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老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不有佳作，何伸雅懷？” 聽聞宣傳部來客， 老先生特書以贈。
由海軍工程系青年教師鄧三瑞作為總負責人研製成功的我國第一艘實驗潛艇，該艇長15米、重約30噸，1959 年底在旅順海試成功
1960年鄧三瑞在31號樓一樓大廳作工作報告
1992年哈船院代表團參觀俄羅斯科學院海洋技術問題研究所，鄧三瑞在座談中講話
編者按：深化“三海一核”辦學特色體系化建設，給了我們一個梳理學校特色辦學歷史的良機。“三海一核”特色辦學方略的形成，凝結着工程大學人對辦學使命的堅守，匯聚着學校主體學科的成長脈絡，濃縮着師生校友們的人生變遷。當我們選定從學校優勢技術方向起步，去追溯特色辦學的歷史、走近特色建設的今天、展望特色發展的未來，那些曾經、正在和即將服務貢獻於我國“三海一核”戰略領域科技進步的廣大師生們，自然就成為這個故事的主角，他們的講述將為觀者呈現一部生動的工程大學“特色發展故事繪”。
人物名片：鄧三瑞，1958年開始了新中國第一艘試驗潛艇的設計，其後擔任我國第一艘核潛艇設計工作總體顧問，被譽為“中國潛艇之父”，該艇1974年正式編入海軍序列；1984年被聯合國聘為海軍軍備競賽研究專家組政府專家，進行全球海軍軍備競賽諮詢研究；他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造船工程學會第三屆理事，黑龍江省造船工程學會第三屆理事長；他自1953年起任教於哈軍工海軍系，著作有《系統工程與控制導論》等，後任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院長（1983—1987）；20世紀90年代初，主持領導了我國第一台智能水下機器人的研製工作；2005年，被授予哈爾濱工程大學“終身榮譽教授”稱號。
記者的話：水下潛器與智能水下機器人是我校多年來“三海一核”辦學特色積澱而來的一項標誌性成果。追根溯源我校潛器的發展歷程，有一個繞不開的開拓者，就是哈工程人心中很敬重的“先生”，今年已經87歲的鄧三瑞教授，他被譽為“中國潛艇設計的先行者”。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鄧三瑞作為總設計師，主持研製了我國第一艘常規動力實驗潛艇，其後，作為總體顧問，參與研製我國第一艘核潛艇。
新年我們隨楊冶副書記一同拜望了鄧老，削瘦但精神矍鑠的他，講起新近閱讀的佳作軼事，依然思維清晰見地獨到。聽聞我們想為特色辦學尋求歷史“故事”，老人略略思忖說，故事講不好，一二事可以。求真已成為老人一生行事的品格。訪談之事既定，鄧老將如何為我們開啟一扇歷史之門……年後，當記者再次叩開了鄧三瑞教授家的房門，一身黑皮半大衣，一把朱漆木凳，老先生已經早早等在門前迎接了。他說：歷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了解它的前因後果，才能知道現在是怎麼得來的。我就講一講我經歷的和所知道的吧。
從“小半拉子”到潛艇專家
我1949年考入上海的國立交通大學，讀造船系。當時各行各業對於人才很渴求，周恩來總理批示，把4年制的本科學習，縮短為3年。我在大三的時候先是參了軍，被派到江南造船廠學習放樣（就是把船的圖紙小樣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放成大樣。當時的船廠，都有放樣間。）和電焊等造船技藝。而電焊，是當時新興起的一項先進技術。
學會電焊是遠遠不夠的，所以我又被保送到軍事幹部學校，分配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海軍學校，俗稱大連海校，當時全國軍事造船技術水平最高的地方，繼續學造船。
