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談話最鮮明的表述與倡議就是"探索『兩制』的『台灣方案』"，這是北京首次將"一國兩制"主張，從口號進入到實踐層次的一次嘗試，習近平旨在表明，"兩制"的內容不是北京單方面的規定，而是由兩岸共同"探索"出來的制度。
"一國兩制"在40年前告台灣同胞書發表時只有概念，還不存在這個名詞，就像"九二共識"這個詞彙在九二年也並不存在一樣。10年前即"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10周年，前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發表的《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談話，"一國兩制"雖然提出，仍只停留於標題與號召的層次，"一國兩制"意旨為何，仍要回歸葉劍英與鄧小平當年的說法。
其中1981年葉劍英所提出的內涵是"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以及台灣的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不變，財產私有制也不變。而鄧小平1983年則是來訪的楊力宇教授對談時，再加上"司法終審權"。
由於鄧、葉的元老地位，"一國兩制"的內涵從此即未曾更動，不過，無論葉、鄧，其特色都在於"兩制"的條件是由北京單方授與的，而不是經由兩岸協商，"兩制"中的台灣這一制應該如何，台灣並無真正角色；習近平今天的說法，則是授予台灣對兩制內涵的置喙或修正之權力。
這個倡議，與胡錦濤10年前主張"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可以相提並論，但前者談的是統一之後的"兩制"下的"台灣方案"，後者卻是統一之前的"政治關係"，兩者卻不可同日而語。這顯示，習近平雖給了台灣統一後的前景置喙的空間，卻不再談統一前的定位，希望加深台灣內部對於統一前景的思索，以及對統一議題的緊迫感。
其次，習近平今天談話的另一重大改變是，兩岸的和平方案不再是兩岸當局負責商談或制定，而是"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所推舉的"代表性人士"出面，而"和平協議"這個更具有對等意涵的法律詞彙也已經全然消失。
胡錦濤在10年前的談話中呼籲："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但到了習近平卻只剩下"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
其中胡錦濤的"和平協議"是由"兩岸"即兩岸政府各自授權之代表負責磋商，但如今的"制度性安排"，台灣這一方卻顯然只能由非官方性質的"政黨"、與"界別"的代表負責跟北京商量。
第三個重大的差別在於，習近平重拾了江澤民1995年"江八點"中"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說法。這顯然是針對台灣的"台灣人"認同升高到歷史高點而說的，亦即，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提是：兩岸皆是"中國人"，如果台灣內部的認同竟然進展到了幾無"中國人"可言的境地，那麼"和平統一"的前提也就消失了。不過，相反地，如果"中國人"認同上升，卻可以"中國人幫中國人"，讓台灣享受更多的經濟利益與發展機遇。
這三個與胡錦濤10年前談話的重大差別，凸顯了北京在主導兩岸關係上大幅增進的自信與實力，台灣顯已不被當成一個足以與中國匹敵的對等實體，而是被時代潮流牽動的籌碼，習近平不認為台灣還有時間蹉跎，他將統一更為赤裸地拋在台灣的面前，逼着台灣去面對這個不太舒服的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