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2月18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慶祝大會上講話稱，“改什麼、怎麼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這一強硬表態引發廣泛猜想。
與其無的放矢盲人摸象“空對空”爭辯，在習近平心目中哪些是“該改的、能改的和堅決要改的”，哪些又是“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和堅決不改的”，莫不如將鄧小平開創的中國改革開放與現階段習近平主導的中國改革做一比較，從而得出“習式改革”與“鄧式改革”的區別所在，這樣一來，未來中國改革哪些該改能改，哪些不該改不能改，就更加容易判斷了。
強化意識形態以及政治控制
如果說中共鄧江胡時代，中國改革尚且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單輪驅動”，那麼到了習近平時代，因為有感於中共黨的領導此前遭遇空前弱化，習已將“整黨治黨”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列，作為新時代驅動中國改革的“兩個輪子”。甚至有時為了實現淨化和加強中共黨的執政地位這一優先目標，中共寧願將經濟發展速度做適當調降。
習近平強調中國改革進入新時代（圖源：新華社）
六年前，習近平是在中共黨內蔓延腐朽和悲觀氣息、黨員普遍喪失信仰和革命意志、政府無力應對社會挑戰的背景下接過中共最高權柄的。習對這種狀況經過了深思熟慮，身為“紅二代”，習肩負傳承紅色江山的使命，而這種使命感是其前任平民出身的胡溫所無法比擬的。
另一方面，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接手的是一個“九龍治水”的權力制衡體系，這造成了作為中共最高職位的總書記的弱勢，這一實際權力運行也進一步加劇了上面說到的情況。因此，改變中共軟弱渙散，集中中共總書記的權力，這也是中共高層的某種集體共識。
習近平中國改革“不改論”的核心是不能改掉中共的一黨執政。而在把維護中共長期執政地位當做首要任務的前提下，習近平的改革應被視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經濟改革將不會伴隨着政治上的放開。與此相反，考慮到改革帶來的風險，習近平的信念是必須把政治置於控制之下。
因而，對“錯誤思想”及其傳播和鼓吹者，中共必須嚴厲打擊，意識形態部門不能瞻前顧後，怕這怕那。“淨網”行動，官媒批憲政，高校“七不講”，黨媒姓黨的強調，意識形態極端重要性的提出，黨委書記是意識形態第一責任人的部署，都反映了這一點。
這也正是有鑑於毛時代政網太密控制太嚴機制體制僵化，鄧小平掌權後強調“黨政分開”，而習近平如今卻力主恢復“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的時代背景。鄧並為中國改革開放規定了“三個有利於”判斷標準，而習時代的中國改革，“三個有利於”之外還要加上是否有利於強化中共的執政地位這一標準甚至是唯一首要的標準。
中國經濟由速度型轉向質量型
在過去四十年中，中國獨特的政府投資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治理結構，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這種發展模式目前正面臨着日益嚴峻的挑戰，中國政府需要適時加以調整，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和全球經濟的格局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經過四十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已經離世界的技術前沿越來越近，從發展階段上來說，已經從基於投資的發展階段轉變為基於創新的發展階段。在這個新階段，動員和組織投資已經不是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早期促進政府投資的政策（如壓低工資、強政府）會阻礙技術創新。
中國處於新的歷史階段，正如哈耶克很久之前就論證過的那樣，更加分散化和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方式（商品市場、要素市場和金融市場的成熟）會更好地加總大眾的智慧，促進基於創新的發展。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大眾的智慧如果充分發揮出來，其力量會是驚人的。
貧富懸殊、黨政官員腐敗、環境污染、發展不平衡不可持續等等，中國這種發展模式其他方面的成本也越來越高。如壓低工資和降低資本成本的發展策略，加上中國經濟中其他的扭曲，造成了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不同群體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對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挑戰。
中國需要適當放慢經濟增速，停下來解決各項社會遺留問題並走上創新發展軌道。正是基於這一深刻考量，中共十九大報告強調中國經濟要由“速度型”向“質量型”轉型。
從地方“先行先試”到“頂層設計”
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喊話地方，“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這一中國改革方法論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此前中國改革的經驗，如工農業改革農村改革先行，國企改革國有經濟之外的個體工商戶先行，營造市場經濟“小氣候”和利用外資東南沿海先行等等，因而可以說，中國前三十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帶有地方“先試先行”的經驗色彩。
然而，所謂“摸着石頭過河”，在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進行到第四十個年頭的今時今日，中國改革早已進入深水區，能摸的石頭大多已經摸過了，今天的中國改革更多的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系統改革，因而需要強化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
“頂層設計”最早由現任中國副總理劉鶴在1990年提出，是信息系統規劃設計中經常使用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意味着在規劃設計一個信息系統的時候，首先要確定這個子系統的主體結構，然後才能進行它的各個子系統的設計，否則，各個子系統之間就很難溝通、兼容和聯動。
對習李上台執政後中共提出“更加重視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一直秉持市場化改革方向的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這可能意味着在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上要進行系統改革的某種意向，因而是很值得歡迎的。
當然，在未來中國改革開放中，鼓勵“頂層設計”並不是不要地方“先行先試”。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高層已經出台了近1,600項改革方案，很多改革方案並沒有得到有效落地與執行，箇中原因，除了某些頂層設計方案與地方實際情況並不契合，還與地方政府“先行先試”自由度與積極性受到高度壓抑有關。並且，地方凡事等待中央政府頂層設計、唯頂層設計，並非中國改革之福。
最後，時移世易，強調“習式改革”與“鄧式改革”的區別，並不能否認兩者之間更為根本的傳承關係。事實上，無論是在維護中共政治地位還是經濟民生層面，鄧小平改革與習近平改革在要實現的政治經濟目標方面都有着高度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