1953年，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成立後，我任教於海軍工程系。當時，教員都要不停地學習、進修、提高。要永遠地學習，永遠有前進的空間。當時哈軍工的教授，數學家盧慶俊，善談函數論，我聽過他的課，他很兇，要求很嚴格。當時在哈軍工，你可以隨時選擇願意學的方面和老師。
劉居英主持哈軍工日常事務時，作了一個決斷，不提倡教員們“抱大個”，（劉居英管老師外出搞工程叫“抱大個”）他認為工程上的事情由學校來做不合適，學校應該研究更為高深的專題。學校應該幫助工廠攻克那些解決不了的問題，錢學森原來在美國就是做這樣的事情。其中，數理化基礎理論是解決這些難題的基礎。就像一個食物鏈一樣，“一門吃一門”，將工程問題與基礎理論貫通起來，既解決了問題，又使大家都得到發展。
還說一件事情，1956年，中央要制訂十二年科學規劃。我很榮幸地被軍方選派去參與規劃的制訂。當時我軍銜只是中尉，在華羅庚、梁思成等大專家面前屬於“小半拉子”。規劃確定了中國要造自己的水面艦艇、核潛艇和原子彈。後來這些事情果然都做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德國潛艇技術領先全球，不但航速快而且隱秘性很好。美國與前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在造潛艇方面，都奉戰敗國德國為老師，我們再向前蘇聯學習。
中國當時擁有的幾艘潛艇，都是購買蘇聯改裝的。教師中有很多是蘇聯專家和有過留蘇經歷的中國專家。當時的大連海校學員大多來自於清華和交大，我們將造潛艇的基礎知識和理論通過蘇聯專家的手基本掌握了。當時，還從蘇聯取得了一項重要幫助就是轉讓製造，就是引進蘇聯造潛艇的設備、鋼材、工藝，按照蘇聯提供的圖紙，由蘇聯專家指導，在中國製造。潛艇和水面艦艇，都按照轉讓製造的辦法造出來了。從蘇聯轉讓製造裝配起來的潛艇1957年在江南造船廠下水。在這個過程中，我進一步掌握了潛艇建造的整個流程和技術，中國潛艇研製的基礎漸漸建立起來。其後，我在哈軍工是唯一學過軍事造船的專家，帶領學生到上海，開始中國潛艇的設計。
“又紅又專”和“真刀真槍”
搞小型潛艇的設計，是在1958年大躍進的背景下做的，是海軍給哈軍工下的任務。當時各行各業的人們士氣都很高，幾乎達到狂熱的程度。
當時有一首詩，被郭沫若所稱道：扁擔不長三尺三，籮筐不大柳條編。你別小看這玩意兒，昨天搬走兩座山。我也覺得寫得動人。對於這首詩，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不是“仁人”，也不是“智人”，如果談我喜歡它什麼，我喜歡最後一句話，輕描淡寫地說，中國人民頭上的幾座大山搬完了，什麼時候搬的呢？昨天搬的。當時“一天等於20年”的口號，也是這個意思。終於站起來的中國人，盡吐百年屈辱的怨氣，一方面是意氣風發，另一方面是舉國若狂。
時代對知識分子的要求是“又紅又專”，走“紅專”的道路。對工科大學教師的要求，還得加上一個“真刀真槍”。
原來中國的工科院校，沒有做畢業設計這個環節，後來學習前蘇聯，教育部門要求大學要做“真刀真槍”的畢業設計。何為“真刀真槍”？就是與國家需求結合做畢業設計。以清華大學為首的理工科院校，都開始大力做“真刀真槍”的畢業設計。
我本來以為“真刀真槍”跟我沒關係。因為當時，組織上已經決定派我到蘇聯的研究院學習，我也已經通過了必要的俄文測試。然而一天，我在午睡，領導馮捷把我叫醒，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他告訴我現在海軍要設計建造潛艇，派我做總體負責人，帶着學生做畢業設計，題目就是造出中國第一艘自主設計的常規動力潛艇，“真刀真槍”就這樣來了。當時，哈軍工搞“真刀真槍”的還有顧懋祥主持研製的運糧用的氣墊艇，我們在造潛艇時，對其有所借鑑。
