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革命與馬列中國　專欄

　　中共在蘇俄的命令和指使下，參加國民黨和國民革命，企圖把中國國民革命誘逼成為中國共產革命的陰謀，隨着他們反對、利用、破壞和公開背叛北伐，直至公然叛變國民革命的逐一暴露和一再失敗，而終於被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人清除出了國民革命陣營。因為，不如此，反對軍閥復辟混戰的偉大國民革命目標就不可能完成；不如此，國民革命就只能功虧一簣，半途而廢；不如此，非但北方軍閥打不到，人民的願望不能達到，北方的大軍閥甚至要與蘇俄和南方殘餘軍閥勢力裡應外合，進行“南伐”，以對中國國民革命進行反攻倒算。一九二七年直魯軍閥張宗昌等竟然打過長江，險些占領了中華民國首都南京的險象，實在已經將這個危險表現得明明白白。

　　然而，蘇聯既沒有從他在中國的失敗中汲取教訓，中共則更是要在蘇俄對中華民國的新一輪顛覆中，為糟蹋自己的民族和國家而“盡其功”。一九二七年夏天，斯大林不僅派羅明拉茲來中國領導並指揮已經遭遇失敗的共產革命，並且帶來了蘇俄交給中共的“新三大任務”。這三大任務就是要在北伐即將成功，國民革命即將勝利，中華民國即將獲得初步統一之時，煽動工農運動，發動武裝暴動，篡立俄屬蘇維埃政權。直至要在北伐已經成功，國民革命已經勝利，中華民國已經獲得了初步和平統一之時，乘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國，而迅速篡立背叛祖國、認宗蘇俄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今天，我不講中共是怎樣在蘇俄顧問和蘇聯駐中華民國使領館的直接策劃、指揮和配合下，於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南中國發動“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的。今天，我甚至不講羅明拉茲又是怎樣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上海臨時中央擴大會議上，向中共布置“如何在中國南方農村進行大面積的燒殺、綁架和強迫農民參加暴動”的任務的。一位叫做貝聿的中國大陸學者，在他題名為《中國左禍》的書裡，已經詳細地將上述罪行敘述得明明白白。我今天只想講兩個問題，一是在中東路戰爭爆發、蘇聯大規模侵略我國東北的時候，中共是怎樣執行斯大林“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的。因為這實在是一個志在與蘇聯侵華戰爭“裡應外合”的徹底賣國行為。二是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共又是怎樣立即接受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命令，不僅趁機發動武裝暴動和暴亂，而且乾脆篡立認俄為祖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因為這是中共出賣祖國、分裂國家、製造兩個中國的明確歷史罪證，它甚至成了日本和溥儀在中國東北篡立偽滿洲國、即“第三個中國”的序幕和樣板。

　　首先我們講中共的“武裝保衛蘇聯”。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東北地方政府查明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竟是蘇聯指揮中共叛亂的巢穴，遂逮捕了正在這個巢穴裡面開會的三十九名中共黨員，並根據中華民國政府要逐步在中國境內收回中國主權的決定，根據一九一九、一九二零年蘇聯政府曾公開發表的“放棄一切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放棄沙皇俄國在中國所有特權”的聲明，宣布武力接管中國境內的“中東鐵路管理權”。這自然是一件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大事情。

　　一九二九年八月，蘇聯非但不承認自己以前的宣言和聲明，而且宣布與中國斷交，並藉此對中華民國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曾充當廣州革命政府軍事顧問的加侖將軍，遂率領八萬軍隊迅速地侵占了我國東北東、西兩邊的重要門戶。蘇聯的海空軍也協同作戰，進犯我國的領海和領空。

　　於是，早在一九二八年就要求各國共產黨要保衛蘇聯的斯大林，又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給中共發來了命令，稱﹕“誰忠誠地、真正地、堅定地、並且是毫無保留地武裝起來保衛蘇聯，誰才是革命者，才是國際主義者”。斯大林這個對中共的命令，至今仍明明白白地收集在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裡面。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唯恐中共不接受斯大林“武裝保衛蘇聯”命令的共產國際，又頻繁地發來電報指示，要求中共堅決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策略，並且明確指出，“武裝保衛蘇聯就是要在全國發動武裝暴動”。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當時的中共最高負責人李立三即在中共江蘇省“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第六十號通告，它的標題就是“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這就是李立三所謂極左路線和盲動主義的由來。然而，中共黨史專家卻對此明白說道﹕“共產國際命令中共發動武裝暴動的一系列指示，就是要適應蘇聯對中國中東路戰爭的需要”。請參見中國大陸出版的《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以及《王明傳》這兩本書。

　　中共立即接受、決策並在全國範圍內執行了“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一九二九年的那一場遍及南中國城鄉的武裝暴動，就因此而爆發，並由此而構成了一連串武裝叛國的罪行。

