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群人是赴華談判的美國貿易代表團，帶頭的人名叫巴爾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一個小時前，她的副手約見中方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聲稱“雙方分歧越談越大”，沒必要繼續談了。但在王府飯店門口演足戲之後，這個喜歡佩戴精緻絲巾的女強人在凌晨5點再次回到談判桌前。
也許巴爾舍夫斯基自己都沒有預料到，36個小時後，她又將與白宮的首席經濟顧問斯珀林(Gene Sperling）一起躲在東長安街2號外經貿部二樓簽字室旁邊的一個女廁所里[1]，再一次撥通了克林頓的電話，她看着斯珀林難掩興奮地說，“總統先生，世界上最艱難、最偉大的談判結束了。”
在鋪天蓋地的新聞里，人們更願意用“世紀談判”來稱呼那場歷史事件。美國駐華大使館、王府飯店和外經貿部大樓構成的方圓5公里，吞吐和吸納着媒體的無數猜測與想象。而籠罩北京城的不單單是關稅、貿易、開放這些概念，還有南聯盟大使館上空的疑雲和席捲加利福尼亞的“朱旋風”。
談判桌背後的36個小時，勾勒着兩個舉足輕重的國際力量長達幾十年的博弈。
1. 死局
如果一切順利，巴爾舍夫斯基在11月14日這天應該可以抽出空來，看看故宮和王府井。
按計劃，美國大使館本應在這天凌晨——也就是中國加入WTO第25輪磋商的第五天向媒體發布消息，但在凌晨三點，巴爾舍夫斯基的副手、美國助理貿易代表卡西迪(Robert Cassidy)跟龍永圖撂了一番狠話，美國代表團隨即在王府飯店上演“欲離還休”，沒有任何消息留給苦等一夜的媒體。
兩天前進行的談判並沒有讓雙方給彼此留下什麼好印象，焦頭爛額的白宮首席經濟顧問斯珀林沒能控制好情緒，忍不住向中國談判團怒吼：如果一直這樣下去，中國將“永遠、永遠、永遠、永遠”不能加入世貿。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隨即拍案而起[3]，“中國人害怕外國人發火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11月14日凌晨5點，巴爾舍夫斯基和斯珀林再一次坐到石廣生面前，繼續談判。雙方體力早已透支，但仍然毫無進展。
下午四點，克林頓的專機正在做着最後的調試工作，等待兩個半小時後的歐洲之行。巴爾舍夫斯基向面露疲態的石廣生下了最後通牒——必須要在克林頓總統到達歐洲之前達成協議，以便總統在出訪前對外宣布結果，否則美方代表團就要在15日上午離開北京，並宣布中止談判。
這意味着留給中國的時間只有不到24個小時。
60歲的石廣生顯然沒有為這個突如其來的攤牌做好準備。前一天晚上，他跟總理以及十幾個部長開會開到凌晨三點[5]，接着他又馬不停蹄地參加了凌晨五點開始的新一輪談判，下午就接到了美方近乎要挾的通知。石廣生深知，此時哪怕是一點點失誤，都會讓前面十多年的努力付之東流。
其實中國在1986年7月正式提出“復關”申請後，入世談判一度非常順利。
按照“關貿”以及後面世貿組織的規定，所有成員國都有否決權，因此當一個國家提出加入申請後，需要跟成員國逐一進行談判。每個國家的訴求不一樣，比如冰島的焦點是魚類、厄瓜多爾的焦點是香蕉、馬來西亞的焦點是棕櫚油，搞定這些國家並不難，最難攻克的是美國。
中美之間涉及了6000多個稅號的產品，而根據非歧視性原則，雙邊談判的成果適用於所有成員國，因此大部分成員國都樂意見到美國對中方的高價勒索。
但畢竟當年正值中美十年蜜月期，那是黑鷹直升機都往中國賣的基情燃燒歲月，冷戰的地緣政治讓兩國緊密合作，中美談判一度出現了比較好的勢頭。1988年外貿部討論復關工作，李嵐清、沈覺人等幾位領導都對談判的進展表示樂觀，當時會議氣氛熱烈，大家談笑風生[4]。
