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最近對中國在戰略層面的定位日趨清晰，美國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首次把中國與俄羅斯一起列為“戰略競爭者”，並把中俄對美國的威脅放在美國家安全威脅的首位。特朗普今年《國情咨文》提及中國的篇幅很短，但其措詞明確，稱中國挑戰了“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經濟和價值觀”。美國國務卿蒂勒森最近在德州大學奧斯丁校區演講談到拉美與中國關係時，更把中國稱為“中國帝國主義”。美國國防部發表的報告也是亦步亦趨。
美國政府這些報告和領導人表態，對於美國對華政策乃至整個對外政策意味着什麼？中美關係的基本面有何變化，是否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走入對抗？中美應該如何行動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冷靜、深入思考。
國際關係中大國關係最為要緊，因為大國關係決定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未來，決定國際秩序能否順利調整，形成新的穩定架構，決定全球治理能否克服“失序”和“碎片化”，繼續為國際社會提供合適的公共產品。而當今大國關係中，中美關係則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核心關係。
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中美作為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核武器國家，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和安全利益都已經形成“和則兩利、斗則俱傷”的共生共存的利益格局。兩國建交近40年，風風雨雨，跌宕起伏，然而，經過雙方的努力，如今已是各自的主要貿易夥伴，在國際事務和全球治理中，又有着廣泛、相互交錯的合作領域和空間。
同時，中美的確是意識形態不同、戰略取向不同，雙方在政治制度、國內治理、發展模式、保護人權等許多方面的分歧始終存在，美國想把中國變成又一個美國或者一個“聽話的日本”的目標始終沒有實現，也不可能實現。
近幾十年的變化在於，中國在全球化大潮中學會了游泳，取得驕人的快速發展，中美力量的鴻溝開始逐步縮小，中國的發展模式和政治制度體制的魅力得到越來越多國家和人民的肯定，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發展模式，完全有別於西方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徹底“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經濟改革方案。這對於百年世界霸權美國來說，挑戰確實是前所未有的，由此產生的戰略焦慮也在所難免。
這些合作與競爭共存、合作占主導的兩國關係基本面沒有、也不會改變。這是我們觀察中美關係的前提和背景。
現在的問題是，面對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隨着全球化的發展力量不斷上升的歷史趨勢，美國如何適應和調整，該做出什麼樣的戰略選擇？美國是否會像修昔底德描述的那樣，如同斯巴達由於對希臘城邦崛起的“恐懼”而選擇戰爭，美國也會因“恐懼”中國在國際體系中“取其而代之”而選擇對抗和衝突呢？
這個問題目前美國還沒有給出答案，贊成者有之，反對者更眾，美國對華政策的“辯論”隨着每屆新政府上台都會重新開始。從宏觀看，美國並未在國家政策層面形成與中國全面對抗的格局，但是有跡象表明，至少美國有一些人和利益集團患上了這種沒有根據的“恐懼症”，而且正在侵蝕美國對華政策，表現形式是在合作與遏制兩手中，遏制一手在加強。
那麼，中美應該如何進行良性互動，增加合作，減少猜忌，防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對抗呢？
中國幾十年來艱苦奮鬥，和平發展，進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已經成為世界重要的政治、經濟、軍事、貿易、科技大國，開始扮演具有全球性影響的角色，在全球治理中占有重要一席。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展現給世界的新面貌、新特徵。中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都有很大長進和發展，無論從文明、意識形態，還是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中國都是獨具特色的大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維護全球治理體系，希望與各國包括美國建立合作共贏的全球合作夥伴關係，以造福自己，也造福整個國際社會。
事實證明，中國選擇的“美美與共”的強國之路和發展模式是正確的，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發展的方向。中國需要堅定不移沿着這條和平發展的道路走下去。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從中國國內成功治理基礎上，結合國際形勢和全球化的重大變化，這些年提出了一系列涉及全球治理的新思想、新方案，從倡導國際關係民主化、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到提出建設“一帶一路”倡議、全球夥伴關係網絡，再到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無不體現出中國以“和”為核心、倡導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的新天下觀、新治理觀和新型國際合作與發展模式。這些治國理政和全球治理的新思想得到各國的重視，為維護世界長期和平、促進全球發展提供了新思路、新路徑。