要造潛艇，光有學生還不行，還要“招兵買馬”。有人說造一艘潛艇至少需要400家生產零部件的工廠和企業支持。台灣至今也難於造出潛艇來，因為缺少完備的工業體系來支持。比如，潛艇上所用的鉛酸電池，一個有一人高、半噸重，都不是輕易能製造出來的。
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我國已經有了齊備的工業基礎。哈軍工、上海交大、大連海校、滬東造船廠、湘潭電機廠、江南造船廠都參與到潛艇的研製中來。
當時哈軍工海軍工程系，是按照艦船上的5個部門分類設置的5科，這是其他學校沒有的天然優勢條件，與造船專業配套的聲吶、內燃機、電機專業都被我們吸納進來。參加潛艇設計的也主要是哈軍工的第2期學員。
那時，美國已經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艘核動力潛艇，是由一位波蘭裔的電機工程師主持建造的，美國成為引領潛艇設計製造的領頭羊。雖然我們不知道核潛艇設計製造的細節，但是核潛艇將產生不可估量的作為及發展的路子清清楚楚地擺在全世界專家的眼前。美國設計了一條水滴型、叫作“大青花魚”的潛艇，前蘇聯顧問談起潛艇設計，言必稱“大青花魚”。我們的潛艇設計，最終就選中了水滴型的方案。當時核潛艇的設計也開始了，我們做的這條試驗小艇為核潛艇的設計研製提供了借鑑和經驗，核潛艇也採取了水滴型的設計。
我們當時在上海美國人留下的、叫做“美童公學”的洋房區（現為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上海船舶設備研究所所在地）里做潛艇設計，由我做總體負責人，後來又在旅順老海山做試驗，那裡的海域水深合適，便於打撈。在潛
艇的研製過程中，遇到了一個困難，就是用的電池總是燒壞，我決定把全部電池都燒壞，從失敗里找到原因。還有一個經驗是潛艇下潛時，螺旋槳在流體中穩定旋轉，受到流體的力矩作用，如果不加控制，會導致船體姿態改變，需要設計稍微偏一點的穩定翼來平衡力矩。穩定翼偏向多少才合適？我通過計算所得出的結果，後來的實驗證明，果然是正確的。
我反思當時中國和美國的差別。美國已經有了強大的工業基礎和完備的實驗條件。他們每造一條船，比如核動力船、水動力船，就立一個項目，集中優勢兵力攻擊一點，形成集成優勢的力量。當時我們大多在爭着放“衛星”、各干各的情況比較普遍，後來才匯聚到一起。
1959年底，新中國第一艘常規動力試驗潛艇終於造出來了，在旅順試航結果不錯。但實驗沒有完全做完，因為海軍在東海的一條前蘇聯造的潛艇在實驗中沉沒，潛艇員沒有按照規則出倉，得了潛水病，死了人，軍方下令停止所有實驗，所以，只能說是“完而沒成”吧，但還是積累了很多有用的經驗。
“烤鴨席”和“魚翅宴”
我曾經寫過在研製新中國第一艘常規動力潛艇期間，兩次在北京赴宴的事情，稿子發表後，還很受歡迎。這兩次吃飯，很重要。一次是“潛艇設計之始”，我們沒幾個星期做完了潛艇的草圖概念設計，就帶着4個方案到海軍裝備部，向當時的副部長薛宗華作匯報，陳賡院長請客吃飯，一次是“潛艇設計之中”，研製走上正軌，賀龍老總請客吃飯。
一天，在我們住的十幾人間的旅店裡來了一個穿陸軍服的人，進來以後就清點人數。原來是陳賡院長要請我們到全聚德吃烤鴨。當時，陳院長有條規定，哈軍工凡到北京報喜的他都要請客。劉居英副院長代替陳院長招待我們。當時是報喜的氣氛，在座的人們談笑風生。
薛宗華是個黑黢黢的大高個兒。當時他主持會議，聽我們匯報完，沒有說話。休息時，私下裡他對我說：“鄧三瑞，你這個人真是太幼稚了。”我聽了以後，笑了一下，沒有說話，之後也沒對任何人說起過這件事。回過頭繼續開會，他在公開的場合表示完全支持，並進行了潛艇研製的“排兵布陣”、調派人手。