1989年5月的中美磋商後，中國似乎已經踏在了關貿的門檻上。但一個月後所有事情都改變了，按部就班的談判變成了艱難的鏖戰。這是一個漫長又痛苦的過程，沒有柳暗花明、沒有峰迴路轉，也沒有“小球轉動大球”這樣的神來之筆，只有無窮無盡的相持與對峙。
十年之後，同樣的困境擺在了石廣生面前。面對巴爾舍夫斯基的“最後通牒”，石廣生要求先跟朱鎔基總理通個電話。但還沒等石廣生打完電話回來，美方代表團就急匆匆的要離開，外經貿部的一位司長追出去問你們去哪兒？駐華使館臨時代表麥克海隨口說我們去接總統電話，馬上就回來[6] 。
中美談判過程最弔詭的一幕出現了：美方代表團徑直離開了外經貿部，為了躲開記者們長槍短炮的追蹤，車隊從側門兵分幾路撒開腿就跑[7]。 此後，代表團仿佛從空氣中蒸發了一樣，再也聯繫不上。不管是通過外交部聯繫駐華大使館，還是石廣生把電話打到王府酒店，都找不到人[6]。
躲着中方談判人員的斯珀林，在美國駐華大使館撥通了克林頓的電話，匯報道：中方作出了一些讓步，但現在談判局勢又惡化了，美方是否也作出對應的妥協，以便讓談判順利完成[7]。在飛往土耳其途中的克林頓很直截了當地拒絕了：“不，你們已經竭盡所能了。”
於是在11月14日下午6點，一群美國人在北京城“消失”了。
2. 拉鋸
這種“掀桌子甩臉子”的橋段，是美國代表團的傳統表演項目，在長達幾十年的中美貿易談判中，上演過多次。
1992年10月10日，中美就301調查的貿易談判到了最後一天。午後，美方副代表突然說不談了，首席代表Hills要去歐洲開會，三點半要上飛機。中方代表佟志廣神情自若：不談拉倒，並馬上要求在談判記錄記上：美方中止談判。然後說：沒別的事的話，我們就直接對媒體宣布談判結束吧。
會場一片寂靜，對方副代表退出會場去請示，過了一會回來說，Hills推遲了動身，四點半再走。實際上當天Hills一直到夜裡11點45都沒走[8]。佟志廣陪美國人熬到午夜，最後美國人繃不住了，同意將“美國堅定地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日加入《關貿總協定》”這句話原封不動地寫進了協議。
冷戰結束後，中美蜜月期一去不復返。1991年，美國兩次對中國發起了301調查，4月份針對“知識產權”，10月份針對“市場准入”。並且宣稱如果不能在1992年底前達成協議，就將針對39億美元的商品發起懲罰性關稅。上述佟志廣跟Hills的談判，就是針對“市場准入”的301調查。
在那些年的談判里，中美一直在反覆拉鋸，留下不少語錄和故事，比如吳儀怒斥的那句：“我們是在和強盜談判，請看你們博物館裡的展品，有多少是從中國搶來的。”不過除此之外，談判的進展並不大。中國原本期望在1994年底前復關，但因美國的重重阻撓未能實現。
1997年主席訪美，在夏威夷、華盛頓、費城等地留下了許多令人難忘的影像和故事。在訪美期間，中方要求克林頓做出承諾，在1998年底前接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此美國總統表示將“在不違反有關規則的情況下盡全力促成此事”，一度陷入停滯的中國入世談判似乎重新看見了希望。
這種美好的氛圍在1998年下半年再次遭遇雜音，尤其是大張旗鼓的“考克斯報告”。
1998年，美國國會成立了“對華技術轉讓特設委員會”，該委員會的主席考克斯（Christopher Cox）炮製了一份長達700多頁的所謂“對華技術轉讓報告”，報告信誓旦旦的宣稱，在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工作的華裔科學家李文和，向中方透露了W88核彈頭的關鍵技術。