　　一九三零年一月，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馬基亞爾，終於高興地在莫斯科《真理報》發表了“無產階級在遠東的勝利”這篇文章，宣稱﹕“把中東路衝突的順利解決看成是結尾，看成是終場，那將是極大的錯誤。這一衝突不是戲的結尾，而是一場戲的序幕”。蘇俄的得意之心和狼子野心實在是溢於言表。

　　確實，這不是一幕戲的終場，而是它的序幕。因為，中共另一場更大的、並且同樣是在“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下所實行的武裝叛亂，終於隨着“九·一八”一聲槍向，而再一次爆發在國難當頭的中國大地之上。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即“九·一八”事變後兩天，共產國際立即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十一次全委會會議，通過了“關於當前中國共產黨的緊急任務案”。這個“緊急任務案”，就是要在國難當頭的中國，命令中共繼續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立即發動全國城鄉的武裝暴動，包括發動工人罷工和學生示威遊行。當晚，中共中央在接到共產國際的電報指示之後，就立即通過了“關於執行共產國際緊急任務案的緊急任務案”，並宣稱﹕“九一八之後，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決死鬥爭。”並宣稱，要利用“九·一八”事件，“迅速奪取一省、數省勝利和實行武裝暴動的總計劃”。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蘇俄的國慶日，中共終於在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旨意之下，在中國江西瑞金篡立了認俄為祖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它的中央政府秘書長鄧小平不僅在宣言中繼續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而且進一步要求發動全國暴動和擴大中共的“蘇維埃共和國”，甚至為了分裂和瓦解中華民國，而公然在它的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第十四條里，號召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都起來實行民族自決並成立自己的獨立國家。正處在國難當頭的中華民國，不僅遭遇了由蘇俄和中共又一次發動起來的大規模武裝叛亂，而且又一次遭遇了國家分裂的痛苦，直至造成“兩個中國”的出現。這，即使是在軍閥混戰割據的年頭，都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國家分裂現象。因為，即便是旨在復辟混亂的大小軍閥們，都從來沒有任何人要在一個外國的指使下，公然地反對祖國，肆意地分裂祖國，特別是製造“兩個中國”。中共實在是製造“國家分裂”的始作俑者。

　　然而，在斯大林的眼裡，這幕戲終於唱到了他們所需要的“高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九日，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立即在莫斯科《真理報》發表文章，不勝欣喜地說﹕“中國正在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它已經顯示了一個革命的中國的存在。”

　　一九三二年初，當中國人民的“一·二八”淞滬抗戰正打得血肉橫飛之時，當全國人民都沉浸在失土受辱的悲痛和抗日救國的豪情之中時，當時的中共領袖王明則在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授意之下，連續寫了若干篇文章，一再的宣稱﹕“今天中國面臨的是兩國之爭，即新生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腐朽的中華民國的鬥爭”，“兩國之爭，決定着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全部政治生活的核心。”請大家查閱中國大陸出版的《王明傳》一書。

　　就這樣，一場場更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又在中國南方的貧困鄉村被中共發動起來了；一次次以“抗日”為旗號的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直至遊行、示威、動亂和暴亂，遂在中共的種種陰謀策劃下，此起彼伏在中國的各個大中城市裡面。國難當頭的中國，再一次遭遇了外患和內憂的可怕煎熬。

　　我們有許多朋友，都很不明白，中共何以能夠在北伐成功、中華民國已經初步獲得統一的歷史條件下，發動武裝叛亂和叛國，甚至能夠篡立一個認宗蘇聯的國中之國，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它利用了三個機會，一個就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新、舊軍閥叛亂，毛澤東所謂“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這篇文章便參透了它的玄機。一個就是中東路戰爭和斯大林交給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再就是“九·一八”事變的爆發。由此可見，正是外患內憂，才為中共的武裝造反帶來了天賜良機。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紅軍逃出江西瑞金，直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發生，其間整整五年，日後曾一再吹噓自己領導了抗日的中共，何曾派過一兵一卒赴東北抗日，何曾派過一卒一兵赴上海抗戰，他們的所有作為，竟是不斷利用祖國遭遇侵略的大好時機，在蘇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號召共產革命，發動武裝叛國，製造國家分裂，篡立國中之國，使得原來就陷於災難的祖國，更加地陷入了苦難的深淵。更何況中共的武裝造反，與歷史上所有的武裝造反所絕然不同的是，它是在一個外國的直接命令和指揮下，對自己國家的顛覆和對自己民族的叛賣。

　　此後，雖然中共的武裝叛亂和叛國，在國民革命軍的迭次圍剿下，基本失敗，但是，它卻在另一個歷史機遇之下，死灰復燃。而這個機會，不僅是由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所造成，而且，它的先機，更是為中共策劃的“西安事變”所製造，從而促使了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提前爆發。而中共卻迎來了它藉口抗日以圖存和擴張的最好歷史機遇。