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東方間諜之都     zt

港英當局從來沒有訂立有關間諜或者顛覆政府的刑事條例，香港的政治環境一直受到各路間諜偏愛，成為名副其實的“東方諜都”。

1949年前後，中共與國民黨雙方均將香港視為諜戰要地。在中共建政後，國民黨特工試圖從港澳進入大陸，大陸公安部門靠港澳情報，對台灣派遣到大陸的特工的活動瞭如指掌，這些特工進入大陸多隨即被捕。1954年，中共在香港截獲“克什米爾公主”號暗殺情報並警告港英政府，足見中共在港經營之深。 然而在文革時香港左派發動的五月風暴中，港英政府逮捕三千多人入獄，香港地下黨員及情報組織成員為港英偵破極多。 日後承擔情報工作的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內地派到香港管理情報工作的人員，大都安排在新華社內的保安部。軍事部門也有派出管理情報的人員，軍委總參謀部、總政治部，派出人員寄職在新華分社或中資部門。不過1980年代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在回憶錄中指出，這些人員搜集社會情報可以，掌握港英政府情況已大不如前。 與中共情報組織被摧毀後力不從心相比，英國的情報工作在政治部主持下風生水起。竊聽，這成為公開的秘密，尤其是針對實際上主管社會情報工作的新華社，分社內部成員皆知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被偵察。 儘管如此，新華社只能消極防範，例如許家屯剛到香港時，第一社長王匡便告知如預防港英政府情報部門利用保養、修車、停車機會，安防竊聽器，分社自設了修車廠、社外停車不離人等。

 直到許家屯上任後，重新整合了各自為政的情報組織，才重新發揮了作用。這個情報系統遠達不到1967年前的水平，但已經在中英談判中作出貢獻。 1995年，隨着香港回歸日期的臨近，政治部進入解散的倒計時。但一批政治部的骨幹早在幾年前就秘密轉移至海外進行培訓，並於日後隨着移民回流香港，安插在香港的政府機構、重要組織里。 1997年，香港雖然回歸，但末代港督彭定康曾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說道：要做到“英國撤出香港了，但英國的影響力永遠不會從香港撤退”。英國外交大臣Hugo Swire毫不避諱地說，英國有一千家左右企業以香港為基地，“香港的未來關繫到英國的經濟利益”。 基於此，港英政府走的並不“乾淨”。1997年，駐港部隊接收位於中環添馬艦基地的威爾士親王大廈時，赫然發現大廈內部很多隱蔽之處都被裝了先進的竊聽器。 2005年6月，曾蔭權就任香港特區第二任行政長官，決定將官邸遷回禮賓府，在入住前的裝修中，發現宅邸內有大量竊聽器。 

除了搜集香港本土的情報外，英國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內地的間諜活動。 曾是中聯辦秘書長、前司法部部長蔡誠之子蔡小洪，其家族成員深深紮根香港。在1989年被調到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後，受到軍情六處華人特工的策反。 2002年6月，中國情報機構在一次例行的監聽行動中，意外發現英國方面對江澤民的訪港行程瞭若指掌，由此展開秘密調查，最終發現是蔡小洪為英國情報機關提供機密消息，並涉及收受約600萬元人民幣的報酬。 蔡小洪所擔任的職務足以接觸到對港政策的核心，北京對港政策的所有舉措，在中英談判中對西方情報機構幾乎是完全透明的。有媒體評論認為，這宗案件的打擊和影響遠遠超過劉連昆案的損失。劉連昆提供的情報是局部的，蔡小洪卻是戰略性的、全局性的，甚至在某些重要領域是摧毀性的，而該案冰山的一角，還有數名新華社幹員也被破獲是間諜，被判了無期徒刑等重刑。蔡案暴露出英國情報機構在香港紮根之深的。中方從此調整對港情報工作的部署，十八大後更將港澳辦及中聯辦納入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體系，將中港關係由地方層面升格至國安層面。只是作為中國涉外關係的第一扇窗，香港必然還會扮演着東方諜都的角色，美國駐港領館有1000人的規模意味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