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美军F-15E战机投放B61-12核航弹瞬间。

　　据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网站8月15日发布的题为《美国核战争计划中的方案曾试图摧毁中国和苏联，使其无法“独立生存发展”》的文章称，约翰逊政府时期的美国核战争计划包括对核目标、常规军事目标和城市工业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的方案，目的是把苏联从“主要工业强国的行列中”抹去并摧毁它，使其无法“独立生存发展”。以下披露的内容来自美军联合参谋部对“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OP）进行的评估，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通过一项强制性解密审查请求获得了这一披露内容，并于今天发布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官网上。

　　文章称，这份联合参谋部对1964年6月出台的SIOP指导意见的评估显示，决策者当时仍然认可灾难性的核打击方案，这些方案自面世以来一直是美国核战争计划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SIOP设定了很高的毁伤要求，即对最重要核目标的毁伤预期为95%，这一点确保该计划是一项“过度杀伤”计划。

　　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制定并不断更新的SIOP被一些人称为“末日机器”。

　　美国核战争计划依据的是冷战时期有关苏联可能对美国发动突袭的假设。威慑失败的可能性以及美苏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促使美国国防官员去寻求“能够在一切可以合理预见的、可能会催生敌对状态的条件下执行的”攻击方案。出于这种目的，SIOP包含了一种在苏联发动突袭时进行报复性打击的方案，以及一种在有情报警告说苏联即将发动进攻的情况下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方案。

　　文章称，美国政府从未解密过任何版本的SIOP，这迫使研究人员不得不依赖辅助记载对该计划的内容进行有益的阐释。近日发布的联合参谋部评估是此类证据中的最新一项。SIOP的早期版本SIOP-62及其后续计划的内容，包括对中苏目标发动大规模核打击，届时将有数千件武器瞄准超过1000个目标，首要打击目标将是“阿尔法”类核武器和运载系统，即装载核弹头的导弹以及装载核武器的轰炸机。

　　为了让希望总统拥有更多选择的决策者满意，到1962年底，SIOP包括了2种先发制人方案和3种报复性方案。在总统的“核按钮手提箱”的简介材料中，SIOP的方案包括对核武器和运载系统的打击（任务代号“阿尔法”，即Alpha）、对非核军事目标的打击（任务代号“布拉沃”，即Bravo）和对城市工业目标的打击（任务代号“查理”，即Charlie），以及数种打击手段并用。

　　随后制订的SIOP-63设定了一种很高的预期毁伤率，即对目标造成严重损毁的概率为90%。这一要求使SIOP成为一种“过度杀伤”工具，因为将有多件核武器打击高优先级目标。

　　联合参谋部对SIOP-64指导意见的评估包括了关于核战争规划的新信息，如SIOP指导意见允许“暂停”，以搁置对特定国家的打击。由于认识到当时中苏紧张关系的现实，在不攻击中国的情况下对苏联发动核打击是可能的，反之亦然；任务“阿尔法”的优先打击目标则显示，位于最紧迫打击目标前列的有重型和中型轰炸机基地、未受保护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苏联的发射井直到1964年初才对洲际弹道导弹进行遮盖），以及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场。

　　对于任务“阿尔法”的最优先打击目标，SIOP-64指导意见设定了更高的预期毁伤率（95%），这是“很高的毁伤概率”。因此，“过度杀伤”继续作为SIOP的内在特点而存在。其中一种报复方案的目标是摧毁苏联、使其无法“独立生存发展”，因为它的打击目标是苏联军队（常规部队和核部队），此外还对城市工业目标进行打击——即任务“查理”。

　　文章认为，与“1956年战略空军司令部目标系统报告”不同，SIOP指导意见文件撰写得相当笼统，没有涉及具体的目标系统。它也没有评论具体的核武器运载工具，只提到用于城市工业目标的“可存活”的运载力量和用于任务“阿尔法”紧急打击目标的“快速反应进攻力量”。这些显然指的是可存活的“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民兵”和“大力神”洲际弹道导弹。1964年5月，就在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内部传阅这份指导意见前不久，五角大楼拥有数百枚用于执行SIOP任务的导弹：488枚“民兵”导弹、70枚“大力神”I型和II型导弹以及208枚“北极星”A-1和A-2潜射弹道导弹。除导弹外，核运载工具包括630架B-52轰炸机和450架B-47轰炸机，后者目前正被逐步淘汰。

