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中-央-軍-委辦公廳原主任、軍事科學院原副院長李際均中將在2006年12月份舉行的第五屆中國國家安全論壇上的演講稿，文中談到的一些關鍵問題至今仍未過時。

　　在國際上各種形式的新霸權主義叫囂日甚，中國的和平發展仍面臨重大戰略挑戰的今天，特發出李際均中將的這篇文稿，以供學習參考。

　　這次論壇的主題是文化建設與國家安全。

　　講到安全問題，就不能不首先考慮威脅來自何方。全球化時代，國家安全問題不僅存在，而且是全方位的。霸權主義實行的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在全球擴張的整體戰略。

　　二戰以前，有種提法是“戰爭過後便是文化使命的展開”，也就是說，文化使命展開於戰爭之後。但是二戰以後，特別是進入信息時代，思想文化入侵既充當霸權主義政策的先行官，又跟隨其戰爭的彈幕延伸與擴展。

　　思想文化戰爭始終在全時空進行着。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顏色革命”和伊拉克戰爭，都證明了這一規律。因此，我們要從大戰略的角度來討論文化建設與國家安全問題。我主要談兩點思考：

 　　從某種意義上說，大戰略就是在一定歷史時期關於“敵、我、友”的判斷、界定和對策。

　　毛澤東關於國際政治的重要遺產之一是關於“三個世界”的理論與實踐。我認為它仍然是觀察、認識與處理當今世界政治的基本方法論和科學的國際觀。

　　當然，要根據當前形勢加以調整。不解決這個問題就無法在根本政策上明確聯合誰、打擊誰、中立誰;分清敵友，或非敵非友、或亦敵亦友的問題;在策略上也不能更好地利用矛盾，牽制主要對手，積蓄力量，發展自己，使國家利益最大化。

　　當代的“第一世界”，是霸權主義超級大國及其主要盟國。其特點是主張文明衝突，以反恐戰爭劃線，推行干涉主義和先發制人戰略。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都是靠主導聯盟戰略取勝，它沒有單獨打贏過一場戰爭。當今它仍在營造一個擴張性的“神聖同盟”，其在歐洲、亞洲的戰略支點，就是英國和日本(在亞洲的中東，則利用以色列制約阿拉伯國家)。

　　嚴格說來，反恐行動構不成戰爭。車臣戰爭是平息內亂，伊拉克戰爭是侵略戰爭，都超出反恐的範圍。用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來回擊個別的恐怖事件是不得要領的。

　　冷戰後的事實證明，霸權主義是當代戰爭的主要根源。美國在伊拉克所進行的侵略戰爭，是國家級的恐怖主義，使用最現代化的武器打一場原始的“血親復仇”式的戰爭。結果是用暴力取得的，又被暴力所取代，又是一種可悲的惡性循環。

　　二戰後美國發動的歷次戰爭證明，美國對外政策只有所謂“民主”的宣傳而缺少民主的文化。霸權主義不僅是戰爭的原罪，而且要對恐怖主義泛濫和核擴散負責。和諧與暴亂是希望與絕望的競爭，恐怖主義是對霸權主義的變態回應。

　　世界上有一種幻想不應該成為現實，有一種現實不應該成為幻想，那就是核武器、核訛詐與核戰爭，而這些的始作俑者都是美國。

　　當代的“第二世界”，是主張多極化的發達國家。其特點是在一定情況下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但為了本國的利益，又往往是採取綏靖主義、功利主義，在力所不及或與美國利益一致時，實行對美國妥協或追隨其後，不惜犧牲小國的利益，以求分得一杯羹;

　　在力所能及特別是傷及本國利益時，則與美國拉開距離，甚至敢於碰撞美國。德國施羅德任期的政策表現就屬於後者。默克爾上台，德國向右轉，呼應美國提出的“自由同盟”，搞歐美戰略協同。歐盟一體化雖然超越了冷戰的分界線，但邁不過俄羅斯這道坎。

　　當代的“第三世界”，是發展中國家，就大多數國家來說，基本上進入政治相對穩定、經濟快速發展時期。

　　一些國家的左翼力量壯大，取得執政地位。一些拉美國家提出要建立國家聯盟，呈現出區域性聯合反霸的趨勢，十年前它們比着誰是美國最好的朋友，如今則比着誰是反美的英雄。當然美國不會放棄拉美，拉美的左翼與右翼會有一番激烈的較量。

　　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已得到全世界的公認。今年在中國舉辦的“三大峰會”確立中國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建立政治平等互信、經濟合作雙贏、文化交流互鑒的新型戰略夥伴關係，為全世界樹立了用“文明和諧”取代“文明衝突”的樣板。同時也使中國鞏固了非洲和拉美這兩個重要戰略外交依託陣地，並且提高了中國對美歐的戰略地位。

