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 年至 1895 年，日本與中國之間爆發甲午戰爭，1895 年，中國戰敗簽訂了《馬關條約》。《馬關條約》的簽訂標誌着日本在亞洲的殖民擴張開始，甲午戰爭的勝利以及戰爭之中的經驗教訓成了制定《帝國國防方針》的重要理論來源。甲午戰爭是日本“海陸並進”這一國防政策最終出台的一大前提。

　　甲午戰爭後，日本政府總結經驗，認為日本自然資源稀缺，無法和清朝堅持大規模的持久戰。然而“在中日甲午戰爭之中，日本是勝利者，也是最大受益者，（清政府）賠款之多，割地之廣，掠奪權力之大，連日本都始料不及。”因此日本發現只要在戰場上以武力威懾對手，就能在與敵對國政府談判時贏得有利地位。因此短期決戰、早期和談可以彌補日本在戰略資源上的先天不足。

　　在甲午海戰中，日本海軍的實力充分的得到了彰顯。可以說，甲午海戰是日本轉變國防政策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在國防上開始了“北守南進”的政策，在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意識到大陸政策的一大弊端就是需要大量人員投入戰爭，這對於國力有限的日本來說是個沉重負擔。日本高層認定，必須建立舉國一致的防禦體系，確立整體戰意識。

　　在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沒有從俄國身上得到多少好處。而俄國強大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使得日本擔心俄國時刻會報復日本，基於上述情況，日本決定轉守為攻，制定積極地國防政策和方針，應對隨時可能爆發的戰爭，然而，巨大的債務又使日本政府感到無力承受。當日本政府為軍部如此巨大的軍備開銷而發愁時，日本陸軍卻一味地擴軍，認為以陸軍為主，海軍為輔的國防政策才能保證日本本土安全和海外的殖民利益。

　　當時依附於日本天皇的軍部，要求日本政府無條件的服從陸軍的擴軍備戰計劃，並提供所需一切費用。雖然日本陸軍對於防備俄國和發展大陸政策雄心勃勃，但是日本政府和內閣卻為日本捉襟見肘的財政而苦惱，日俄戰爭前，日本國家稅收總額為 14616 萬元，而當戰爭進行到第二年時，日本的國家稅收翻了一倍，增稅苛刻到連不滿一石的家用醬油也要徵稅。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背負着 17 億元的巨大軍費債務，許多日本的城市甚至連使用電燈也要收稅。

　　除了陸軍，日本海軍也要擴編。1907 年日本《帝國國防方針》中明確規定了日本今後的軍備發展方向以及假想敵國的設定：“第一乃俄國，而美國、法國、德國次之，海軍要建成八八艦隊，即兩萬噸級戰艦 8 艘，1.8 萬噸級戰艦 10 艘。”1911 年，當西園寺公望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時，日本海軍又提出了新的“3.5 億日元、戰艦 70 艘”的擴軍方案。但日本藏相山本達雄以財力枯竭為由拒絕，但是通過了 1912 年以後分6 年支付 9150 萬元的經費。

　　比較“陸軍增設師團案”與“海軍八八艦隊計劃”可以看出，日本陸軍和海軍在軍備上的爭論實際上就是國防思想的爭論，陸軍主張積極加強陸軍軍備以應對像俄國這樣強大的陸上對手，並且認為日本將來的國防發展應該強化陸上防衛而不是海洋，陸軍認為海軍的造艦計划過於龐大，如果將資金用於陸軍建設更符合日本的擴張利益。陸軍認為海軍以美國為假想敵國是不符合實際的，美國的國力要高於日本，日本在短時期內也不可能建立一支能與美國海軍相抗衡的艦隊。

　　海軍則認為陸軍的大陸政策不符合日本的國情，提出了日本是海洋國家，海軍的建設應該放在第一位這一主張，並且以日俄海戰和甲午戰爭為依據，陳述了近代化戰爭要以強大的海上力量為基礎的必要性。如果不加強海軍建設，日本這個海洋國家就無法在與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強國爭奪海洋權益中占得先機。陸海兩軍的分歧主要就是圍繞着究竟應該側重於發展和加強哪個軍種以及國防應該針對哪些國家展開。“增設師團案”和“八八艦隊”計劃反映了日本國內勢力的博弈。軍部內部“陸防”和“海防”思想的衝突，這種衝突隨着時間推移漸漸的成為了一種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