對於美國來說，長期霸權地位固化了其“美國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的思維模式：即美國作為“山上燈塔”的西方文明優越感、稱霸全球的絕對軍事優勢、占據世界金融統治地位的美元體系、獨步天下的經濟貿易強國地位，絕對不容許任何人挑戰。簡而言之，美國絕不容許在全球任何地區出現可能挑戰美國上述地位的國家或國家集團。這在美國歷屆國家戰略報告中都有明確的表述，是明擺在那兒的。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美國歷屆政府和精英階層，對此毫不掩飾。
當然，自美國建國以來，其思想界也一直有一個解不開的疙瘩，那就是美國建國的核心理念“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美國這兩百多年通過武力、掠奪和強權建立起來的“帝國”所包含的霸權思想，在很多方面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對立的。美國自己也無法自圓其說。因此，美國對於自己推動建立的國際體系、全球治理體系，都採用“合則用之、不合棄之”的實用主義立場，雙重標準一地雞毛。
在這樣的思維模式下，中國的發展壯大讓美國頗為糾結：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和平發展，是在美國建立的國際體系及其推動的全球化進程中發展起來的，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經濟、貿易體系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員，中國並無挑戰美國乃至“取而代之”的戰略圖謀。只要沒有偏見和惡意，這是任何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美國過去曾用冷戰、熱戰、政治孤立、經濟打壓等辦法成功的對付了前蘇聯、日本、德國，現在正在四處圍剿俄羅斯，繼續擠壓其戰略空間。冷戰的勝利曾使得美國變得不可一世，傲視天下，認為其主導的西方文明及其衍生的政治制度、發展模式已經沒有競爭對手，到了巔峰，“歷史已經終結”，“山上的燈塔”將永放光芒。
這就是所謂的“美國時刻”（American Moment）。這也許是美國百年霸權最為輝煌的時刻，須不知這一時刻稍縱即逝，是那麼短暫、曇花一現，歷史的發展有自己的客觀規律。美國依然是世界霸權國家，但是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繼續向前推進，世界力量格局變化也向着更加平衡、更加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方向發展，出現了西方工業革命以來首次東西方力量的“大趨同”（Great Convergence）。美國面對國際關係和世界格局的大變化，變得神經“脆弱”起來，對中國等國家的戰略焦慮加重，猜忌和懷疑加深，再次走到了需要美國做出歷史選擇的時刻。
其實就是兩條道路的選擇：一是與中國建立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兩國和平相處、和平競爭，維護現有全球治理體系，並且做出適當調整，以維持世界的長治久安；二是延續過去對付其他大國崛起的“老套路”，運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輿論等各種手段和優勢進行打壓、遏制、圍剿，以維護美國的長期霸權地位。
目前看，美國尚未做出全面的選擇，但是很多做法受固化思維模式影響，慣性、本能的按照“老套路”行事，搞離岸平衡，從軍事、經濟、文化等多方面保持高壓和威懾，以壓促變、以壓獲利。這些年美國對華政策的搖擺度增大，忽左忽右，忽冷忽熱，出爾反爾，就是受“老套路”的影響。特朗普上台後奉行“美國第一”的狹隘民族主義政策，這個特點更加明顯。
其實早在本世紀初美國就面臨如何與中國相處的道路選擇，後來因為“全球反恐”美國不得不調整其戰略威脅的順序，大國威脅在美國的安全威脅單子上被“後置”了，而今天“大國威脅”又重新回到了美國戰略威脅的首位。中國又出現在美國戰略威脅的名單上，而且與俄羅斯一起“並列第一”。
其實，正確的選擇只有一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反覆強調的，中美“合作是唯一選項”。這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歷史選擇，希望美國也在深入討論和認真思考的基礎上做出相向而行的選擇。在全球化深入發展、世界各國相互依存度不斷提高的今天，中美有一萬個理由加強合作，沒有一個理由進行對抗，因為中美關係不僅影響兩國自身，兩國作為全球性大國的地位決定了中美關係的“溢出效應”將對世界和平與繁榮產生直接影響。
事實是雙方在兩國合作中受益匪淺，這幾十年兩國關係特別是經貿關係的發展完全是雙贏的。如果堅持說是誰占了誰的便宜，那是“零和思維”的延續。美國一些人所說的中國“正在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中國的發展是占了美國的便宜”，那是痴人說夢，毫無根據。
中國的持續發展是任何力量也不可阻擋的，這已經被歷史所證明。中國的發展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也與國際社會的利益相一致，自然也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中國力量的上升是世界和平與發展力量的上升，而不是另一個霸權的出現。中國對外戰略的理論和實踐都否定了“國強必霸”，永不稱霸是中國的國策，是中國對世界的莊嚴承諾。只要美國做出正確的選擇，中美合作的前景無限，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前景無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