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雲帆：我們真的需要補資本主義的課嗎？

原創 2018-02-08 張雲帆 前仆後繼

【公孫明按：張雲帆是前此因參加讀書會學習毛思想而被逮捕的八個年輕人中之一。一個90後能夠有這種認識，真是後生可畏，頓覺中國的未來充滿了希望！願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編者按：這是我們之前一次讀書會的部分討論內容，現在整理出來，和大家分享和探討。

時至今日，還有不少“皇家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搞早了”。無論他們“左”的口號喊得多響，也不過是為現實辯護的“資本主義補課論”的擁躉罷了。

（圖：毛澤東時代的鞍鋼“憲法”）

早在新中國剛成立時，就有人認為，從1953年開始向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過渡，是錯誤的，是超越階段的。他們說：“過早地消滅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要犯錯誤，消滅了以後，你還要把他請回來的。”

直到改革開放後，他們還說，“我們現在認識到，中國需要有使社會生產力發展到能夠徹底消滅階級差別的資產階級，開始把他請回來了。”[ii]

他們的理論是建立在這樣一個教條之上的，即只有經過資本主義發展，才能建立社會化大生產，從而才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種典型的唯生產力論。馬克思在反對當時人們將他的歷史理論僵化時就說過：

“他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iii]

而這種資本主義補課論，正是把馬克思西歐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一般化為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經歷的過程。但是，每個國家面對的歷史條件、外部條件都是不同的，是不可能按照相同的軌跡發展的。

在面對俄國的農村原始公社能否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時，馬克思就“違背”那些唯生產力論者總結的所謂歷史一般發展過程，他的分析是:

“另外一個有利於(通過發展公社)保存俄國公社的情況是：……在俄國公社面前，不論是在西歐，還是在美國，這種社會制度現在都處於同科學、同人民群眾以至同它自己所產生的生產力本身相對抗的境地。”

“農業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會形態的最後階段，所以它同時也是向次生形態過渡的階段，即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向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的過渡。不言而喻，次生形態包括建立在奴隸制上和農奴制上的一系列社會。但是，這是不是說，農業公社的歷史道路必然要導致這種結果呢?絕對不是的。農業公社固有的二重性使得它只能有兩種選擇:或者是它的私有制因素戰勝集體因素，或者是後者戰勝前者。一切都取決於它所處的歷史環境。” [iv]

可見，馬克思不認為每個國家的歷史都會按照固定的順序，依次經過每一個歷史階段，一個特定的社會能夠向什麼方向發展，要綜合分析當時的種種具體的歷史環境。

俄國當時也是世界中的一個落後國家，有人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只能現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發生，社會主義只能建立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列寧批判了這種觀點：

“既然毫無出路的處境十倍地增強了工農的力量，使我們能夠用與西歐其他一切國家不同的方法來創造發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該怎麼辦呢？世界歷史發展的總的路線是不是因此改變了呢？正在捲入和已經捲入世界歷史總進程的每個國家的各基本階級的基本相互關係是不是因此改變了呢？

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v]

歐洲之所以經歷了所謂“標準”的歷史發展過程，是因為在歐洲發展向資本主義的時候，社會化大生產所需的科學技術還沒有發展起來，只有資本主義的發展，才能促使社會化大生產產生，從而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產生和社會主義的建立奠定基礎。

而新中國所面對的歷史條件是，社會化大生產所需的科學技術已經在歐美和蘇聯發展成熟，無產階級的科學理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已經成為中國無產階級的理論武器，無產階級是政權的領導階級，同時還有蘇聯對中國進行科學技術和資金援助。

在這種種的條件下，如果鬥爭和經濟建設策略得當，中國完全有可能在建立工業化基礎的同時，向社會主義過渡，並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繼續進行工業化建設，最終為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發展建立社會化大生產的生產力基礎，並進行相應的政治、經濟關係和文化變革。

