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抗日衛國戰爭之時，有一個話題我總是儘量迴避。那就是“南京大屠殺”。

　　其實，我開始關注有關這場戰爭的文獻，和南京大屠殺有着直接的關係。那是在幾年以前，和日本的一些年輕人在BBS上面辯論，對方的觀點是“南京大屠殺”純粹是捏造。終於，耐不住性子的薩憤而問道：無論你怎樣講，總不能否認南京城下的累累白骨吧。

　　一個日本的年輕人回答：你們中國人一直在打內戰，誰知道是不是你們自己埋下的？

　　面對這個一半無知一半狂妄的回答，那時候，我的感覺是出離了憤怒。

　　我下了一個決心，就讓我用日本的史料，來說服你吧。

　　在我的書櫥中，有關這場戰爭的資料如今已經堆積如山。然而，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卻很少。

　　是因為在日本沒有這樣的史料嗎？

　　恰恰相反，在日本的出版物中，關於這場悲慘事件的紀錄比比皆是。我只是沒有勇氣面對。

　　沒有勇氣面對我們先人曾經遭受的屈辱和災難，那些文字中，曾經的日軍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細緻把這場大屠殺描述得如同在你眼前再現。

　　原日本海軍第十三航空隊轟炸機隊隊長奧宮正武在《我所見的南京事件》中，曾經這樣描述自己所見的大屠殺場面：在下關刑場附近，從城中開來滿載中國人的敞篷卡車絡繹不絕，停在倉庫中間。作為海軍軍官的奧宮認出這支部隊屬於第九師團第三十六聯隊，他走進碼頭的倉庫群，看到兩手被綁在背後的十幾個中國人，被一個個拉到江岸邊幾米的地方，用軍刀和刺刀慘殺後，投入揚子江中。江中只見層層疊疊的屍體，靠近岸邊的江水為之阻塞，以肉眼幾乎難看出的速度裹挾着屍體艱難流向下游。

　　但，有些人還沒有徹底死透，掙扎着向岸邊淺灣處逃生，那附近已經是一片血海，因為那裡等待他們的，是早有準備的槍擊和刺刀。整個過程如同流水線一樣秩序井然，連大聲指揮的人都沒有。看來，明顯是根據上級的命令在進行。

　　我向刑場入口的一個下士問道：“這麼多中國人，就這樣安安靜靜被帶來，你們是怎麼做到的？”

　　回答是：“城內，對着在廢墟上收拾的中國人問：‘有肚子餓的舉手’，然後把舉手的裝上卡車作出帶去吃飯的樣子，就完成了唄。”

　　“那麼，為什麼用日本刀和刺刀行刑呢？”“長官說，為了節省子彈。”

　　這已經是12月27日，距南京陷落差不多過了兩個星期。

　　僅僅日軍第三十旅團一支部隊，其指揮官佐佐木道一少將就在手記中記錄，“到12月24日共計處刑一萬五千人以上，12月24日至第二年1月5日，處刑數千人”。

　　這樣的記載車載斗量。

　　每當此時，我多麼希望日本極端右翼宣傳的“南京大屠殺根本就是謠言”是真的才好，我國我民，作了何等惡事，以至承受如此天下難言之慘！

　　然而，墨寫的謊言如何能夠改變血寫的歷史呢？

　　正是因為證據如此確鑿，假如問日本人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看法，從官方而言，日本方面從來不能，不曾也不敢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在日本的教科書中，傳統都存在着對南京大屠殺（日文：南京大虐殺）的描述。

　　在日本收集到的大多數南京大屠殺的證言，都是近幾年的事情。這之前，日軍的老兵們大多選擇了沉默。

　　然而，也許是即將走進異界時對良心的考驗，最終使一部分日軍老兵對媒體袒露了當時的暴行。這是1999年1月，85歲的佐藤睦郎在回憶南京大屠殺中的情景， 85歲的佐藤睦郎在回憶南京大屠殺中的情景。

　　倒在床上敘說的佐藤道：“對着幾千名絡繹不絕朝對岸逃去的人群，用九二式重機槍開火射擊了。”

　　佐藤是日軍原十六師團步兵第33聯隊第一機關槍中隊的士兵，參加了對南京的進攻。他在採訪中對這次屠殺的背景介紹道：“在揚子江畔包圍了幾千名在岸邊的人群。一個中隊的八挺重機槍對着密集的人群開火了。可以看到人群中的女人和老人。距離四五百米，變着角度掃射，打到的地方人牆就崩塌下去。他們用力地搖着白旗，我想也是很可憐。我們是按照小隊長‘打’的命令來干的，但是，這命令（中國人統統殺掉）應該是出自師團部。”