在前蘇聯屍骨未寒的年代，煽動性的語言，莫須有的揣測，加上“核彈頭”這樣性感的詞彙，總能夠迎合大眾對“冷戰”的想象，再配合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堅挺的中國經濟，美國社會對中國的反感迅速蔓延開來，媒體上充斥着口誅筆伐。二十年後，這套動作原封不動地被施展在華為身上。
事後看，這些指控基本都落空了。1999年12月，四位斯坦福大學教授發表研究反駁考克斯報告[9]，認為“語言充滿煽動性，部分證據和結論毫無根據。”2000年，無法被定成間諜罪的李文和獲釋，美國司法部和能源部賠了他89.5萬美元，《紐約時報》在內的5家媒體賠了他75萬美元。
但在當時的那個時間點，這些事後的糾正並無出現的端倪，輿論一片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架勢，中美談判再次遭遇寒流。
這種寒流跟美國兩黨鬥爭不無關係。1998年，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失利，在萊溫斯基案中也未能如願，於是攻擊克林頓的對華政策，便成為了共和黨2000年大選的重要籌碼。在這種背景下，克林頓期待通過邀請中國總理訪華，來緩解國內的反華情緒，就像兩年前中國做的那樣。
只是這項備受矚目的訪問從一開始就被白宮染上了一層荒誕的底色。1999年3月26日，即在北約發動針對南聯盟軍事行動的第二天，白宮方面急匆匆的宣布了朱鎔基將於4月6日造訪美國的消息，但媒體向中國外交部發言詢問時，並未得到證實，直到4月2日，外交部才正式宣布了總理的行程。
那天晚上，朱鎔基在紫光閣接受了道瓊斯公司董事長康比德夫婦的採訪，他說：“別搞錯，中國不是乞求加入世貿組織，當然我們希望能夠加入世貿。為爭取加入世貿，中國努力了13年，但這並不說明中國離開世貿就活不下去了。過去13年的歷史證明，我們可以活下去，而且越來越好。”
儘管面對媒體態度依然強硬，但當時朱鎔基已經考慮就條款作出讓步，他向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透露[7]，中國決定開放市場，包括電信、保險和農業等領域，以加入WTO。時值中國的國企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朱鎔基有意以開放倒逼改革，決定在上述領域給予美方超出預期的談判條件。
歷史告訴我們，任何對外的利益讓步，都會面臨內部的爭議，即使這種讓步會在未來得到十倍百倍的回報。因此在跟康比德夫婦的那場採訪中，朱鎔基還說了一句話[16]：“這次訪美是兩面不討好，一些美國人不歡迎我，而一些中國人不要我去，我面臨的是非常困難的工作。”
在這種複雜的背景下，朱鎔基帶着吳儀、石廣生、龍永圖等人啟程了。1999年4月6日上午9點30分，專機降落在洛杉磯國際機場，當天大雨傾盆。
3. 虎穴
朱鎔基要面對的，是一個充滿敵意的美國。他一下飛機就宣布中美就農業合作達成協議，作為農業出口大州加州人立刻對這位倒八字眉老人充滿了好感，朱鎔基調侃到“你們加州的參議員范恩斯老太太每次訪華都要談加州的柑桔出口問題，謝天謝地，從今往後終於不用再談了。”
不拿演講稿的朱鎔基幽默、犀利並且真誠，他向美國人留了個懸念“我們給出了非常好的出價”。當美國記者打聽具體細節時，他又賣了個關子，“現在不能透露，否則巴爾舍夫斯基知道了，她又要提出新的條件。”談判代表龍永圖大有深意的向媒體表示“如果美國再不滿意，會後悔很多年。”
朱鎔基的坦率和真誠在加州颳起了“朱旋風”，與此同時，克林頓在華盛頓為中國總理的到來做最後準備。他向政界和輿論界呼籲：不要讓對華政策成為“總統大選驅使的冷戰”。美國總統試圖讓他的國民相信，讓中國以“合適的商業條件”加入WTO，對美國具有深遠的意義。
但美國政府向來不是總統一個人說了算，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華盛頓分成了兩派：
