非武裝衝突措施的效能。


　　二、國防部控制之外的安全發展

　　（一）技術變革的速度

　　過去15年來，科學技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所造成的影響不僅僅是社會性的，也是作戰性的。技術變革的速度很重要。如果一項能力，比如單位成本的計算能力，每18個月提升一倍，那麼5年時間內將提高到原來的9倍，10年時間內將變為100倍，15年時間內更將變為1000倍。有些人會覺得這種增長速度會放緩，這也是有可能出現的。另一方面，某些類型的能力也會發生急劇增長，如量子密碼學的相關能力將逐步引入。無論如何，基於當前條件的線性投影技術將無法在未來繼續發揮作用。

　　而且，這些變革正發生於很多領域之內。例如，在生物技術領域，近10年來，人類基因組排序的成本已成百萬倍降低；機器人和自動化載具將很快普及；添加物製造（如3D打印）日益成熟；納米技術進入從電池、藥物到爆炸物等各種行業的廣泛應用期；支撐萬物的能源技術也正在經歷着各種不同類型的轉型。生物技術、機器人、添加物製造、納米技術和能源技術等所有領域的變革和交互，都應當納入國家安全規劃的考慮因素之內。

　　（二）第四次工業革命

　　世界經濟論壇的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博士認為，世界正處於“第四次工業革命”之中，其特徵是逐漸模糊了物理、數字和生物學領域分界線的技術融合。調整的範圍及其系統性的影響將是極具破壞性的。這種力量是一把雙刃劍，在向社會提供重要的綜合性收益的同時，也以社會動盪、人員失業等形式對個體造成負面影響。

　　勞務市場的瓦解可能在社會內部出現不平等的增長，將對現代經濟造成嚴重挑戰，甚至會對技能偏低的勞務群體和發達世界中水平較低部分造成極大影響。這些領域，已經成為摩擦衝突的傾向性發源地，將會進一步影響到發展。無論從哪方面看，這種情況都會創造出安全問題。2015年，百萬難民幾乎壓垮了歐洲的政治架構。未來，還會有數倍的人群將受到影響。

　　政府可以施加影響，卻無法做到絕對控制。戰爭與和平、民間和軍事、作戰人員和非作戰人員、國內和國外、公眾和私有、物理和數據以及生物等等之間的分界線變得模糊。長期以來的國家壟斷和定義清晰的專業領域已經無法確保穩定和安全。在力量廣泛分布的世界中，保衛人民的責任正由國家轉移到私有領域身上。變革，可以挑戰大部分社會契約，影響到“為何、怎樣、為誰而戰、誰來支持”等問題。國內動盪、激進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潛能極高，除非政府和私有領域能夠有效的管理轉型。從過去的經歷看，我們無法獲得足夠信心。

　　（三）技術的擴散和聚合

　　很多重要能力正在政府控制之外自由發展。例如，美國國防大學的知名戰略學者T.X。黑姆斯（T.X。 Hammes）指出，掌握在小國或者非國家行為體手中的“小型、智能、大量”能力，能夠顯著提高先進軍隊干預行動的成本，正如“去全球化”將降低第一時間干預調停的積極性一樣。

　　開源傳感器如商用空間成像、自動化系統、移動電話、可穿戴設備和物聯網（IoT）以及數據分析和決策輔助能力等，也在持續擴散之中，意味着很多成熟的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情報、監視和偵察能力不再是政府的專屬領域。這將在不遠的將來對兵力的機動和集結能力形成挑戰。

　　（四）對網絡的依賴

　　整個社會，特別是發達社會，對於網絡的依賴越來越大。網絡“攻擊面”也在不斷擴展。越來越成熟的黑客、阻斷服務攻擊、虛假信息等等，使得網絡安全再無放鬆警惕的空間。處於不安全狀態中的全球物聯網出乎意料的迅速普及，對於“智能”性重要基礎設施的防護工作帶來了獨特的挑戰。另外，在“觀察、調整、決策、行動”（OODA）循環之中，“觀察”和“調整”兩個階段越來越多地產生於電磁傳感器和處理後信息，而“決策”和“行動”兩個階段則更多地由信息處理工作來支持。這意味着網絡能夠在任何領域（陸、海、空和空間）控制“觀察、調整、決策、行動”循環。

　　（五）信息的容量、速率、精確度和價值

　　英國新聞工作者尼克·高英（Nik Gowing）早在2009年就指出，很少有組織（軍事或者民間、公眾或者私有）能夠有效應對由社交媒體和全時新聞圈所產生的信息的容量和速率。這些壓力僅是近幾年才開始加速發展的，目前更增加了“假新聞”和其他虛假報導等內容，進一步為信息的精確度和價值帶來了問題。其結果是，對於社會、金融的不安全感放大傳播，所有人都會受到網絡攻擊或者網絡犯罪的影響，人們開始覺得再無安全之地。

