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毛澤東和兩次文化革命

老田

【公孫明按：關於文革問題，其實無需什麼長篇大論。

簡言之，一群革命者發動大流血改造原來萬惡的舊社會，成功之後開始腐化，自身快要成為原來被革命的對象。毛澤東想挽救這個危局，企圖扭轉這個悲劇而已。

毛澤東文革失敗，革命被原來的革命者背反，今天中國的亂象說明了一切。然而一度讓中國人站起來重新做人的堂堂中國共產黨，竟然淪為今日的土共野狗黨，能不令人感概系之！】

看了曹征路教授的兩個文化革命文章後，很受啟發，也產生了一些感想，拉拉雜雜寫了一些。感到毛時代在文化上，除了對傳統思想和西方思想進行超越之外，還有一個主要方面在於微觀的心智結構建設：毛主席基於革命時代的精神變革，着眼點在創造積極互動的幹部關係或者有機知識分子，同時，微觀的心智結構變革也很受重視。 ...-

區分一下文化的宏觀狀況和微觀狀況，然後就可以在微觀方面進行觀察，去切合毛澤東在這個方面對於文化的深入挖掘。

五四之後，人們普遍相信舊文化不行了，需要引入新的，傳統儒學和新來的西學，是兩個重要的文化要素，這總體上屬於宏觀的文化因素——已經形成了系統的文字表達且到處傳播。毛澤東和文革的考察，肯定牽涉到這兩者，但微觀的心智結構變革還不限於此。

歷史地看，毛澤東對於文化有兩個方面較為徹底地走出了宏觀文化，一是對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中間，發現了組織起來形成新的政治優勢並奪取觀念權力，才足以對經濟上占優勢的舊統治階級進行革命，這近似於一種博弈結構：如何從政治與文化維度入手，創造新的形勢去壓倒舊統治階級的經濟優勢和統治地位。 ...-

在另外一個方面，是三灣改編確立的官兵政治和經濟平等原則，這相當於是革新了馬克思所說的社會關係總和，由此，開啟了基於認同的效率追求方向，走出了傳統的對於權力強制性的生產功能定位。後來的鞍鋼憲法，是接續了三灣改編的各項原則，是三灣改編諸原則在工廠環境中間的翻新應用。

外部的社會革命，需要創新政治、文化相對於經濟的結構性關係，在內部的管理中間，則需要確立新的官兵平等的社會關係總和，這些相對於宏觀文化而言是一種人內心的選擇，幾乎在每一件事之先人們內心的比較選擇，如何進行下一步的行動，人內心的博弈結構才是毛澤東重新和關注的重點，其他人也關注，但是沒有毛澤東那樣具體和深入，文革期間的著名口號“靈魂深處鬧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都是指代在微觀文化內部的狀況。 ...-

在微觀文化中間，內在於個人內心的心智結構，每時每刻地影響着人們的下一步選擇，這樣的文化品類，與宏觀的文字表達的文化有重大不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不穩定的，如同人們常識所說的，一個人有時表現好，有時表現不好。

在博弈的心智選擇中間，毛時代最重要的變化和不均衡是：基層單位內部都經歷過較為徹底的民主革命洗禮（農村的土改，城市的民主改革和五反），輸入了一些新的革命性的精神遺產。但是，共產黨官場的上層反而沒有改造那麼深（延安整風的深度遠不如農村和工廠里的革命深度），出現了較為普遍的機會主義狀況。在官場中間普遍流行的策略是：寧可犯路線錯誤，不可犯組織錯誤。今天回顧，是高層官場及其普遍化的機會主義，最終破壞和終結了單位制內部的民主革命成果，並恢復了僱傭勞動制，期間與官場聯手的也是話語權份額最高的反動學術權威。這其實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強調“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的問題所在，社會主義在上層建築中間出現了否定性的、結構性的自我複製的力量，這一股否定社會主義的力量，平時主要活動場所是教育、文藝等流域，體現為黨閥與學閥結合的方式。宏觀文化與微觀的巨大落差，成為問題意識的起點，批駁蘇聯的論戰，大量地涉及到宏觀文化的變形及其與革命精神的落差。 ...-

毛澤東還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說成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這樣的認識論也主要是在面對面的管理層級發生作用，借用葛蘭西的有機知識分子概念，幹部獲取管理信息和知識，只能夠藉助於與群眾的積極互動並從群眾的體驗和觀察中間，得出決策所需的知識和信息，這樣的幹部和管理過程才是合乎革命精神的。文革期間，毛澤東在多個場合強調：國家機關改革，我只要求一條：幹部要聯繫群眾。這個要求，當然也是針對了官場尤其是高層官場“唯上不唯實”的普遍表現而言的，這是有機知識分子的無機化趨勢，而且是愈演愈烈的一種趨勢。

文革群眾造反一起來，幹部的無機化趨勢迅速得到遏止。這是對政治場域的機會主義進行群眾化治理，當權派的機會主義引導保守派的機會主義，成為文革期間群眾運動起來之後的關鍵問題，而群眾組織起來的批判和揭露則是初期的治理方法，這接近於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題。其中，幹部聯繫群眾一條，在文革期間最短期內就見到了成效，只要有造反派組織起來展開批判，當權派就空前感到有必要組織起強大保守派的必要，開始了與保守派的主動結合，如果造反派力量不小或者批判犀利，會逼迫當權派實現被動與群眾結合。在官場中間，普遍覺得此後不能夠隨便得罪群眾或者權力不公正使用了，這會被群眾記一筆，這是內在的心智結構轉換。 ...-

官場普遍的機會主義頑症，實際上就是特殊階層的特殊利益在頑固地自我表現。最典型的就是1958年劉少奇發起“共產主義試點”時期的官場機會主義表現，而且，今天回顧，毛時代有三大決策都稱為總路線，每一個總路線執行過程中間，都出現了機會主義狂潮：三大改造到了1955年年底-1956年年初的時候，出現一哄而起的“高級社化”和“全行業公私合營”，1958年的總路線執行過程中間，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夾帶了一個快速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私活”還得到官場的優先執行，文革期間各級黨政幹部和軍頭都不與中央政策保持一致，這些狀況，普遍揭示出官僚集團的特殊利益存在的強度和狀況。

這樣的官場慣習存在，會助長和鼓勵機會主義，最後徹底地改變了人們的心智結構，文革的保守派中間，有一批可以稱為“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這群人較為精準地體現了官場機會主義對民間的滲透，也較為具體地改變了培養或者引導青年人成長的教育。 ...-

在公開表達的宏觀文化因素之外，毛澤東和毛時代較為重要的文化現象特別是文革，還往往重視人們日常的心智結構和非機會主義選擇，培養健康和積極的政治生活，回歸革命時代幹部和群眾積極互動的那種由三灣改編確立的毛式公共領域。

文革十六條的第一條中間說：“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這一段話中間，涉及到了宏觀文化與微觀文化的不一致——上層建築反對經濟基礎的狀況，同時更重要的重點落在“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方面，這是指代一種引導人們去投機僅僅關注個人利害關係的機會主義方式，手段是發揮“四舊”的影響，這明顯是關注微觀的心智結構和選擇方面。

所以，文革所談到的文化、世界觀，主要落腳在心智結構這樣的實用主義層面上，當然，這種實用主義層面上的文化，是最為頑固的，最難以改變。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