贊成達成協議的方面主要是長期與中國打交道的貿易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桑迪伯傑。他們已經看到中國人確實做出了讓步，勸誡應該“見好就收”，不該讓朱鎔基空手而歸。
反對達成協議的方面主要來自經濟界，財政部長魯賓、商務部長戴利和總統首席經濟顧問斯珀林，他們相信拖一拖可以從中國人手裡拿到更好的報價。財政部長戴利堅持要求中國向外國經濟公司開放證券市場，並允許外國銀行向中國人提供汽車貸款。
反對派在爭執中占據了上風，克林頓最終決定不與朱鎔基達成協議。他要求巴爾舍夫斯基向中國方面提出新的條件，增加保護美國紡織業的條款，以討好美國紡織重鎮北卡羅來納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紡織是中國產能過剩最嚴重的產業，擴大對美出口對中國至關重要。
巴爾舍夫斯基明白朱鎔基不可能答應，但她別無選擇。朱鎔基對此並不知情，當他抵達華盛頓時，負責接機的龍永圖相當樂觀的報告，“差不多了”。 在4月8號的宴會上，歇了口氣的總理以一種美國式的直率結束了致辭，“I love Chinese people，I love American people.”
但在當天晚些時候，在中方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美國在其貿易代表辦公室的官網上發布了其單方面起草的《中美關於中國加入WTO談判情況的聯合聲明》，附在其後長達17頁的附件將諸多中方並未答應的美方要價公布於世，並稱之為談判結果，企圖逼迫中國就範。
其中關鍵的一條是帶有歧視性的一般保障條款，這是針對中國的特殊反傾銷條款，一旦實施，中國的紡織等行業的命門將被掐在美方手中。這將朱鎔基和他的談判代表團逼入死角。對此吳儀憤怒的說：這不是中國加入WTO的協議，在加入WTO前，中國所承諾的出價都不能算是同意。
這是朱鎔基此行“最黑暗的一天”。根據《他改變了中國》一書裡的說法，這份《中美聯合聲明》被立即翻譯後分發到了中國高層領導人手裡[11]。反應就像是6級地震，謠言愈傳愈烈，有人以為朱鎔基已經同意了美國公布的條款，憤怒質疑，“老朱怎麼能做這種事？”
吳儀與她的老對手巴爾舍夫斯基立即開啟了針尖對麥芒的談判，但此刻雙方都已經沒了退路，一場廝殺在所難免。
4月9日，華盛頓的各界人士在拉德飯店舉辦了盛大的晚宴，朱鎔基遲到了一個小時，他解釋道：“今天是個terrible day，你們知道我剛才為什麼遲到嗎？因為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問題上出現了麻煩。估計此刻我們的吳儀國務委員和她的美國談判對手正在吵架。”
朱鎔基接着袒露自己的無奈，“中國已經做出了極大的讓步，我們也認為應該做這樣的讓步，引入競爭機制對對促進中國企業的發展也是有好處的，但我們只能step by step（一步一步來）。現在美國還要我們做出更大的讓步，我不是擔心要下台，我擔心的是即使我簽了這個協議，中國人民也不會答應。”
他用一句半玩笑半認真的話收尾：“你們既不賣計算機給我們，又不賣衛星給我們，什麼都不給。難道只想賣小麥和橘子嗎？當然我們光吃小麥和橘子也能活下去，但我們沒辦法過得更好啊。”
在另外一邊，兩個女人的交鋒便沒有這麼文質彬彬。談到凌晨2點，等在外面的記者聽到消息，巴爾舍夫斯基準備撤了，談判瀕臨破裂。吳儀並不示弱，稱中國總理將於明天離開華盛頓，言外之意是中國人不怕空手而歸。巴爾舍夫斯基自知要給總統和媒體一個交代，又坐下來繼續談。
經過通宵達旦的唇槍舌戰，破曉時分，巴爾舍夫斯基走了出來，她本就顴骨高一臉苦相，現在滿臉倦容更顯得衰老。一個在場的中國記者感嘆“如此憔悴，面容變化了很多，都有點兒不敢認了。”
