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經濟中的相互依賴不斷加深”“跨國關係深度介入世界政治”“相互依賴條件下的世界政治是制度化的”這些都是美國著名學者羅伯特·基歐漢的國際關係理論核心思想。他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最主要奠基人，其理論對於當今世界具有很強的現實解釋意義。在過去一年，美國的政策選擇大大加深各方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從“美國優先”的邏輯出發，特朗普政府收緊移民政策，並加速從多邊平台後撤，國際合作機制感受到一股明顯的壓力。“美國優先”的國內根源是什麼？如何看待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崛起態勢？近日，《環球時報》記者就這些問題對基歐漢進行了專訪。
談美國——即使是目前白宮智識較高的官員，依然沒有意識到多邊機構的重要性
環球時報：過去這一年，全球治理領域最大的特點是什麼？
基歐漢：去年，全球治理領域表現出的最大特點是多重國際機制因為美國政策的調整感受到壓力。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選擇沒有意識到，儘管國際政治存在無序的一面，有着不同利益訴求，以及每個國家基於自己對國家利益的理解而行事，但是各國採取合作的機會依然廣泛存在，國際政治不是一個零和遊戲。麥克馬斯特（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和加里·科恩（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被認為是當前美國政府中智識較高的官員，就連他們也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提出，這個世界不是一個共同體，而是一個各方在經貿等多重領域競爭以求勝的世界。
我認為這樣的觀點是錯誤的。儘管價值觀差異在當今世界十分明顯，但如果我們從“世界社會”的視角看問題，就會發現存在很多各方合作的機會，而多邊國際機構對於這樣的國際合作是必不可少的。這些機構使合作更便捷，政策承諾更具可信度，且能夠監督政策的執行過程。不幸的是，在過去這一年，美國政府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環球時報：國際秩序哪些方面由於美國的政策選擇遭受了最明顯的衝擊？
基歐漢：這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首先，美國的領導力、全球影響力遭受了最大損失；其次，美國不再支持的國際機構遭遇明顯的衝擊，要知道，維持一個國際多邊機構正常運轉從來都不是簡單的事；第三，其他國家對美國會採取負責任的政策的預期改變了。此前因為有這種預期，所以許多國家儘管會在某些時候不支持美國的某項具體政策，但總體而言會支持美國的外交議程，現在這一切都改變了。
環球時報：此前您在《外交》雜誌發表的文章中提到，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有着深厚的國內根源。能否談談這一點？
基歐漢：那篇文章更多是對過往美國政府的批評，包括奧巴馬、小布什政府等。整體而言，那幾屆政府意識到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它們採取的許多政策對世界上不少國家是有好處的，但它們沒有對相關外交政策帶給國內分配問題的影響予以足夠的考慮——這些政策不是總能給美國工薪階層帶來好處。
環球時報：然而，在不少國家普遍存在一種看法，即現有的國際秩序對美國最有利，因為美國在幾乎所有問題上都有最大的發言權。
基歐漢：這取決於如何界定“美國”。“美國”並不是一個單一的行為體。美國幫助建立的這個世界秩序，很明顯是對美國企業有利的。
有關全球化給世界分配問題帶來的影響，經濟學家布蘭科·米蘭諾維奇繪製的“大象圖”可以說是最著名的一項研究（其揭示了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現象——編者注）。客觀看，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國、印度、巴西、越南等發展中國家的普通民眾，因為全球層面的不平等性大大下降。但與此同時，“大象圖”的頂端告訴我們，世界上最富有的群體的財富也在全球化過程中出現明顯上漲，這就包括美國的精英階層，尤其是企業。然而，美國中下層群體的境況相比30年前沒有明顯改善、甚至有所下降。當這個群體投票時，他們是在投票反對他們所見的這個體系。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正確的。所以，今天討論全球化影響時，不應簡單地說“美國”。
談中國——從亞投行看守成大國放棄主導地位之難
環球時報：如何看待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崛起態勢？
基歐漢：我同意約瑟夫·奈對格雷厄姆·艾利森（兩位都是哈佛大學學者，前者提出“軟實力”的概念——編者注）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論提出的批判。一個新興大國的出現勢必帶來一些壓力，需要新的調整，但認為這必將帶來衝突，卻是一個愚蠢的觀點。這種觀點看到一些結構性問題，但我們要做的是直面與處理好這些問題——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都要做出調整。
當然，這種調整是困難的。此前，美國抵制亞投行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在我看來，籌建亞投行是一項非常合理的努力，而且中國將該機構設計為多邊機構。美國抵制的態度顯然是愚蠢的，這表現在兩個層面：第一，亞投行本身是一個富有建設性的項目；第二，美國的抵制計劃註定會失敗。這一事例足以說明讓守成大國放棄主導地位的難度，調整的壓力始終存在，但我們需要做的是認清並理解問題，而不是認定衝突不可避免。
過去10至20年間，中國已明顯改變自身政策，正朝着積極的方向邁進。氣候變化是我目前觀察最緊密的領域。2014年之前，中國在此問題上更為強調自己是發展中國家、需要先發展等；但2014年11月，中國同奧巴馬政府達成的協定說明，其政策改變了。在很多領域，中國都做出改變，對提供公共產品採取更積極的態度。
當然，政策宣示與政策執行不是一回事，前者成本較低，後者成本較高。德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一直扮演領導者角色，但德國過去幾年在使用更多煤炭，排放量也在上升。因此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世界將繼續關注中國究竟如何執行《巴黎協定》。
談變化——發展中國家實力增強對發達國家有利
環球時報：中國談論全球治理時，更強調主權問題。這樣的路徑是否在政治上更具有可持續性？
基歐漢：當前各國更關注主權，我個人並不為之感到高興，但這確實在發生，比如英國“脫歐”就是表現之一。不過即使在過去，我也不認為我們真的會看到一個“世界政府”。各主權國家承認彼此有共同利益，可以採取措施進行協作，以增加各自利益，這是思考世界政治的一種經典範式。着眼未來，世界秩序仍將是主權國家構成的秩序，各國也都會堅持自身主權不容侵害，問題是要在此基礎上找到彼此尊重、和平相待的方式。
二戰後國際秩序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沒有出現大國間的戰爭。絕大多數戰爭是內戰，或由內戰引起的戰爭、干涉內戰造成的戰爭，比如越南戰爭、敘利亞戰爭等。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主權不是和平的障礙。真正損害和平的是政權的失敗。只要各國持有開放的民族主義，不出現“我優於別人”這類觀點，就無須為“主權回歸”過於擔心。
環球時報：當前，不僅中國在崛起，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都在增強。這是否會給國際秩序帶來徹底變化？
基歐漢：首先，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現象。在中國、印度、墨西哥等很多國家，數億人擺脫了貧困。從這一點看，過去三四十年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時段。如果這一趨勢保持下去，世界上的失敗國家將大幅減少。一旦一個國家對自身狀況滿意，參加戰爭的意願就大大下降。從經濟上看，這一趨勢對發達國家也很有利，因為這將帶來巨大市場。就氣候變化而言，這意味着巨大挑戰。如果發展中國家都重複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模式，這會給世界帶來災難；若這些國家崛起與有效減排同時實現，這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將十分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