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開甲

　　央視網消息：1964年10月16日下午3點，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這極大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負責這次試驗測試工作的是程開甲，在過去將近40年的時間裡，程開甲隱姓埋名，參與主持決策了三十多次核試驗，被稱作是中國的“核司令”。但就是這樣一位“兩彈一星”元勛，在生活里卻並不是一個合格的父親。

　　記者：這黑板就是程老先生到最後還在用？

　　程漱玉（程開甲之女）：對，他說黑板是最能幫助人思考的。

　　記者：這是塊老黑板？

　　程漱玉：這個是從北京進到了馬蘭到了紅山，他要離開那兒了，說這裡需要一塊黑板，就從那兒運回來了一塊黑板。

　　這塊黑板已經伴隨着它的主人，我國核武器事業的開拓者，“兩彈一星”元勛程開甲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直至2018年11月17日，這位被譽為“中國核司令”的老人與世長辭。

　　記者：這上面的字是老人家寫的？

　　程漱玉：那不是，他的已經擦了，他原來寫的，有一句話說“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他寫在這兒，德文寫的。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這也正是中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真實寫照。上世紀中葉，美蘇爭奪核霸主地位，面對西方國家的核恐嚇，中國核武器的研製開始啟動。1960年，經錢三強親自點將，正在南京大學教書的物理學教授程開甲被調往北京，加入了中國核武器研製的隊伍。

　　程漱玉：因為南京大學郭影秋校長當時就找他，讓我父親到他辦公室，去了以後也不說什麼，只是說北京有個任務讓你去工作，你儘快去，關鍵是我父親沒有問什麼。

　　記者：什麼也沒問？

　　程漱玉：因為對他來說很習以為常了，讓我幹什麼那我就幹什麼。

　　程漱玉：沒有說，什麼都沒有說。

　　記者：那這不問嗎？

　　程漱玉：不問。

　　記者：那萬一要長了，我不願意行不行，我有五個孩子一個老婆？

　　程漱玉：那他可能不想這些事兒，這是組織上交給我的事，我是沒有價錢好講的。

　　因為研製原子彈是“秘密使命”，期間不能參加學術會議、不能發表論文、不能隨便與人交往，不能與外界保持聯繫。自此之後，程開甲隱姓埋名，在學術界銷聲匿跡了二十多年。在大女兒程漱玉的印象中，那時候的父親就像謎一樣。

　　記者：這段時間父親就無聲無息了，找不着了，不知道幹嗎去了？

　　程漱玉：反正我們只跟北京聯繫，開始不知道他幹嗎去了。

　　記者：那媽媽怎麼跟你們說？

　　程漱玉：她也不會跟我們說，她也不知道。

　　記者：你們也不會問？

　　程漱玉：父親的事歷來我們不會問。

　　記者：那你們家就是一種常態？

　　程漱玉：對，你問他也不說。

　　程漱玉後來得知，1968年12月5日負責核武器研製的核心成員郭永懷，攜帶着一份絕密的試驗數據文件，乘坐小型飛機返回北京，即將着陸時不幸失事。也就是這次飛機失事，差點讓程開甲成為兒女心中永遠的謎。

　　程漱玉：那年他們在蘭州開會，開完會以後，他因為北京有事準備跟郭永懷同機返回。就在這個時候，咱們基地就給他打電話了，說有事必須他回去處理，他就臨時改變了，就回去了。這個謎就沒有成為永遠解不開的謎，因為那天郭永懷那個飛機着地以後發生了爆炸，起火，然後郭永懷和警衛員兩個人抱在一起，把公文包抱着，沒有給燒毀，兩個人犧牲了。如果父親在飛機上不也一樣嗎，那樣的話我們這個謎可能就不會有解開的時候了。

　　1980年，程漱玉調入了父親所在的中國核試驗基地研究所工作，1995年從研究所調到北京後，還擔任父親的技術助手，在與父親一起工作生活的39年時間裡，她才開始真正接觸並了解父親的所作所為。

　　記者：您現在想起父親來，印象最深的是什麼呢？

　　程漱玉：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永遠都忘不掉他的工作。

　　記者：到老也是。

　　程漱玉：對，他滿腦子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我們那時候都不在家，門診部的醫生過來，因為我母親發病了。心臟病一弄起來很急的，他在樓上工作，他根本就不知道。

　　記者：我覺得太過分了，老伴老伴那不就是要的這個伴嗎？

　　程漱玉：不，他還是工作為重，他滿腦子只有工作，除了工作沒有別的東西，他沒有什麼私心。

　　記者：那她嫁這個人圖什麼，又給他生兒育女，又給他操持家務，最後自己什麼都得不到關注。

　　程漱玉：所以她特別賢惠，張蘊鈺說過了，沒有他夫人，程開甲就不是程開甲。

　　程漱玉了解到，父親最為忙碌的工作狀態是最初參與核武器的研製。當時，面對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以及蘇聯突然撤走援助中國的專家，新中國只有依靠自己的科學家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展研究，摸着石頭過河。

　　程漱玉：反正馬上工作壓力就上來了，因為當時他們在搞原子彈的起爆一個條件。這個條件他們當時那些人碰到了很大的困難，你做好這個彈你沒有這個起爆條件，你這原子彈是炸不了的，你必須達到這個高溫和高壓，這就必須你們去研究。