在4月10日朱鎔基一行離開華盛頓的前一刻，雙方重新對外發布了新的《中美聯合聲明》。美方承諾堅定地支持中國在1999年加入WTO，當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朱鎔基總理和克林頓總統達成協議的新聞。這讓中方多少找回了一些顏面，但真實的裂痕，雙方都心照不宣。
聽從了強硬派意見的克林頓，此時反而受到了媒體界和產業界的詰問。大公司們幾乎是在向他的經濟顧問斯珀林咆哮，記者們則火力全開：“他入主白宮以來最後悔的事情有兩件，一個是勾搭了萊溫斯基，一個是拒絕了朱鎔基。前者證明了總統的無恥，後者則證明了總統的無能。”
局促不安的克林頓在朱鎔基即將離開美國之際，先後打了兩個電話向他表達歉意，希望能夠立即和中國簽署協議，甚至可以派人隨中方到加拿大去簽合同。察覺到轉機的朱鎔基希望把這種重要時刻帶回國內，他向美國總統示意，美國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派人到北京去談判。
1999年4月14日，朱鎔基的專機從波士頓洛根國際機場起飛，離開美國。雙方的貿易代表或許已經在期待在北京的談判。但此時離三枚炸彈擊穿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屋頂，只剩下短短的24天了。
4. 破冰
1999年11月14日晚上，美國代表團“人間蒸發”，談判陷入死局。人們無從得知，斯珀林是否會為他幾個月前的錙銖必較感到後悔——朱鎔基的訪美被認為是中美世貿談判距離達成協議最近的一次，但作為強硬派的他，牽頭給朱鎔基製造了“最黑暗的一天”，搞砸了一切。
不辭而別的美方代表團，也讓中國談判代表們感到氣憤，這算什麼意思呢？他們相互約定，誰也不能向美方示弱。不過龍永圖還是打聽到了美國人的動向：據酒店禮賓部說，美國人決定第二天早上坐十點飛機啟程回國，要求安排開道車，然後有些人去泡酒吧了，有些人去逛商場了[10]。
這天夜裡，無論是美國的巴爾舍夫斯基和斯珀林，還是中國的龍永圖和石廣生，都已經準備好了接受一個無功而返的結局。
六個月前，參與中美貿易談判的相關人員眼睜睜地看着這一切戛然而止。當時中國國內群情激奮，憤怒的群眾自發地前往美國大使館示威，高喊着“打倒美帝國主義”。在華的美國大企業人人自危，學英語的民營教育機構新東方遭遇了成千上萬名學生要求退款，幾乎倒閉。
危機發生後，克林頓打電話給國家領導人，請求繼續進行貿易談判。我方表示，在當前的氛圍下進行WTO談判時不適宜的。
轉機來自意外的插曲，在1999年夏季的美國女足世界盃上，中國女足連勝5場殺入決賽，對手正是美國隊。在克林頓看來這是天賜良機，他決意效仿周恩來和尼克松導演的那場“乒乓外交”。美國總統親臨現場觀看了決賽，並在賽後第一時間用誇張的語氣向中國表示了祝賀。
隨後在上海舉辦的全球財富論壇吸引了大量美國的商業領袖，他們紛紛表態看好中國。百事可樂董事長表示“要讓每個中國人喝一罐百事可樂”；通用汽車總裁展望未來稱“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汽車市場”；《財富》雜誌的編輯們則更加直接，“欲獨霸世界，先逐鹿中國”。
在這樣的氛圍下，雙方高層才開始重新頻繁接觸。8月和11月，克林頓先後兩次致電國家領導人，希望能夠儘快和中國恢復談判。這才有了11月的巴爾舍夫斯基率團訪華，雙方此時的分歧在於，美方認為可以抓起4月8日朱鎔基訪美時的協議就跑，而中方則覺得過了這村沒這店，一切必須推到重來。
雙方此時的分歧點已經非常清晰：美方要求在保險和電信行業擁有持股51%的權利、取消化肥的專營貿易、擁有15年的反傾銷條款和特殊保障條款、以及音像製片的出版和發行權利。同時，中美的文化差異也在給談判製造障礙，比如中方願意做出一些讓步，但不允許留下文字，美方則表示不可理喻。