薛宗華的意思我都懂，說我太幼稚，是因為覺得我是個人才，肯跟我講真話。我曾實事求是地說過新中國面對美蘇是“敵強我弱”的形勢，應該如何發展自己而受到駁斥，被認為是“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在場的薛宗華，站起來表示支持我的觀點。在當時大躍進的熱潮下，颳起一股爭相放衛星的浮誇風，他是提醒我任務的艱巨性，不要盲目樂觀和跟風。後來，他被打成右派，我曾去看過他。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被平反且復職，我們還有書信來往。
潛艇研製中期，賀龍老總在舊北京飯店請客，這次吃飯的主要目的是要成立幾個研究院，使中國的國防科研有一支理論攻堅的專家隊伍，建設一批先進的實驗基礎條件。飯店裡坐滿了國防科研領域的“各路豪傑”，大家在席間熱烈商談研究院的成立事宜，隨後，幾個研究院就建立起來了，所需的基礎設施，比如風洞、火箭試驗等基礎試驗設備都弄起來了。
這使哈軍工的學生畢業後，能夠“學有用武之地”，紛紛來到這些研究院工作。陳賡院長也正是這樣考慮的，集中優秀的知識分子搞研究和培養學生。這些研究院的成立，為後來乃至今天的國防科技發展奠定了基礎，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本文根據鄧三瑞教授口述整理）
記者手記：
見鄧三瑞先生前，曾讀到一些記述、描寫和採訪先生的文章，很多人都認為鄧先生身上兼具“真知灼見”的專家學者與“鄰家老大爺”的特質，集中體現了“大工至善、大學至真”的校訓。
初見立於房門前迎候我們的鄧先生，還是吃了一驚，這位赫赫有名的“潛艇專家”不但外表樸素、平凡，而且瘦弱得不禁讓人心生憐憫。然而在交談中，先生挺直的腰杆、洪亮的聲音、幽默的談吐，頗具軍人氣質又讓人驚嘆！他聲情並茂地娓娓道來新中國第一艘潛艇研製的背景和歷史的種種細節，其清晰的思路、高瞻遠矚的全局視野和博大的胸懷，一派學術大家的風範，更讓人嘆服。
採訪中，我們首先探究的是“潛艇之父”是怎樣煉成的？鄧先生早年畢業於名校上海交大，後輾轉大半個中國，先後赴武漢、北京、大連求知，成為新中國培養出的最早的一批造船專家。來哈軍工任教後，他從主持研製新中國第一艘潛艇、參與研製第一艘核潛艇，到船院時期，主持研製7103號救生艇這一智能水下機器人和水下航行器的發端之作，再到90年代，他“六十立志，志在必得。”承擔我國第一台智能水下機器人的研製重任，並做出開拓性工作，可以說是我校潛器研究領域的開山人。
不斷學習、永遠學習是鄧三瑞先生的人生態度。湖南籍的他卻是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沒有留學經歷卻精通英語，在當年哈軍工眾多的海外歸來學者中也是佼佼者，並且還懂俄語和法語，體現了他超強的、常人難及的學習能力。
淡泊明智，寧靜致遠。鄧三瑞先生為人所稱道的還有他不計名利、兩袖清風的高尚品格。在校友滕敘兗所著的《哈軍工傳》中，敘述了鄧先生曾作為聯合國的專家組成員，研究各國的海軍競賽問題的一段經歷。鄧先生憑藉高超的學識和學術水平，為這項研究做出的貢獻受到聯合國的讚譽，所取得的報酬卻被他花在為當時的哈船院購買大量原版的海軍和船舶工業方面的專業書籍上了，餘下的錢也都悉數交給了學校。
英國大科學家培根說，讀史可以明智；我國古代傑出的政治家李世民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聽鄧三瑞先生講述新中國第一艘常規動力試驗潛艇的歷史，讓我們了解到學校的潛器研究方向是如何起步和發展的，感受到哈軍工老一代科學家為“三海一核”特色開疆拓土的創業風采和他們的人格魅力，會使後繼者們受到更大的鼓勵和鞭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