　　後來，程開甲第一個估算出原子彈爆炸時彈心的壓力和溫度，為原子彈的總體力學設計提供了依據。1962年，核試驗被提上日程，重任落在了程開甲的肩上。作為技術總負責人，他帶着人馬遠赴位於新疆羅布泊的馬蘭紅山核試驗基地，着手核試驗的準備工作。這裡被稱為“死亡之海”，50攝氏度的高溫、又澀又鹹的飲用水，戈壁灘上的飛沙走石，艱苦的條件，考驗着每個人的意志。而對於程開甲來說，從理論研究轉到核試驗，他面臨着一個全新領域的挑戰。

　　程漱玉：你得要把這個核試驗想透，首先他想的是我要有個研究所，當時最開始提了五個研究室，有人就說你現在的任務就是把它爆響，爆響就可以了，不同意他搞得這麼大，他沒有同意。按照他的思路，最後建起了這個研究所，不是說這一次我就讓你爆響就完了，我這次我還給你數據，所有數據都得給你，整個的效應數據都要給你。而且這是為了我們後面的發展，核武器的發展。

　　記者：但是您說他一個人，就一個腦袋，他要想這麼多的事那段時間他怎麼過的，他後來跟您說過嗎？

　　程漱玉：我有的時候也很難理解他，他怎麼能做到的，真的很難。你像我們自己要是做一些工作的話，可能這裡還會出現差錯，那裡還會出現差錯，他做起工作來不允許你出差錯。每件事他必須要做到極致，尤其是安全問題。周總理再三提，穩妥可靠，萬無一失，他抓得太緊了。那麼多的問題，安全，核試驗你想想就可怕，點起來就是魔鬼，成功了大家都開心，失敗了你就全完了。

　　記者：沒錯。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羅布泊腹地，隨着一聲驚雷般的巨響，原子核裂變的巨大火球和蘑菇雲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國自主研製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讓世界重新認識了中國。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年時間裡，程開甲馬不停蹄，參與主持決策了包括首次氫彈、首次兩彈結合、首次中子彈、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豎井試驗等在內的多種試驗方式的三十多次核試驗。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除了需要實現技術難題的一次次跨越之外，他有時還面臨着巨大的政治壓力。

　　程漱玉：非常大的壓力，他和（核試驗基地原司令）張蘊鈺在家裡面回憶起1976年這件事，那個時候反正對他們來說肯定是已經非常艱難了，但是任務在那擺着，安全在那擺着。因為這個地下的試驗從爆心，爆心在地下非常深，然後再出來的時候有個主坑道，一直要堵塞，一直堵到口上。到口上的時候，坑道口的時候會逐漸逐漸變寬，變寬以後施工量就逐漸逐漸增大。在一次任務討論會上，那些人他們就是要縮短，反對你再接着堵，這個他可不同意，堅決不同意。

　　程漱玉：他們反對，那個時候非常難了，張蘊鈺也在。他當時說完這一句話，他就控制不住了，在旁邊也是眼淚往下掉。

　　程漱玉：所以說這個人他要有事業心，他就能成功。而且他的利益不是說個人利益，如果他不是這樣想的話，再有其他那些方方面面的想法，肯定失敗了。所以我覺得要是按張蘊鈺的說法，他是一個純粹的科學家，真正的科學家。

　　記者：您怎麼理解純粹的？

　　程漱玉：純粹就是沒有私心，上次八一勳章（頒獎詞）對他的評價，我覺得非常非常正確。“忠誠奉獻，科技報國”，這實際上是他的一生。

　　1946年，浙江大學物理系畢業後，程開甲遠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師從量子力學奠基人、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玻恩教授，進行雙帶超導理論的研究。1948年，他以優異的成績博士畢業，在導師的推薦下，擔任英國皇家化學工業研究所研究員。就在所有人都認為他會從此過上平穩安逸的生活時，程開甲卻在兩年後毅然選擇了回國。

　　記者：我就在想當一個非常有才華的物理學者，如果從自己科研的角度，當有這麼多的世界上的物理大家給他做背書，給他提供各種各樣的科研條件，他留在英國是更適合安安靜靜做學問，為什麼沒有？

　　程漱玉：他的導師也多次勸他把家人接過來，但是因為他覺得他在國外我可能科學上很有成就，但是我在那兒是被瞧不起的，中國人在那兒是被瞧不起的。因為我們國家弱，我們國家受人欺負。我應該怎麼做呢，我應該用我的知識回來報效祖國。

　　記者：您能理解嗎，作為他女兒您後來跟父親探討過這個問題嗎？

　　程漱玉：問過。

　　記者：他怎麼講？

　　程漱玉：他說我為什麼不回來，我學成了就是要報國，就是這句話。

　　與父親共事近40年，終於理解了父親

　　1980年，程漱玉調入了父親所在的中國核試驗基地研究所工作，1995年從研究所調到北京後，她擔任父親的技術助手。在與父親一起工作生活的39年時間裡，她見證了父親晚年將主要精力重新放在了雙帶超導理論的研究上，她開始真正接觸並了解了父親的所作所為。

　　程漱玉：沒有人幫他，因為國際上有一個超導理論是得過獎的，別人幹嗎要跟着你來干，你的風險這麼大。

　　記者：什麼叫風險大？

　　程漱玉：科研理論的工作，如果你跟錯了人，你做出來可能是不會得到什麼承認的時候，你不是風險嗎。他很務實，我用我的所有知識把你所要求的事兒，我都必須完成得漂漂亮亮，沒有絲毫遺憾，這是他的務實。所以如果要像他這樣做，可能有很多大家可以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