中美文化差異在兩國談判的歷史上鬧出過好多笑話，比如翻譯直譯了佟志廣講的“成竹在胸”一詞，美方代表以為他胸里長了一根竹子，疾呼趕快送醫院；李嵐清引用孫悟空大鬧天宮比喻中國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西方媒體嚴肅地引用：假如中國如果無法入世，就將變身巨型猩猩示威。
龍永圖是少數能夠彌合這種文化分歧的中國官員，這位從貴州走出的外貿悍將身上始終保留了大山人的耿直與倔強。這使得他在有的時候顯得不夠圓滑，他有過當着外國談判對象的面訓斥有人是“部門利益的代表”；他也有過讓傲慢的美國官員滾出自己的辦公室；他甚至還放過朱鎔基的鴿子。
據追蹤報道加入世貿的白岩松回憶，龍永圖長期只有一套高級西裝，每次回到辦公室都很仔細的掛好。在海外談判很少去逛商場，因為買不起，感覺丟了面子。早年在日內瓦參加談判，主辦方給他定的套房，他都要晚些時候悄悄去退了換單間，好為國家省點外匯。
長期外交和貿易經驗，讓龍永圖成為談判的關鍵人物。11月14日夜裡，朱鎔基總理親自給龍永圖打了電話，指示他跟美方代表聯繫。
電話里的朱鎔基說，不管是否能夠達成協議，明天還是要按照慣例召開一個新聞發布會。後來，雙方對如何重新建立聯繫的過程出現了回憶分歧：龍永圖聲稱是美方副談判代表卡西迪主動要求從早晨三點半開始會晤，但斯珀林堅稱是中方邀請他們去外經貿大樓，還不透露目的。
但無論如何，在11月15日凌晨三點半，中美談判代表再一次回到了談判桌上。沒談多久，龍永圖就發現了異樣：美國談判代表團提議把這些年達成的500多頁協議逐一校對，嚴謹到每一個標點。他敏感地意識到，美方是有意願達成協議的，“應該給最高決策層傳遞這一重要的信息”。
沒有太多猶豫，他決定打一個越級電話。
5. 落錘
11月15日早上6點，龍永圖給朱鎔基辦公室打電話，被告知昨天總理和美國國務卿一直聊到晚上三點半，還沒有起床。到了七點鐘，龍永圖打了第二個電話，這一天中國正在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如果還找不到總理，可能一切都來不及了。此時談判桌上雙方已經準備鳴金收兵了。
九點半，龍永圖接到了他期待已久的電話，他幾乎是從會議室跑着出去。朱鎔基語氣嚴肅的問他：“龍永圖，你跟美國人談了這麼多年，你給我一個判斷，美國人這次到底願不願意簽？”龍永圖不顧後果的向總理做了承諾“根據我跟美國人打交道的經驗，他們是願意簽的。”
朱鎔基問：“你有什麼證明？”龍永圖回答道：“他們已經開始校對文本了，校對文本說明他們準備簽了。”
朱鎔基用具有穿透力的聲音告訴龍永圖：“好，我相信你的判斷，你一定要和美國人談成，不要把他們放跑了。”龍永圖心裡有了底。
更大的專機出現在上午10點。吳儀來到了外經貿大樓，告知中方談判的主將們，朱鎔基總理已經來到了談判現場。龍永圖後來回憶稱他先向總理匯報了當前談判中最主要的分歧點，作為世界上可能是最了解世貿具體情況的總理，朱鎔基隨即表示：由他親自來和美方代表談。
如今互聯網上四處可見這次談判的野史，比如朱鎔基在最關鍵時刻怒斥龍永圖不要再遞條子。但其實能讓步到什麼地方，朱鎔基和龍永圖心中都早有計量，只等待最後的拍板時刻。《朱鎔基講話實錄》是公開資料中唯一詳細描述了總理跟美方談判細節的資料，其實沒那麼多傳奇性。
在談判中，朱鎔基親自拍板了日後備受爭議的“特殊保障條款”15年的期限。所謂特殊保障條款，即當美方判定中國對其的出口造成了美國國內產業受損時，可以針對中國出口產業進行限制配額和提高關稅。中方此前一度要求這一時限不超過5年，但美國國會則堅持時限必須達到20年以上。
這一日後備受爭議的條款，換來了美方不再要求對電信和保險行業持股超過51%的妥協。在音像方面，中國承諾日後每年進口20部美國電影，但駁回了美方在中國出版、製作、發行音像以及對電影院控股的要求。斯珀林在15號早上臨時起意的要求中方放開化肥的專營，中方予以了堅決的反對，但放開了美方銀行在國內汽車信貸業務上的限制。