　　但是，就日本普遍輿論而言，對南京大屠殺的看法確實有着極大的分歧。其中，除了接受傳統對於南京大屠殺描述的部分民眾以外，比較典型的“修正看法”就有四種之多。

第一種看法，南京大屠殺虛構說。

　　南京大屠殺虛構說是在日本極端右翼和部分青少年中存在的觀點，曾在網上與我進行辯論的日本青年大體屬於這個派別。其中，比較典型的公開言論當屬1994年9 月4日大橋政太郎在《產經新聞》發表的文章，鼓吹南京大屠殺為“虛構”，其原因是“沒有一個證人親眼看到大屠殺的發生”，“看到數千人被屠殺的目擊者一個也沒有”。

　　此外，日本還有專門組織對中國報道中部分列入“南京大屠殺”標題下的歷史照片一一進行檢證，以證明其並非拍攝於南京大屠殺期間。這部分人多半屬於極端缺乏歷史常識的日本年輕人，以及少數別有用心的政治家。

　　然而，當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證據越來越多被發掘出來的時候，這種觀點就如同陽光下的雪一樣迅速瓦解。上個世紀末，由於中國方面大量公布南京大屠殺親歷者的經歷，相信這種觀點的日本民眾產生了極大動搖，但依然有少數死硬分子堅持那是中國政府組織的宣傳，不足為據。

　　隨着生命即將終結，一些參加過大屠殺的日軍老兵良心發現，近年來逐漸打破沉默，開始提供真實的歷史事實，給日本社會極大的震動。例如，二零零二年，松岡環採訪的舊日軍老兵回憶錄《南京戰》，一本書就收錄了102名原日軍官兵的證言，每一條證言都重現了當年南京發生的殘忍暴行。

　　在這樣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持南京大屠殺虛構說的觀點，在日本也很難找到市場，呈現日漸式微的情況。不過右翼從來也沒有停止過這種宣傳，目的，無非一個是爭取部分盲目的日本青年的支持，一個是“取法乎上，只得其中”，抵消真實歷史的影響。

　　但是，我國的部分歷史著作或者宣傳資料中，對於歷史照片的引用存在若干失誤，對極右政客混淆視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過猶不及，是我們值得反思的事情。

　　原日軍士兵境昌平在2000年7月接受記者採訪，提供了他用毛筆書寫的日記，其中記錄了日軍第九師團步兵第三十六聯隊12月13日在下關用重機槍屠殺中國戰俘的場景。

　　他是負責押運戰俘前往屠殺地點的，由於屠殺地點設在突堤以下，戰俘看不到以為是要釋放他們，還對境昌平說“謝謝”。境昌平還記載了日本海軍的士兵和穿和服的日本平民拿中國人練習刀術的過程。

第二種說法，南京大屠殺的確發生過，但死亡人數值得重新計算。

　　這是目前日本市場比較大的一種觀點，包括日本的歷史教科書，也取消了一直以來“死亡三十萬人”的內容。事實上對南京大屠殺的報道，日本並不是戰後才開始的。

　　講演通訊社的《野戰郵便旗》雜誌最早曾在1941年2月10日描述了在南京日軍曾經進行的大屠殺，並稱這是為了“威懾敵人，促使蔣政府放棄抵抗”。然而，日方頗有輿論認為，中方認定的南京大屠殺造成30萬人死亡的數目太大，實際死亡人數低於此。

　　如早稻田大學教授洞富雄曾在1982年發表的《南京大屠殺》一文中考證當時南京民間掩埋屍體約四萬餘，崇善會堂等慈善機構掩埋的遺體十五萬五千，並據此推測當時死亡人數為約二十萬人。

　　日方並經常引用東京審判判決中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內容——“占領南京的一個月期間，共計殺害戰俘三萬人，包含男女兒童的非戰鬥員一萬二千人，周邊居民兩萬。同時，近郊的難民有五萬七千人被證明因虐殺和飢餓而死。”

　　由於這只是部分地區的統計結果，東京審判法庭推定南京大屠殺“死亡二十萬人”。日方較多人認為大屠殺實際死亡人數在數萬人，因為 1938年3月9日《大公報》曾發表文章，稱南京大屠殺死者6-7萬。

　　甚至有的日本人認為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僅僅數千人，因為拉貝日記中寫過這樣的話：“放下武器逃入安全區的中國兵被搜捕，以數千人為單位有組織地處死”，他們顯然沒有理解“為單位”的含義。