　　二、文化建設與國家安全問題的核心是確立和捍衛自己國家和民族的主體價值觀

　　政治決定民族立場，經濟決定民族利益，文化決定民族情感，國防決定民族生存。越是全球化，越彰顯國家主權與民族利益的重要性。國家和民族利益至髙無上，是戰略的最髙準則。愛國是中國人的第一人格。

　　中華民族的振興首先是要有精神上的振興，在國魂、軍魂上振興，才能帶動和保證經濟上、物質上的振興。

　　一個民族的性格往往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中國先秦時代既有“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苦鬥精神，又有“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的泱泱氣概。但後來被儒家文化的消極成分給磨掉了，而儒家學說的積極內容又被程朱理學給打掉了。民族精神是一個國家的最大財富，我們要在對自己的歷史文化遺產進行提純的基礎上加以傳承。特別是繼承和發揚毛澤東領導的光榮時代所培育的民族自尊、自立、自強、自豪的戰鬥精神。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學者對我軍前往造訪的將軍說：“我並不認為中美兩軍差距存在於技術層面，最大的差距在於精神，你們失去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那種咄咄逼人的攻擊精神。”這是在向我們叫板。我們要找回那種精神——令對手害怕的精神。

　　哲學家湯因比說：“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可是現在我們一些地方在觀念、文化上發生了顛倒，例如上海新版歷史教科書弱化革命和戰爭，對毛澤東、紅軍長征、帝國主義侵略、南京大屠殺、狼牙山五壯士等歷史都大幅刪減，增加和突出摩根、大通、紐約股票交易所、日本子彈頭火車等內容。

　　上海某歷史學家解釋說：“以前的歷史課本重視意識形態和國家認同。新的歷史課本較少意識形態的內容，與當前的政治目標一致。”這是對我國當前政治目標的歪曲。

　　重視意識形態和國家認同正是歷史課本的任務。現在許多嚴肅的東西被“惡搞”，提出要“告別崇高”、“顛覆紅色經典”。殷鑑不遠，蘇聯解體前就有這種現象，否定蘇聯衛國戰爭英雄，否定卓婭、舒拉和青年近衛軍，為蘇聯解體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我們是以先烈的血淚洗面才得以容光煥發的。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觀。

　　不能讓某些所謂知識精英肆無忌憚地攻擊、嘲弄革命精神遺產，毒化社會思想。今天的社會，要的是人格道德化，而不是人格權謀化(不要把兵法謀略當作人格和智慧的化身加以膜拜);  要的是“枕戈待旦，聞雞起舞”，而不是“文恬武嬉”、空談誤國;要重塑我們的民族性格，而不要讓那種文化粗鄙、學術淺薄、行為浮躁、道德失范、信仰缺失的不良社會風氣蔓延。

　　否則，就會喪失自己的固有優勢。核心價值觀變了，政策就變了;政策變了，國家就變了。戈爾巴喬夫接受了西方的觀念，把蘇聯搞垮了。

　　蘇聯解體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不能不承認，美國的整體戰略特別是思想文化戰爭所起的顛覆作用。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促成蘇聯領導集團和知識分子在價值觀上的轉化，從而導致蘇聯的自我毀滅。

　　曾經參與拆毀蘇聯社會主義大廈的前蘇聯文人學者，現在有不少人醒悟了。他們認為，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覆滅，主要不是由於制度本身的原因，而是被相互勾結在一起的國內外敵對勢力人為破壞的。

　　沒有理想的社會註定是沉淪的社會。霸權主義攻擊一個主權國家，首先進行的是思想文化戰爭，採取裡應外合的手段，摧毀其核心價值觀，以取得“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面對西方文化的大規模湧入，我們決不能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軟化自己的立場。

　　有尊嚴的和平是靠實力(包括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的實力)和打勝仗取得的。我們的主動地位，是建立在立足於應付嚴峻挑戰情況下的抓住機遇;是立足於能夠打贏反侵略戰爭的充分準備的基礎上來遏制戰爭，以爭取較長的和平環境;是立足於具備武力統一能力和決心條件下的和平統一;是立足於儘早做好準備的耐心等待!

　　國家領土主權不容侵犯，軍隊的國防功能要在關鍵之處有實際的表現。祖國的統一大業一旦受到威脅，外國是否介入，干涉到什麼程度，既取決於外國的政策，更取決於我們軍事鬥爭準備的程度和反擊決心與手段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