　　（六）混合戰爭和灰色地帶衝突

　　在衝突的連續統一體中，混合戰爭有各種不同的定義。部分人強調“軍事手段和宣傳、網絡活動等非軍事工具的融合。”另外的觀點則認為混合戰爭是“先進能力與非常規兵力和戰術的融合”。與混合戰爭相關聯的是灰色地帶衝突，行為體運用“逐步遞進的步驟確保戰略手段的達成。他們所做的工作，保持在低於引起強大的美國或者國際社會反應的水平，但卻是有力而安排周詳的，將通過時間的積累而達成可觀的牽引力。”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和東烏克蘭、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一系列行動就是實例。此類綜合性的、長期性的、多維度的戰役，跨越了政策、技術、社會學和經濟學的邊界，極難作出相應的對策和有效的反應。

　　信息的容量、速率、精確度和價值可以放大這些工作的效應，以不可實際觸及的方式深刻地干擾民眾的生活。其結果是，未來衝突的重心將由作戰部隊和關鍵軍事節點轉移至交戰國民眾的起居室和移動設備。傳統的戰鬥力還是需要的，但是國家安全設施也必須考慮到如何幫助民眾保持對多樣化、持久性混合戰攻擊的適應力和對短期武裝衝突的應對措施。

　　應對以及實施此類戰役應當成為國家安全事務的核心部分，安全規劃工作也應當超越國防部直達國家層面。


　　三、為戰爭而準備？

　　美國必須保持陸、海、空、太空和網絡空間的有效作戰能力，但是這些能力是否足以應對未來將面對的各種衝突？在此，我們可以考慮以下戰役想定：

　　•某方運用3D打印技術，僅花費數千美元就生產了一些無人機，並配備了爆炸裝置。這些無人機上安裝了智能電話用以引導飛行到某機場，隨後找到機場上飛機機翼與機身的交叉部位，降落其上並引爆。在某個下午，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略航運可能會遭到破壞，全球空中交通陷入混亂或者中斷。那時，國會和公眾當然需要知道為什麼我們沒有為此做好準備。

　　•重要國家基礎設施的組成部分遭到未知來源循環性網絡攻擊的瓦解或者破壞。工業控制系統和迅速發展的物聯網之間的連接設備（如智能功率計）使得這種攻擊幾乎無法阻止。電力、水等公共設施變得不再可靠。智能化的城市將變得特別脆弱。

　　•全國範圍內的惡意軟件攻擊破壞了醫療設施、運輸機構，在關鍵時刻干擾了公共和私有行業決策者。

　　•由裝備精良的無國家標誌作戰人員發起屬性未知的準軍事行動，危及陸上邊境或者海上邊境線的安全。

　　•由社交媒體放大、由多種“萬物皆非真實，任何皆為可能”主題組成的虛假信息作戰，削弱國家決心和民眾對於長期秉持的信念的信心。

　　如果不加以應對，隨着時間的推移，此類戰役將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國家的決心、國際行為的規範、國際安全架構的核心以及西方民主的基本原則。

　　我們應當如何應對一個只恨自己運用虛假信息、致命性自主武器、生物武器太少的敵人？我們價值數千萬億美元的國防設施將如何保護我們對抗挑戰？我們如何使我們以及盟友的民眾和機構抵擋住長期性的、多元化的瓦解活動？這些是國家要解決的關鍵問題，而不僅僅是軍隊的。

　　有跡象顯示，美國已開始更多地關注灰色地帶衝突的挑戰。過去幾年來，在混合戰、灰色地帶問題方面已出現了大量觀點和著作，奧巴馬總統也於2016年12月簽署了《反謠言和宣傳法案》。國土安全部和聯邦調查局已經發布了關於俄羅斯惡意網絡活動的調查報告。但是，美國還需要採取更加成熟、更加精細的措施。

　　海上軍種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作出貢獻。所需要的必要因素是要保持高效的戰鬥力解決全方位威脅，而不僅僅是“我們準備最多的或者最易於出現的戰爭”。一個顯示國家付出極高國防預算但卻並未帶來同等水平能力的事件，會比其他事件更快的打擊到公眾的信心。每個軍種成員，都應當認識到混合戰/灰色地帶衝突是他們作戰任務的一部分，因此海軍作戰部長關於達到高速認知水平的要求是必要的。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上將建議建立起智力資本，同盟友合作，在任何環境中同高知識夥伴的協同都是有價值的。

　　施瓦布（Schwab）博士從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視角提出了令人生畏但必將面對的挑戰：“對於技術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重塑我們的經濟、社會、文化和人文環境的問題，我們必須形成綜合性、全球性共享的觀點。”決策者需要脫離傳統的線性思維，“戰略性思考塑造未來的破壞力量和革新力量。”

　　我們需要的是戰略視角，但必須得到清晰縝密而又廣泛的支持。我們所面對的挑戰超越了傳統的防務概念。僅靠國家安全專家的言論已無法說服民眾。國家安全戰略應當以全社會的方式確立，要以能夠引起共鳴的信息吸引不同的群體（如新加坡2005年對抗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徵所採取的措施那樣）。我們需要再次開發出恰當的能力，認識到這些能力必須緊密關聯於不斷發展的環境，而且與以前的能力極不相同。

　　如果沒有這樣的戰略框架，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陷入了並沒做好取勝準備的一場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