　　此外，曾任當時日本大使館參事的日高信六郎聲稱，當時南京市人口總計不過三十萬，不可能都被殺光，所以三十萬的數字不夠準確。

　　這種觀點也可說是以偏概全。

　　首先，《大公報》1938年報道南京大屠殺時根本無法到當地考察，死亡數字屬於推斷，不足為憑。

　　其次，除了掩埋的屍體外，日軍承認曾將大批屍體拋入長江，或焚屍滅跡。因此，根據掩埋屍體數量統計死亡人數，應有一定缺口。

　　至於南京人口問題，日高統計的數字僅僅是安全區內的居民，事實上大屠殺發生的地區囊括整個南京及其郊區。南京人口在戰前為101萬9千人，南京戰役打響的11月23日，市長馬超俊尚表示南京還有市民五十多萬，難民二十多萬。由於上海、松江、蘇州等地的失陷，大批難民湧入首都南京。

　　當時國民政府和普通民眾對於日軍會攻占南京普遍思想準備不足，實際日本大本營最初也不準備占領南京。而當日軍大舉快速進犯，由於運輸工具不足，加上南京衛戍司令唐生智下令封江，大批難民只得滯留南京直到日軍破城，他們的人數無法統計。

　　由於沒有當地固定戶口、住處和社會關係，在此後日軍追捕“敗殘兵 ”、“便衣兵”的過程中，難民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原日軍士兵松田五郎在2001年5月提供給新聞界的日記的說明中記錄道：松田五郎的日記記載，在12月14日一天，他所在的分隊大約10個人，就殺掉了55個中國人。

　　松田當時是日軍第三師團步兵第六十八聯隊第二大隊的士兵，在他的日記中記錄了他所在的10人分隊先後屠殺手無寸鐵的中國人250名，以及日軍強姦中國女性的經過。

　　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最終恐怕還需要更多的歷史考證來證實。但是，無論死亡人數是數萬還是三十萬，都無法改變南京確曾發生了大屠殺的事實，只是一個大屠殺的規模問題。

第三種說法，南京大屠殺是“下克上”的結果。

　　也就是說，南京大屠殺並非日軍有組織進行，即便有組織進行，也是中下級軍官擅自做主。其中主要是為當時的派遣軍司令，因此被遠東國際法庭判處死刑的松井石根開脫。

　　這裡面最典型的可見角良晴（南京大屠殺時為松井的副官）所著《七生賦》。在這本書中，他描述當時的情景——下關有13萬中國人試圖逃向對面的浦口但是無法過江，第六師團電話詢問怎樣處理？

　　“中支那派遣軍”參謀長勇中佐（二戰末期死於沖繩）回答：“攻擊。”

　　角良晴連忙向司令官松井報告此事，松井叫來長勇，道：“13萬中國人，都殺了不好吧，隨他們去吧。”

　　長勇中佐回答道：“裡面可能有敗兵。”

　　松井道：“也許有潰兵吧，但放了他們可以避免我軍軍紀太過混亂吧。”

　　長勇回答：“是。”

　　但是，當第六師團第二次電話請示的時候，他還是命令：“攻擊！”

　　第二天（18日），司令官（松井）要到下關去視察。

　　“但是，綿延兩公里的道路，都是層層疊疊的屍體，地面都看不到，這種狀況實在無法交待。於是，參謀長飯沼少將說道：‘治安太差，無法保障安全。’推辭了這次視察。第三天（19日），參謀長命人焚燒屍體，並蓋上土。第四天，司令官（松井）道：‘哪怕就一個人也要去看看，準備車。’無奈之下我只好儘可能讓他坐在看不到外面的地方。車子在墊了屍體的土路上艱難前進，司令官突然號哭起來。這都是下克上的惡果啊。”

　　按照角的說法，松井只是個被架空的大善人而已。長勇確實也曾經在1938年吹噓過——“殺了30萬人是我的命令”。

　　然而，這明顯是對松井的美化，當時日軍的各部指揮官，如山田支隊的指揮官山田梅二，多在日記中保留了接受命令進行大屠殺的紀錄。長勇一個小小的參謀能夠指揮得動那麼多高級將領而松井一無所知嗎？

　　而且，松井自己的日記中也保留了與此相反的內容。在1980年關於日本教科書審定的案件中，持南京大屠殺虛構說的山田一良曾用這本日記表示松井與大屠殺無關。然而，法庭卻在他出示的日記中，找到了六百多處被山田修改的痕跡！實在是欲蓋彌彰。