有人用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來論證“資本主義補課論”，但是列寧明確說，“新經濟政策”是“向作為商人的農民作了讓步”，實際上主要是向中農做了讓步。中國革命道路與俄國革命道路有很大的不同，中國是“農村包圍城市”，因而共產黨在貧下中農中有很好的基礎，得到了廣泛的支持，這一點也是農業實現合作化甚至在後來向人民公社過渡的階級基礎。實際上農業的合作社是農民自發開始進行的，後來只是中央做了推廣。

況且，我們知道，中國農村人多地少，小農經濟在清末已經達到了極限，想要通過小農經濟實現富裕是根本不可能的。農業想要發展，只有依靠機械化大生產和現代的農業技術，但是小農經濟無法與這樣的生產力相適應，個體的農民沒有經濟實力和知識、技術來實現機械化大生產，在狹小的土地上也不可能進行機械化大生產。

這就有了兩個方向，一種是資本主義大農場，一種是從合作社發展向人民公社。按照資本主義道路發展，就又會出現“貧者無立錐之地，富者有彌望之田”的局面，勢必產生大量失地農民，而城市工業化又不可能一下為他們提供充足的崗位，那麼就會出現英國“圈地運動”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和農民工的悲慘狀況。

而且資本主義的農業勢必造成農民和無產階級承擔國家工業化的成本，而資本家浪費掉大量剩餘產品，造成工業積累困難。因而，實際上集體化是既有利於農業現代化，又有利於工業化的舉措。

西歐國家的工業化，依靠對殖民地的殘酷剝削，積累了原始資本。在這個原始積累過程中，美洲2000多萬印第安人被殺，非洲損失了近億勞動力，非洲人淪為黑奴，而英國本身農民和無產階級也過着奴隸般的生活，愛爾蘭大饑荒中1/8的人口死去，中國的發展不可能走這樣的道路。

而且，如果中國按照資本主義的模式發展，在當時的世界背景下，要麼就是因為資本主義的逐利性，工業畸形發展，重工很難發展起來；要麼就是淪為帝國主義的經濟殖民地。而像日本這樣靠外向型經濟發展起來的東亞、東南亞國家，一方面有產業轉移的國際背景；另一方面，他們都是縱深小的國家，如果中國走這樣的道路，就會出現嚴重的沿海、內地不平衡，正如今天中國的狀況。更何況，這樣發展起來的亞洲國家實際上也是依附於歐美，失去了獨立性。

社會主義條件下，一方面，社會共同承擔工業化成本，工人、農民生活水平將遠遠超過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工農的生活，而且社會還能逐步擴大工農的福利；另一方面，國家可以有計劃的進行工業化，平衡重工業、輕工業，工業與農業，沿海與內陸，城市與農村。實際上只有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模式才是最符合當時的現實的。

因而可以說，當時的中國，不僅可以向社會主義過渡，進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而且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真正使中國走上工業化的正軌，也可以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因而，攻擊毛澤東只懂打仗，不懂經濟的人，實際上是完全無視當時中國面對的具體條件。毛主席就是根據當時中國面臨的具體情況，才做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決策。

事實勝於雄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按照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就國民生產總值來說，按匯率法計算，從1949年到1978年增長10.14倍，年增長8.65%；1978年到2008年增長18.99倍，年增長10.5%。考慮到通貨膨脹和改革開放以來土地經濟的影響，實際上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增長更快。[vi]

（圖：毛澤東時代，國產運十大飛機）

就工業增加值來說，按照不變價格計算，從1949年到1978年增長42.48倍，年均增長13.9%；1978年到2008年只增長25.63倍，年均增長11.55%。而且，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增長比同時期美國的4.45%、日本的12.05、德國的6.65%、英國的2.5%、法國的5.1%、意大利的7%、蘇聯的9.5%都要高。[vii]

之所以那個時代人民感受到物質生活還沒有那麼富裕，是因為那個時候積累率很高，因為在一窮二白的底子上要快速建設，趕超發達國家，那麼物質生活必定要受到影響。但是，要看到的是，社會主義的建設，是領導人和人民一齊勒緊褲腰帶，當然要排除掉那些官僚主義分子；而資本主義建設，則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因而，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資本主義補課論都是站不住腳的。無視理論和現實，大談補課的合理性，其目的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