雙方亮出幾乎所有底牌後，巴爾舍夫斯基隨後在請示了克林頓後，旋即決定與中國達成協議。
記者們已經在外經貿部大樓外面蹲守了整整六天，或見巴爾舍夫斯基眉頭緊鎖的出來，或見石廣生、龍永圖面無表情的踱步，但具體的進展一所知。11月15日這一天是周一，新華社記者劉兵發現來了許多港澳和外國記者，他們消息比較靈通，劉衛兵意識到今天可能會出大事。
中午，一位新聞官出來說話“今天別走”，記者們恍然大悟，手快的人已經開始準備寫新聞稿。當天下午港股氣勢如虹的開始拉升，紅籌股指數大漲近2%。
下午2點50分，外貿部一位姓胡的官員向中外記者宣布，中美雙方將在一個小時內就中國加入WTO達成協議。記者們紛紛做好了向簽字大廳衝鋒的準備，一位香港報社的記者在不停的打電話聯繫外貿部的同學，“我怕待會擠不進去！”
3點25分，不知哪位官員喊了一聲“可以過……”，話還沒說完，記者們就蜂擁而入，《中國日報》的著名記者徐金星還摔了個大跟頭。沒在大廳里搶到好位置的女記者，脫了高跟鞋直接爬上了外貿部的真皮沙發。記者們熟悉的官員陸陸續續的走了出來，一位中方女代表已經激動地流下了眼淚。
3點48分，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副部長龍永圖、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美國總統經濟顧問斯珀林和三位身着紅裝的禮儀姑娘站到了大廳北側。兩分鐘後，他們在協議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
焦灼而緊張的36個小時結束了，自此中國的入世之旅已經是輕舟已過萬重山。2001年11月21日，這個龐大古老卻又生機勃勃的國家，正式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
6. 序章
在中美談判落錘的666天之後，兩架飛機撞上了紐約的世貿大廈，美國戰略全面轉向反恐；與此同時，憑藉融入全球貿易網絡，中國開始了史無前例的重化工業進程，從2001年的世界第六大出口國，花了8年時間就躍居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並在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更重要的是，加入世貿組織讓中國人民的勤奮和智慧，在全球貿易體系裡得到了一個相對合理的定價。
這裡面無數普通人的命運得到了改變：他們或是在東莞的工廠里打工攢錢，或是在崑山的倉庫里跟蹤訂單，或是在省際的高速上駕車運貨，或是在深圳的寫字樓里熬夜加班……這些普通中國人的勤奮、堅韌、智慧、磨難串聯在一起，就是中國奇蹟最重要的部分。
凡是過往，皆為序章。1999年那驚心動魄的36個小時，開啟了一扇歷史的大門，中國人融入世界的努力，還遠沒到結束的那一天。
全文完，順祝春節愉快~
參考資料：
[1]. 石廣生回溯中國入世的艱難歷程，21世紀經濟報道，2011
[2]. 變化：1990-2002年中國實錄，凌志軍，2003
[3]. 中國加入WTO談判歷程，石廣生，2011
[4]. 世紀談判：在復關和入世談判的日子裡，王毅，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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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李嵐清，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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