　　從目前所收集到的證據看，日軍參與屠殺的包括了日軍第三師團、第九師團、第十六師團、第三艦隊第十一戰隊等各個部隊，而且作業嫻熟，如果沒有組織，令人難以置信。而是否松井下令，對改變南京大屠殺的性質毫無意義，那是日軍自己的事情。

第四種說法，的確發生了大屠殺，但屬於合法的殺戮，即“屠殺合法論”。

　　日本方面還有一部分學者持“合法屠殺”說。屠殺還合法，在任何現代文明的理念上都是無法接受的事情，但的確有些日本學者從法理角度，試圖證明南京大屠殺時，日軍的屠殺是合法的。

　　他們首先把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鎖定在戰俘之上，至於平民的遇害，則強調那是因為部分中國軍隊脫下軍服混入平民，成為了“便衣兵”，為了搜索他們，日軍才誤殺平民。

　　而對於戰俘的殺戮，在日本這些學者眼中，是合法的。如日本有名的右翼學者、亞細亞大學的東中野修道就這樣描述——日軍攻占南京時，衛戍司令唐生智逃走，部分中國士兵脫掉軍裝進入安全區。日軍進入安全區搜捕這些“便衣兵”，並將他們集體處刑（屠殺）。

　　“這種處刑是合法的。”東中野修道說，“戰時國際法規定對於投降的士兵應該給與戰俘的特殊待遇，保護其生命安全，但，這是指的‘穿軍服，經過訓練，並有指揮官管轄的戰鬥員’而已，指揮官逃亡，或沒穿軍裝者，都不再享有這樣的權利”（1996年8月7日《產經新聞》）。

　　持與此近似的觀點的還包括上智大學教授渡部升一、東京大學教授藤岡信勝等。他們認為，戰前日本並沒有批准《日內瓦條約》，因此不必遵守日內瓦條約禁止報復俘虜、禁止對俘虜的殺害、暴行、侮辱等條款。

　　而在日本簽署過的有關國際條約1907年《海牙公約》中，第8條規定“俘虜應順從所俘國軍隊的法規、命令，如有不服從情況，可以使用必要的嚴重手段進行懲處。”藤岡等人的看法是這個嚴重手段包括了進行處死的範圍。

　　然而，這種說法明顯是混淆視聽。

　　首先，南京大屠殺中大量遇害的並非軍人；

　　其次，所謂指揮官逃亡部下即不算戰俘根本不成立，因為戰鬥中上下級失去聯繫的情況很多，這種情況下就不再認為失去聯繫的部隊不再是軍人十分荒唐；

　　再次，所謂“便衣兵”指的是歐美國家對於平民游擊隊的概念，其先決條件是穿着便衣，對於其他國家軍隊有主動的攻擊行為，這顯然不符合南京戰役中部分中國士兵為了逃命放下武器換上便衣進入安全區的情況，這是偷換概念；

　　最後，《海牙公約》並沒有允許處決俘虜的條款，相反，其附則第三條規定：須以人道原則對待俘虜；第二十三條規定：放下武器或者失去自衛手段者，乞求投降的敵軍，不得加以殺害。

　　而《日內瓦公約》日本雖然沒有批准，但日本政府同時口頭表示會尊重這一條約的條款，而1941年日本外相東鄉茂德曾明確在對各國的照會中說明，戰爭中日本將“遵循《日內瓦條約》的規定”。

　　其實，若干日本學者的所謂研究，不過是文字遊戲。無論有無條約規定，是否有法律管制，日軍在南京大規模屠殺戰俘和平民的行為，都是一種反人類的罪行。因為日軍的行為違反了人類的基本準則，這才是南京大屠殺的真正罪惡所在，這根本不是任何法律條文可以改變的。

　　此外，日本還有“戰爭集體瘋狂說”、“中國堅壁清野自行屠殺說”等若干對於南京大屠殺的解讀觀點。由於其影響小，亦不為日本正常公眾所接受，故此不再詳細介紹。

　　從日軍史料看來，當時南京的中國人並非人人任其宰割。例如，《我所見的南京事件》作者奧宮正武在書中記載，12月23日或24日，有一個勇敢的中國人，持刀悄悄潛入日軍三十六聯隊的士官宿舍，乘暗夜和日軍警備鬆懈的機會，連續殺死多名日軍。奧宮的紀錄中，告訴他這件事的三十六聯隊士官稱日軍小隊長級士官就被這個中國人殺死10人或11人。

　　雖然，日軍為此進行了血腥的報復，但我依然為這位在日軍獸行中不屈的中國人感到驕傲。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候，我們的民族依然有血性的光芒閃爍。

　　這是唯一在研究南京大屠殺相關文獻時讓我感到欣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