　　文章称，SIOP的先发制人方案不应与“第一次打击”混为一谈。艾森豪威尔总统排除了发起“第一次打击”（即对苏联发起先发制人战争）的可能性，但对苏联军事目标发起先发制人打击的方案后来变成美国核规划的标配。就先发制人打击发出通知是如下一番景象：即战略情报可以对一场迫近的苏联打击进行预警，从而使美国发动一场打击，以避免遭到打击或是至少削弱遭受打击的效果。此外，一些军事策划人员认为，通过首先摧毁苏联的核力量，先发制人的打击可以减轻对美国造成的损害。然而，到1963年9月，国防部高级官员认定，限制毁伤的战略可能会失败。在白宫高度机密机构净评估小组委员会（Net Evaluation Subcommittee）于1963年撰写的报告举行的吹风会上，莱昂·约翰逊将军对总统说：“无论我们做什么，如果核战争爆发，都没有办法避免美国遭受不可接受的损失。”尽管如此，先发制人仍然是SIOP的方案之一，限制毁伤的逻辑“在有关美国核武库数量和能力的决策中变得根深蒂固”。

　　副总统约翰逊没有出席那次有关纯评估小组委员会报告的吹风会，目前尚不清楚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否向他介绍了先发制人的局限性。然而，麦克纳马拉相信，如果爆发核战争，他和总统可以在不依赖SIOP方案的情况下临时决定发动攻击。

　　SIOP赋予“打击军事力量目标”（“打击军事力量”意即使用战略空军或导弹部队摧毁或削弱敌军事力量———本网注）的紧迫性和先发制人方案的可用性给美苏战略竞争增添了动力和不稳定性。华盛顿把更多的苏联核设施列入打击目标清单，进而导致五角大楼提出增加核弹头数量的要求。让洲际弹道导弹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执行打击军事力量的任务增加了意外爆发核战争的风险，这一点和先发制人方案一样。联合参谋部把打击军事力量的任务置于首要位置的做法确保了SIOP将作为一种过度杀伤工具使用，但SIOP可能不符合稳定威慑的理念。

　　尽管美国存在担心，但第一次打击从来不是苏联军事思想的一部分。然而，苏联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担心美国会发动第一次打击，这与美国的担忧如出一辙。虽然一些苏联军事官员谋求拥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但时任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等关键领导人对此持全盘拒绝的态度。

　　对摧毁城市工业目标能力的强调为SIOP评估中的一个相关问题提供了背景。美国联合参谋部提出了如下可能性，即“把人口损失作为评价摧毁敌人社会有效性的首要尺度，同时只附带关注对工业造成的毁伤”。这一令人担忧的说法暗含的意思是，只要造成城市工人、职员和管理人员丧生，工业目标遭受毁伤的水平或许就不那么重要了。鉴于“联合战略能力计划-65”要求“具备摧毁敌人的作战支援和城市/工业资源的可靠能力”，死亡人数可能会增加，“因为更大比例的城市人口可能会被置于危险中”。置于“危险中”等同于将人口损失作为“主要尺度”，但是这一标准是否已被纳入SIOP的规划仍有待了解。

　　联合参谋部的评估中说，那之前不久与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考虑了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来“摧毁苏联和中国，使其无法‘独立生存发展’”。在SIOP-64指导意见中，已经确定的目标——包括毁伤70%的工业建筑面积——可能会达到“摧毁苏联、使其无法独立生存发展”的目的。而对中国来说，实现这一目标要更加复杂，因为有84%的中国人口在农村。此外，据联合参谋部说，一旦排名前30的城市被摧毁，“消耗一件武器的回报率就会迅速下降”。

　　在指导意见文件较靠后的部分，联合参谋部进一步讨论了可能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才能摧毁中国作为“独立生存发展”社会的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联合参谋部建议降低SIOP-64指导意见中制定的目标——即摧毁50座城市和70%的工业建筑面积。相反，考虑到中国社会主要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特点，联合参谋部放宽了第5项打击方案（即对军事和城市工业目标联合发动报复性打击）的标准。

　　联合参谋部说，任务“阿尔法”的打击目标（即核力量）“对时间很敏感”，这意味着它们将被“快速反应力量”——此处暗指的是“民兵”导弹——打击。相比之下，“生存能力极强”的系统——此处暗指“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将被委派去执行打击城市工业目标（即任务“查理”），因为“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提供可靠的能力来摧毁”它们。为了确保具备生存能力，SIOP-64的指导原则要求为此“建立一支可靠的报复性力量”。

　　与先前版本的SIOP一样，SIOP-64指导意见也制定了高毁伤预期目标（90%）。这将等于摧毁除“阿尔法”类目标中“硬目标”以外的所有目标。

　　由于摧毁核威胁目标是最优先考虑的任务，所以该指导意见对这类目标制定了95%的毁伤预期。考虑到武器发射和着陆的不确定性，SIOP-64指导意见规定，“对任何一处指定爆心投影点（designated ground zeroes）的整体毁伤预期不应超过95%，除非那些目标是最高优先级的目标”。由于达到高毁伤预期需要投放诸多炸弹和弹头，联合参谋部认为高数量“可能与这一努力的经济效果不符”。为了平衡这些考虑，联合参谋部建议修改指导原则，“以提供更具体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